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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珍贵古籍：《楚辞集注》
(2017-12-05 21:4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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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楚辞集注历史收藏价值 |
分类： 人文综述 |
朱熹的《楚辞集注》，至今流传着几十个不同的版本，它们都被称为是朱熹的作品，之所以会产生不同版本，说明它们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至少暴露出它们是大同小异，内容多有重复，一定要去确认谁绝对正宗，就显得非常的困难。清代的黎庻昌，将在日本收集的元代《楚辞集注》，完全按照原样，印成“古逸”的《楚辞集注》，真是做了一件好事，刘少山将它捐给国家，功劳确实也很大，但要说它一定就是宋代《楚辞集注》的孤品，那就有商量的余地了。
因为在刘少山捐书的二十八年之前，也就是在民国十五年（即1926年），有一部从日本收集的《楚辞集注》，已经被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了，这就充分说明，除刘少山1952年捐出《楚辞集注》，成国家图书馆的“极品善本”之外，保存在故宫博物院的《楚辞集注》，也应该是海内外十分罕见的古籍珍品。看来如果有确凿证据认定，还有一种《楚辞集注》，比“古逸”《楚辞集注》版本更加古老的话，那么“古逸”《楚辞集注》的荣誉，就要让位给新的版本享有了。
如果宋元两代只刻过一个雕版，那么流传至今的《楚辞集注》，只能有一种页面，只能有一种版式，只能有一种版框，只能有一种内容。如果存在很多的版本，版本越多、越复杂，越能说明“百花齐放”方针，当时是得到落实的。思想观念多元化结构，不是一个花瓶、不是一种摆设，如果当时朝廷，只容许存在一种声音，那就不会出现各种《楚辞集注》的版本了。所以有人还要坚持认为“古逸”《楚辞集注》，是历代唯一存留下来的朱熹著作，其实是很不实际的。
“古逸”明确地说过，自己刻的《楚辞集注》雕版，是来源于元代的《楚辞集注》，黎庻昌只是根据元代《楚辞集注》，刻成新的版片，印成了新书。宋、元、明、清，几个朝代都刻过《楚辞集注》的不同雕版。比如说，明代所刻的《楚辞集注》的版本，就有二十五种之多，其中还没有将重印、覆刻本的数量计算在内。如果有人问：《楚辞集注》为什么有如此规模的传播，为什么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千条万条归为一点，就是屈原和朱熹两人的思想，太深入人心了。
其实，当今世界发现朱熹《楚辞集注》还有其他的印本，可以肯定宋代一定还有其他各种的雕版。国家图书馆不是也声称：自己藏有宋代嘉定六年《楚辞集注》印本和宋代端平二年《楚辞集注》印本的吗！嘉定六年《楚辞集注》的印本和宋代端平二年《楚辞集注》的印本，如果内容完全相同，雕版只相隔二十二年，不蛀、不坏、不变形，应该还能够再继续使用。而雕版是用昂贵的梨花木，既费工费料，又耗时耗银，所以要无缘无故去重新雕刻，完全是有悖常理的。
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楚辞集注》印本，不仅有宋代和元代的，又有明清和民国时期的，数量之多，实际的情况是，由于版本的年代，过于久远了，所以后世在整理前朝前代印本过程中，必然碰到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有的书虽然留存下来，但已经是霉菌腐烂，不能分页认字了；有的纸张变脆，一碰散架，折成残片。所以光绪年间，如果黎庶昌能够找到比自己发现的《楚辞集注》更好印本，就不必化九牛二虎之力，再请日本雕工重新刻制《楚辞集注》一书的雕版了。
扬州广陵的《楚辞集注》是怎么一回事？应该说：湖南人以屈原为荣，老乡见老乡找到一个帮，尤其见到志同道合的人。毛泽东是湖南人，从小就十分喜欢“楚辞”，从延安时期开始一直到解放后，一辈子离不开“楚辞”，有一次敌机前来轰炸，他竟然不进防空洞，仍然在坚持阅读“楚辞”。他说：“屈原生活过的地方，我相当熟悉，这也是我的家乡。所以我对屈原，对他的遭遇和悲剧，特别有感受，我们是这一位天才诗人的后代，我们对他的感情，也特别深切。”
1957年12月毛泽东特别指示全国各地，一定要把历代各个版本的《楚辞集注》和屈原的其他著作，尽量地加以收集。结果真是立竿见影，仅仅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之内，就收集到50多种善本书。这么多版本收集的面并不很广，它们大多来自全国图书馆内的收藏，当年的北京图书馆，一下子就送来19种不同的“楚辞”版本。根据多年的社会实践经验，凡是任何太简单、太顺利的工作，往往是会出漏洞的，至少在某一些重要环节上，轻视或者忽略了一些关键性的问题。
短时间，取得好成绩，确实可喜可贺，但也说明工作还停留在做表面文章上。它给人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这次收集“楚辞”的工作，还只是刚刚开了一个头，如果再扩大收集范围，强化宣传的力度，深入发动群众，潜力是很大的，或许还会有惊喜，会有新的发现，甚至可能找到更多、更好的古籍珍品。人世间的事物，本身就是复杂多变的，《楚辞集注》是深受几个朝代关注的重要古籍，它的兴衰和繁衍，有自己的规律性，人们要从各个不同角度对待它和研究它。
毛泽东生前一直告诫人们：做任何的事情，一定要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他对于“楚辞”的态度是：不放过任何一个版本。不知人们是否注意到：故宫博物院早就收藏一个版本的《楚辞集注》，1952年刘少山又捐献“古逸”的《楚辞集注》，为什么毛泽东1957年还要在全国的范围之内，再化大力气继续寻找不同版本的《楚辞集注》？为什么一直惦记《楚辞集注》版本的收集工作？一个最重要原因在于：他或许也在苦苦地寻找那比“古逸”更早、更好的《楚辞集注》。
毛泽东见过的“楚辞”版本够多了。但一辈子都未能看到宋代庆元年间，朱熹亲自掌管的《楚辞集注》，解放后有条件去寻找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下达后，各个省市的有关部门，就立即行动了起来，1960年扬州成立了广陵古籍刻印社，1961年江苏省文化厅，向各地正式征集木雕藏板，1962年在省内找到了20多万块雕板，在随后的清理过程中，偶然地发现真正宋元雕板就在江苏的扬州，而这正是在人们视线中，已经消失几百年的宋元时期《楚辞集注》的雕板实物。
找到了宋元的古籍，使得国人都皆大欢喜，现在从全国收集到数以万计的陈旧木质雕版中，从满布着尘土、黑灰的木板中，一块一块去辨认、去考证、去归类，它的难度不知道该有多大，但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根据大量古旧雕版汇总的结果，一部以梨花木雕成的、真正属于宋元雕工之手的《楚辞集注》，终于重新回归加入到雕版印刷事业的行列中来。至此在当今社会，不仅有历代《楚辞集注》的印本，居然还有当年印制《楚辞集注》之后，而侥幸留下的最古雕版。
那么“古逸”的《楚辞集注》和广陵的《楚辞集注》，到底有哪些相同点和不同点，很少有人作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甚至有人看到事实真相，看到它们既不同“祖”，也不同“辈”，更不出来说一句公道话。一批文化界权威人士，对1962年广陵印出的《楚辞集注》，总是采取排斥的态度。如果说1962年已经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古逸”的《楚辞集注》，1962年让广陵还要根据“古逸”的版本，再去印制《楚辞集注》，岂不是一件画蛇添足、劳而无功的事情吗！
直到现在，人们也弄不清楚1962年人民出版社印的《楚辞集注》，与广陵1962年印的《楚辞集注》，是不是一回事？当时的情况是，扬州广陵刻印社发现《楚辞集注》的最老雕版之后，对它印还是不印，一下子拿不准。如果他们印的书，只是黎庻昌带回的同一部书，人家都已经印出来了，自己干嘛还要再去印？只有蠢人才会这么做。如果黎庻昌从日本带回来的，完全是两种不同版本《楚辞集注》的话，自己将它印制出来，似乎也不为过，至少也不会犯很大的错误。
有媒体报道说：“古逸”《楚辞集注》雕版，先放在苏州，后转移到扬州，而且被保存在广陵刻印社，这实在是让人费解的事情。如果说广陵刻印社存放了“古逸”《楚辞集注》的雕版，或许是真实的，但是有人要一口咬定，广陵是用它来印成新的《楚辞集注》，立即就会出现很大问题：广陵的《楚辞集注》，如果以“古逸”《楚辞集注》雕版印刷的话，那就意味着广陵的《楚辞集注》，应该就是“古逸”的再生，就应该和“古逸”《楚辞集注》的版本一模一样。
广陵发现的《楚辞集注》新雕版，揭开了《楚辞集注》版本研究的最新篇章，这实是中国文化事业中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广陵的《楚辞集注》雕版，不论用什么语言去评定它的历史功绩、价值和地位，永远都不会使人感到过分和夸张。在它们的面前，产生于后代的任何其他《楚辞集注》的雕版和印本，都应该甘拜下风，而永远不可能去超越和贬低，否则就是对历史的一种颠倒、凌辱的可耻行为，而尊重历史、还原历史，才是当代世人的一种必备的、高尚的品德。
1962年广陵刻印社，根据自己存放的印本，完成了最新《楚辞集注》的影印工作，有着非凡的意义。但是当时广陵，既没有官方背景，也没有出版权，书中没有自己的“牌记”，只供内部参考。不幸1964年它被定性为“封资修”，1966年遭到撤销，雕版告急，1972年周总理下令重组，1978年再次用自己的印本，正式组织广陵《楚辞集注》第二次印制， 这次共印刷400部。1996年进行第三次印刷，此后广陵刻印社，改制为广陵书局，建成中国第一个雕版印刷博物馆。
广陵1978年和1996年版的《楚辞集注》，书后面就出现国家标准版权页了，它们和广陵1962年版的《楚辞集注》比较，很容易能够分辨出来。博主珍藏的《楚辞集注》，是广陵1962年印的《楚辞集注》，当年只印刷40部，送到北京之后，一分摊就所剩无几，广陵刻印社自己手里有没有，谁也说不准，尤其经过文化大革命浩劫，现在要想再去找到它，恐怕是不大有可能了。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必须要弄清广陵发现的《楚辞集注》原始雕版，具有怎样的历史价值。
既然是中国雕版印刷博物馆，它要展示千百年来以雕版方式印制古籍的发展演变的历史，凡是与雕版印刷有关的实物和文字资料，不管来自国内和国内，不管它来自哪个朝代，都要全面、如实地反映出来。就朱熹的《楚辞集注》而言，既然已经收藏“古逸”的雕版，现在广陵找到《楚辞集注》另一个雕版，毫无疑问也应该集中到中国雕版印刷博物馆中来。一旦两者碰在一起，它们之间到底有没有联系，有没有差异点，是不是变成一家人，难道还不能够弄弄清楚吗？
很长时间以来，外界一直流传着一种说法：广陵所有印制的《楚辞集注》，都是以清代黎庶昌请日本人雕版、并且用日本印刷的“古逸”《楚辞集注》，作为母本的。应该说：将“古逸”的《楚辞集注》，与广陵刻印社印刷的《楚辞集注》，去进行全面、认真对照之后，如果发现它们确实是一模一样的话，那也就无话可说了，也不要进行申辩了。如果“古逸”的《楚辞集注》书和雕版，和广陵的《楚辞集是》书和雕版，都不一样的话，两者的是非也就一清二楚了。
广陵《楚辞集注》雕板，是不是日本人刻的“古逸”《楚辞集注》的雕板呢？回答是完全否定的。因为作为“古逸”一部分的《楚辞集注》一书，已经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中，至于流传在国内外的印本，可以说是比比皆是。将它们与广陵的《楚辞集注》，让公众进行一番鉴别，要不了多长时间，不用化费多大力气，就能够找到“古逸”的《楚辞集注》与广陵的《楚辞集注》，确实存在着严重的、无法解释的差异点，要说它们出自同一个雕版，是没有任何理由的。
为什么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是因为：广陵的《楚辞集注》和“古逸”的《楚辞集注》，无论雕版还是印本，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不是一回事，不是一家子。而实际的情况是：除封面上都包含有“楚辞集注”四个字之外，打开书的目录以及任何一页书的内容和文字，竟然都是完全不同的。如果“古逸”《楚辞集注》雕板存放在广陵的话，也只是解决一个固定堆放场地而已，而不与广陵自己印制宋代端平二年版的《楚辞集注》整个过程，会发生任何实质性的联系。
根据贾二强《古逸丛书考》一文可知，日本仿刻古籍的水平，远在中国的刻工之上，所谓“摹勤精审，毫发不爽，初印皆用日本皮纸，洁白如玉，墨如点漆，醉心悦目”。 光绪十年“古逸丛书”印刷100部，黎庶昌将此书交给国家，至此“古逸”的印本和雕版，两者就完全分离了：刘少山只是捐书给国家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只是接收《楚辞集注》的印本，不可能同时拿到书和雕版，而广陵的优势在于，书和雕版都有，容易弄得清楚自己和“古逸”到底有什么关系？
目前双方纷争的核心和焦点是：如果广陵的《楚辞集注》，应用的是当年“古逸”《楚辞集注》的雕版，为什么保存至今的两部书的内容和版式，竟然是完全不同的呢？谁又能够证明，广陵找到的雕版，就是日本雕工刻成的呢？如果大家都用一个雕版印刷，怎么会印出两种不同的书来？更为重要的是，有的人还硬说：1962年是广陵刻印社，影印了“古逸”的《楚辞集注》，这种说法更是离奇到了极点，凭什么说广陵只能影印“古逸”，而绝对不能影印其它的版本？
据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已经将“古逸”的《楚辞集注》，按照原样影印出版， 印数为100部，郑振铎副部长为此写了“跋”；又说江苏人民出版社，1962年也依据“古逸”《楚辞集注》版式，影印出版了《楚辞集注》；山东聊城的“海源阁”也影印了自己曾经收藏的《楚辞集注》一书。既然那么多的权威机构，都出版“古逸”《楚辞集注》了，1962年广陵还有必要去凑热闹、走老路，又影印“古逸”的《楚辞集注》，去吃别人剩下的冷饭，又有什么意义呢？
广陵《楚辞集注》的雕版水平，确实比不上“古逸”的《楚辞集注》，这两种《楚辞集注》，内容虽然非常接近，但是排版的方式，差别实在太大。一个雕版，只能够印出一种书来，只有不同雕版，才能够印出不同的书来。不可能设想，同一个雕版，能够印出两种不同的书，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问题，如果有谁不信这个道理，就请他们向公众详细地说说，两种不同排版、不同字号、不同格式的雕版，为什么就能够印出两种一模一样，分毫不差的《楚辞集注》出来。
单就刻工的技巧而言，元明时期确实远胜于宋代，到清代和民国时期，日本雕版技艺超过中国，如果广陵的《楚辞集注》雕版是刻在明代之前，它无疑要比几百年后“古逸”的《楚辞集注》逊色得多了。广陵《楚辞集注》和“古逸”《楚辞集注》两个印本，是不是都用光绪十年雕版印刷的，是很容易分辨出来的。其实只要看看它们版框的布局就行了。所谓版框是指古籍页面四周的粗线边框，所以也叫边栏，上方叫“上栏”，下方叫“下栏”，两旁的就叫“左右栏”。
为了版面整齐划一，要用竖向直线，分成若干行，每行刻若干字。刻版时都习惯以半页计算，叫做“半页x行x字”，也叫“x行x字”， 这种刻版和说明方式，称为“行格”、或称为“行款”。古籍的印本和手写本完全不同，手写本只能单独书写，所有文字，大小不一，排列不齐，而印本则可以大批量制作，使字形字体，整齐美观。原刻本称为始刻本、初刻本，也就是一般意义上的首印本，初刻本在内容、字体、版式、纸张、装订方面，肯定是非常接近于原著的。
同一种古籍，在它流传过程中，会出现不同刻本，它们内容、卷数相同，由不同时期不同刻家雕版，页面规格、行格字数，往往不同，因此历来版本学家，就把行格的差异，作为区别版本的重要依据。根据《古籍版本鉴定丛谈》一书的有关资料可知： 有一部叫《菠辞集注》的古籍，系宋代定刻本，每半页7行，每行15字；而端平的刻本， 则为每半页9行，每行18字；到元代至元的刻本，则为半页11行，每行20字。显然7行格、9行格、11行格，三个版本是不相同的。
为什么相同内容的古籍，竟然会有几个各种不同行格的刻本呢？应该说，几百年以来，由于国势兴衰的不同，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惩治吏治腐败的力度不同，所有这些大的背景因素，都反映在刻本的大气洒脱风采上，体现在字体是否舒展圆秀上，落实在印本是否采用纸精墨良上。如果碰上财力拮据年代，开本就要变小，行格（行款）就要变密，纸张就要变劣，刻工就变得粗俗，刻本就会泛滥成灾，这都是在乾隆盛世之后，很多刻本难以成为“善本”的重要原因。
重刻本又称为翻刻本，是根据原刻本，重新雕版印成，如果技巧高超，与原刻本难以区别，如果刻技不好，一看便知。清代影刻宋元本的风气很盛。这里强调的是，广陵的《楚辞集注》和“古逸”的《楚辞集注》，雕版方面很不同的：广陵的《楚辞集注》，版框高为19.1厘米，宽12.1厘米，竖向行格为11行，每行大字20，小字24；“古逸”的《楚辞集注》，版框高 19.2厘米，宽13.1厘米，竖向行格为9行，每行大字18，小字36。这两个雕版，哪有一点的相似之处。
版框的相同，竖向行格多，每行的字数多， 页面上能刻字的数量也就多。广陵《楚辞集注》，每一个页面，能刻标准大字220，“古逸”《楚辞集注》，每一个页面，能刻标准大字162。所以前者是“小字本”，后者是“大字本”。如果全书的字数都一样，广陵《楚辞集注》的页数就少；“古逸”《楚辞集注》的页数就多。这两部书的雕版，就不可能一样，这两部书的雕版布局，不可能完全相同。而正确结论就是：这是不同版式的书，是不同雕版印刷出来的书。
朱熹的儿子朱在为《楚辞集注》所写的“跋”中说：“嘉定壬申仲秋，在始取遗藁，誊写成编，又五年，既取郡斋所刊楚辞集注，重加校定，复并刻此书。”在日后的“古逸”《楚辞集注》印本之中，都有这段重要文字。“嘉定”是宋宁宗的年号，“嘉定壬申”是宋宁宗五年，而“遗藁”就是遗稿。这里将“朱在、跋语、嘉定、校定、复刻”连接起来，看得出朱熹儿子，又在嘉定年间，曾经将父亲的遗稿加以校定，并且重新刻出雕版，形成了宋代的一个最新版本。
“古逸”《楚辞集注》的所有版本和上海朵云轩专门为中央高层领导精心刻制的《楚辞集注》新版本，它们的行格，全部都是
宋代这个雕版，通体完善，字大悦目，镌刻精良，装帧古雅，有没有采用“行格 9行，每行大小皆18个字的？回答是完全肯定的。凡是在书中标有“嘉定”字样的，都是宋代“堑初印本”。什么是“椠初印本”？“椠本”就是刻本，《东观余论》有“椠本流传”的记载。宋代刻本的《东观余论》，版框高22.6厘米，广15.4厘米，半页 9行，每行18字，文中有“嘉定三年”，与嘉定刻年完全相符。上海图书馆收藏的《东观余论》，就采用每半页9行，每行18个字的。
能够确认嘉定年间的《楚辞集注》雕版，每半页
包括中国国家图书馆、北大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在内的四十一个国内图书书馆，至今还保存着明代天启六年《楚辞集注》的蒋之翘刻本，它们的页面行格，也是半页 9行，每行21字的。直到明代崇祯十年的《楚辞评林》的八詠楼刻本，它的行格，还是半页 9行，每行25字的。而所有的这一些资料，都说明了一个问题，这就是从宋元、一直到明清的时期，以半页 9行，每行18字的嘉定《楚辞集注》雕版和印本，自始至终是保持一致的，都遵循一个基本的规律性。
每半页
而且比
9行、11行《楚辞集注》更早的版本，竟然有一个行格为
从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12月出版的《楚辞要籍丛刊》看，在宋代印的《楚辞集注》中，还有一个完全与众不同的最新雕版和印本，从该书的影印图片看，它属于行格为 7行的版框布局。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楚辞集注》的插页中，显示有个宋版的《楚辞集注》，竟然是每半页 7行，每行15字的“超大字本”。本来每半页 9行，每行18个字的版式，字体已经够大了，看起来非常的舒服，现在又发现一个宋代版本的《楚辞集注》，甚至还有每半页 7行的最新版本。
将行格 7行，每行15个字的“超大字本”的《楚辞集注》，也纳入宋代嘉定的版本系列，就没有依据了。因为宋代嘉定年间已经有精美 9行本的《楚辞集注》，有什么理由再刻 7行本的雕版、再印 7行本的《楚辞集注》？不要忘记，庆元《楚辞集注》在宋代《中兴馆书目》和日本大正年间的《内阁目》都是有正式记录的。为什么朱熹要印 7行本的《楚辞集注》？一是资金雄厚，三是年已古稀的他，视力衰退。此时将自己心血，变成“特大字本”是一种最佳的选择。
人们认真想一想，为什么在解放以后，那么多人为了让毛泽东方便阅读《楚辞集注》，不惜耗费巨大人力物力，调集出版界的骨干精英，重新刻印 9行版本“大字本”的《楚辞集注》，相信宋代的朱熹和他的支持者，也会以这种动力，去雕版和印制行格 7行本的《楚辞集注》。看到自己的著作，能够以这种方式降临人间，对任何一位真正的作者本人，发自内心的极度愉悦情感，会比平常人高过千万倍，朱熹实在太兴奋了，或许就在此时此刻，让他走到人生的终点。
谁也否认不了的一个事实是，广陵的《楚辞集注》版式，却是典型的行格为11行、每行有20字的“小字本”，广陵从来就没有印过“古逸”《楚辞集注》的“大字本”。广陵的《楚辞集注》印本，根本没有任何一点宋代嘉定《楚辞集注》的影子。嘉定《楚辞集注》的特色是行格少、刻字容量小的“大字本”，呈现的古本书籍很厚，形成的册数很多。相反广陵的《楚辞集注》版本，是属于“小字本”的模式，完全具有另外的一种风格，两者是根本就捏不到一起去的。
在固定的版框内，行格数量的增多，行格宽度就要压缩，字体也要变小，自然成为一种“小字本”的版式。这种古籍适用于大部头著作的印制，它既经济、又实用，深受文人学士的欢迎，所以11行格的书，售销也最大。《楚辞集注》两种不同的雕版和印本，宋元两代以来，能各取所需，各得其所，应该是一件值得肯定的好事。在研究古籍版本时，往往借助于宋代雕版及其初刻的原书状况，校正明清、民国时期，刻印古籍中存在的讹误，以便能恢复古籍的真实面貌。
宋代是中国古代经济最发达时期，社会财富异常丰富，文化艺术高度发展，用于雕版印刷的资金投入，也非常之大。所以对于雕版的印刷，比较多样化，有权的高层，热衷于精美大气的“特大字本”，有钱人也以“大字本”为荣耀，所以当时的雕版更换就很快，内容增补很频繁。不管怎样，宋本的版式，极为规整，文字分布，也有讲究，页面的版框尺寸与行格的数量，以事先设计要求的字体大小、以及每行字数的比例而确定：“大字本”每半页8～9行，甚至 7行。
宋刻本的“小字本”非常流行。比如宋代著名学者赵蕤《儒门经济长短经》书中说，在《宋元雕版和印刷》中，采用版框尺寸：版框高22厘米，广15.2厘米，半页11行，每行18～21字不等，小字双行，每行27～33字不等。人们从清代著名学者江标的《宋元本行格表》一书可知：宋代古籍版本行格，以 9行、11行、12行为最多。有资料表明，半页为12行的宋本88种，半页为 9行的宋本10种，而半页为11行的宋本104种，这是宋刻本呈现多元化版式和风格的真实反映。
广陵的《楚辞集注》雕版和印本，已经展现在世人的面前，它的页面版式、行款字数、版框大小、边栏界行、版口鱼尾加上“字体”，与“古逸”《楚辞集注》版本，有不可否认的巨大差别，广陵的《楚辞集注》，不是“古逸”《楚辞集注》的覆刻本，更不是“古逸”《楚辞集注》的重刻本，那么它究竟是来自于何处？广陵的《楚辞集注》，既不来自清代的“古逸”《楚辞集注》，又不来自明代的《楚辞集注》，这一个雕版发源于元代至正二十三年的《楚辞集注》。
广陵的《楚辞集注》书中，有一方“岁在癸卯高日新刊本”的印章，“岁在癸卯”，就是元代至正二十三年，这种在著作文本中，出现“纪年”性质的文字，就为广陵《楚辞集注》雕版和印本，找到可靠落脚点了。人们再来看看广陵《楚辞集注》所有的页面版式和布局，一律是半页11行的小字本，这与宋代流行的半页11行的版式完全相同。比如西南大学收藏的元代《楚辞集注》就是“半页11行”的，书上钤有“盱眙吴氏家藏”、“越国王孙”、“望三壹斋”之印。
让各种《楚辞集注》印本认祖归宗的目标，有三个方向：一是以“古逸”《楚辞集注》为代表的嘉定雕版，它的特点是
有一点是肯定的，半页
由于广陵的《楚辞集注》具有行格11行的优势，就使它与宋代端平二年的《楚辞集注》直接挂上了钩，于是它就有资格被公认为是宋代端平二年《楚辞集注》雕版的嫡传，使它成为宋代端平二年《楚辞集注》雕版的传世印本。谁人不知，所有广陵《楚辞集注》的印本，都能够堂而皇之地声称，自己就是“宋代端平二年《楚辞集注》的刊本”，对此是没有人能够否认和推翻得了的。而于对任何以行格 9行面目出现的《楚辞集注》，最好还是去另外寻找自己的新源头。
人们知道：宋代嘉定六年《楚辞集注》的雕版，是行格为
9行的版式，不是行格为11行的版式；而宋代端平二年《楚辞集注》的雕版，是行格为11行的版式，不是行格为
“古逸”的《楚辞集注》出自于清代雕版，而清代的雕版以元代元统元年《楚辞集注》为底本，这一个雕版，发源于宋代嘉定年间的《楚辞集注》，由此一个以宋代嘉定《楚辞集注》雕版为主脉的系列，自然而然就形成了。而围绕着它，又派生出无数的支脉，产生很多嘉定版的《楚辞集注》，它们与嘉定两个字密切相关，都有嘉定雕版的“文脉”。任何时代、任何人要在“古逸”《楚辞集注》雕版及其印本中，粘上宋代端平《楚辞集注》一点边，注定是行不通的。
即使在宋代，已经存在着三个雕版的《楚辞集注》：一是以行格
在战乱和动荡年代，宋代庆元、嘉定、端平《楚辞集注》的雕版，都不见了，它是被敌人烧掉，还是被自己人藏起来，谁也弄不清楚。如果是烧毁了，不会再回到人间；如果被藏起来，不泡水、不遇潮、不损坏，埋到地层深处，对梨花木的雕版，藏匿几百年没有问题。唐代五台佛光寺，宋代圣母殿，是木结构大殿建筑，都能够保存到当代，可见只要各项保护的措施得当、到位，不怕风雨，不惧震灾，千百年来始终都屹立于山西大地之上，难道不是一个最好的事例。
有的专家对广陵《楚辞集注》雕版，属于宋元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古逸”雕版已经出现裂缝，如果广陵雕版来自宋元，一直在印刷，早就磨得面目全非，而变成邋遢版了，根本印不出像现在广陵《楚辞集注》那样清晰本子。这里要说的是：广陵得到的雕版，已经遗失了几百年，并不一直在使用，雕版有些模糊，有少许裂缝，但还不特别严重。当然它去与“古逸”《楚辞集注》相比，已经不是非常的清晰，这证明广陵《楚辞集注》雕版，要比“古逸”早得很多了。
宋代端平二年《楚辞集注》的雕版，一直未能找到，但是元代至正二十三年的《楚辞集注》的印本还在，它是宋代端平《楚辞集注》的一个翻刻本，该书保留着宋代雕版的风格：每半页11行，每行大字20，小字24，版框高19.1厘米，宽12.1厘米。将它的版式尺寸，与广陵的《楚辞集注》对照，是没有任何区别的。为此广陵的《楚辞集注》、元代至正年间的《楚辞集注》以及宋代端平年间的《楚辞集注》雕版，就形成了一条牢固的证据链，是没有人能够割断得了的。
在一些特殊的条件下，少数古籍能够不断发现，并完好保存下来。比如，当年日本著名的藏书机构“宝腾院”里面，就曾收藏过行格11行《楚辞集注》的印本，证据便是留传至今的端平二年《楚辞集注》里，也钤着“宝腾院”的印，即使在广陵印制的端平《楚辞集注》之中，竟然也有“黎庻昌”的印章。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因为黎庻昌已经刻出了“古逸”《楚辞集注》行格 9行的雕版，怎么他的印章，居然又会再次出现在元代《楚辞集注》行格11行的印本中？
可以肯定地说，黎庻昌在日本期间，不仅仅找到元代元统年间的嘉定六年《楚辞集注》的翻刻本，而且也真正看到了元代至正年间的端平二年《楚辞集注》的翻刻本。一个是 9行的“大字本”，一个是11行的“小字本”，在他把“大字本”刻完印完之后，还要让他化巨大代价，再去刻新的“小字本”、再去印“小字本”的《楚辞集注》，已经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称“古逸”《楚辞集注》是佚书没有问题，能不能将端平二年《楚辞集注》当佚书，他还有点吃不准。
从刘少山捐给国家的《楚辞集注》材料看，它版框页面都是行格为
让人不理解的还有：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不知根据什么材料，凡是见到有印制《楚辞集注》一书，不管版框大小，不管页面能刻多少字，都要将它当作是“古逸”《楚辞集注》的一部分。广陵的《楚辞集注》雕版和印本，明明是行格11行、每行20字的“小字本”，与“古逸”《楚辞集注》雕版的“大字本”毫不相干，却一定要将嘉定本与端平本牢牢绑在一起。明明是两条路上的列车，怎么能够将它们合二为一，将所有端平二年的书，全部都变成“古逸”的书了？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4月，出版了《宋端平本楚辞集注》，它虽然以“宋端平本”名目出现，但是从版框的尺寸、竖向行格、每行字数、字体大小、刻字刀法等方面去进行观察，得出的结论是：它与刘少山捐给国家图书馆的“古逸”《楚辞集注》的印本，几乎是没有多大的区别。于是问题立即暴露出来了：既然他们坚持自己就是《楚辞集注》的唯一，难道这宋代嘉定六年的雕版，不仅能印出行格 9行的《楚辞集注》，而且还能印出行格11行的《楚辞集注》来？
广陵《楚辞集注》的印本和“古逸”《楚辞集注》的印本，两者除了在版框尺寸、行格数量、文字排列等重大、关键事项中，都有着截然不同的风格之外，即使打开这两个印本，每一个页面、每半个页面，每一个行格中的每一段文字，甚至是每一个单独的字，如果人们仔细去观察的话，一一都可以找出它们的不同点。比如两个印本中，都有“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的字，看看这个印本之后，再去看看另一个印本，它们的写法与刻法，差别是太大了。
一个是行格
外国一位哲学家告诫过人们：“人类最劣等的标本，是把自己当瑰宝，视别人为草芥，总认为自己比所有人都强，总害怕别人会超过自己”。但是比必须是有条件的，比就要具备可比性。如果要比《楚辞集注》雕版和印本的价值，就要看它们刻版的年代，和印本制作的精美程度。好在这里要比的是：“古逸”《楚辞集注》和广陵《楚辞集注》雕版和印本，双方产生的背景，看它们能不能够相互取代，看两个不同雕版，能不能印制出同样一种版式的《楚辞集注》来。
广陵的《楚辞集注》和“古逸”的《楚辞集注》，两者是单独成书的，相互之间，没有一点点实质性的联系。而从出书的背景去判断：广陵的《楚辞集注》，用与元代雕版相同的印本复制，“古逸”《楚辞集注》是用清末雕版印刷，无论从雕版的年代，文物价值，收藏意义等等方面看，至今保存在广陵的雕板，和1962年广陵根据它第一次印刷成功的《景元刊本楚辞集注》，才是海内外最有价值的珍本，才是中华文化发展的里程碑，才是宋代雕版印刷技术的见证者。
世间万物，虽然复杂，但是相互都有因果的关系，广陵《楚辞集注》的根在哪里？广陵《楚辞集注》的根，不在“古逸”的《楚辞集注》，不在元代元统年间的《楚辞集注》，不在宋嘉定年间的《楚辞集注》，不在任何以行格为半页 9行版的《楚辞集注》。就像中国的万里长江和黄河一样，它们虽然都发源于青海玉树州的高原湿地，但按照不同的地理环境，各有各的地域特色，各有各的风貌，各有各的奔腾方向，各有各的故事，而不可能汇成一条单独的超级江河。
流传至今的《楚辞集注》雕版，如果来源于宋端平二年印本的话，那么它所有页面格式中，毫无例外应该呈现行格11行的刻字规律；流传至今的《楚辞集注》雕版，如果来源于宋嘉定六年印本的话，那么它所有页面格式中，毫无例外应该呈现行格 9行的刻字规律。两部有着不同行格的《楚辞集注》，代表不同的背景，代表不同的年代，代表不同的版本，代表不同的雕版系列。在 9行格的“大字本”和11行格的“小字本”之间，两者界是清楚的、营垒也是分明的。
“古逸”版的《楚辞集注》，是刘少山1952年捐出的。1953年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发表一篇文章说：“《楚辞集注》宋理宗端平刊本，这是今日我所见最古和最完善的一个刻本。黎庻昌尝于日本获见一元刊本的《楚辞集注》已惊为秘籍，极为之复制，收入‘古逸丛书’中。今得此宋本，又远胜于‘古逸’本了。我把两个本子，初步对读了一下，即发现元刊本有不少的错误。比如，宋本朱熹的序‘世不复传’四字，元本作‘世复不传’一字颠倒，语气便大有出入了。”
郑振铎说：“宋本仅有‘集注’二字，而元本则增为‘朱子集注’四字。可见书贵古本，不仅因其‘古’而贵之，实在是为了实事求是，要得到一个最为标准、最无错误的本子，作为研究的依据，避免因一字之差，而引起误会，甚至发生不正确的论断。朱熹这个注本，可以说是很难得的一个刻本了。”所以郑振铎是同时看到过“古逸《楚辞集注》和宋端平二年《楚辞集注》两个印本的，而且他还认为：端平二年的《楚辞集注》，更是优于“古逸”《楚辞集注》的。
郑振铎是正确的，尤其是他在《楚辞集注》之中，梳理出了两种类型，一是在《楚辞集注》版本的开端，仅仅刻有“集注”这两个字，他认为那是真正来源于宋代的古本；二是他发现《楚辞集注》在同一个地方，却刻了“朱子集注”四个字，他认为这个古籍的版本，应该来源于元代版本。人们将“集注”和“朱子集注”，与“古逸”的《楚辞集注》和广陵的《楚辞集注》对照一下，结果很快发现：“集注”是印在“古逸”版上，而“朱子集注”则是印在广陵版上。
通过“集注”和“朱子集注”两个关键词的不同内涵，揭示出在它们的背后，一定还有很多惊人的故事。说明“古逸”的《楚辞集注》和广陵的《楚辞集注》，属于两个雕版系列：“古迹”《楚辞集注》开端，只刻“集注”两字，版式是行格半页 9行，应该归类于宋嘉定的雕版；广陵《楚辞集注》开端，有“朱子集注”四个字，版式是行格半页11行，应该归类于源于宋端平的雕版。原本显得非常复杂的疑难问题，经过郑振铎的分析和判断，很快就得到一个结论了。
应该说，“集注”和“朱子集注”的不同表述，就直接显示《楚辞集注》一直存在两个不同雕版和印本系列，是谁都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这里告诉人们：《楚辞集注》还存在另外一个雕版和印本。理由是，根据上海古籍出版社提供的材料来看，《楚辞集注》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雕版和印本，从该书的影印图片看，它属于行格为 7行的版框布局。在书的最前端直接显示了“朱熹集注”四个字，实在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看来它所处的年代，比其他版本要早得多。
比 9行格、11行格《楚辞集注》更早的版本，还有一个行格为 8行的《楚辞集注》，原是清宫的藏书，钤有“乾隆御览”、“古稀天子”、“太上皇帝”三大玉玺，据《天禄琳琅书目后编》记载：“宋大字本，极清朗，其行款 8行16字，小字双行同，卷端题‘楚辞卷第一，晦庵集注’。”朱熹字元晦、仲晦，号晦庵。所以晦庵就是朱熹的本人。“集注”、“朱子集注”、“朱熹集注”、“晦庵集注”的差异点，应该是《楚辞集注》四个不同时期、不同版本的标志。
另外，在“古逸”《楚辞集注》的雕版和印本之中，发现有几十处文字错误，但是一直都无法纠正过来；后来还有一些缺字的现象，于是在此书印成后，再以其它木刻小字，加印上去，以示弥补；众多资料证实，在明清时期所刻的古籍之中，讹误之处是很多的，唯一能够起校正作用的，只有借助宋代雕刻原版一一核实，照原样进行修改，以便恢复古籍的真实面貌。“古逸”《楚辞集注》中的讹误，唯有广陵《楚辞集注》的雕版和印本，才能够找到问题的症结之处。
朱熹为人小心谨慎，不容许错字缺字，版本有瑕疵，都不出于他的手笔。黎庶昌说得清楚，在日本发现的《楚辞集注》，是元代的古籍，是元代雕版印的；元代雕版不见了，他以元代古籍为祖本，刻了“古逸”《楚辞集注》的雕版，印出“古逸”的《楚辞集注》。后来盛行木活字、铅字、影印的技术，只要有现成的古籍，就不必再去重新雕版。只要有光绪十年间的“古逸”《楚辞集注》雕版和印本，谁想印就去印，决不会存在着任何一点印刷过程的技术性大问题。
古代典籍流传最好的办法，是积极推广影印技术。而在此前，一是用重刻的方式，将旧书重新雕版，优点是能保持原状，缺点是工作量太大；二是按照底本原样刻版，除可以变化字体外，其它如版式、行款字数、版框大小、边栏界行、版口鱼尾、甚至讳字，都要一仍其旧，这种方式叫覆刻。“古逸”《楚辞集注》覆刻于元代元统的《楚辞集注》，清代以后到民国时期，一直发展到今天，“古逸”的《楚辞集注》，已经盛行于大江南北，没有进行任何覆刻的需求了。
对于古代版本价值的评定，应该坚持以下的原则：一是雕版年代越久，价值就越高。宋代雕版比起清代雕版，两者不能相提并论；二是就印本而言，刻本要优于印本，初刻本要优于翻刻本。原刻本是后印本的源头，刷印的次数越多，雕版损害越大。至于覆刻本、翻刻本，虽然可以改变字体，但是书的版本布局，不能随意改变。元代覆刻宋嘉定六年印本没有问题，但要说广陵的《楚辞集注》肯定是以“古逸”《楚辞集注》雕版印而成的，那就没有任何一点的依据了。
什么叫做孤本呢？只有在国内仅见的古籍，或者在国内仅存一部的古书，才能称之为“海内外的孤本”，否则的话，实在是名不符其实的事情。在国家图书馆里面，明明有着两个不同版本的《楚辞集注》，据说在台北的中央图书馆之中，也有另外一个宋代《楚辞集注》的印本，民间藏有国宝，至今尚未曝光的《楚辞集注》可能还有不少，看来要保住孤本的称号，还有待于时光的考验，谁又能保证广陵的《楚辞集注》印本价值，就一定比不上“古逸”的《楚辞集注》。
不知从哪里刮来一阵“冷风”，把已经流传了百年之久，并为世人知晓的“古逸丛书”书名，竟然被一些人莫名其妙地窜改为“古免凿书”了。难道这“逸”字和“免”字，都分不清了吗？难道这“丛”字和“凿”字，是可以随意通用的吗？从光绪十年直到民国，再到新中国成立之后，有谁见到过黎庶昌在日本印刷的《楚辞集注》，什么时候是以“古免凿书”的书名，而公开出现在世人面前的？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犯了这一种常识性错误，说明此人素质的低下。
在古籍的版本中，“古逸丛书”是享有盛名的，而“古免凿书”的书名，根本是人为杜撰岀来的，将举世闻名的《楚辞集注》，被塞进一个莫名其妙、来路不明的“古免凿书”系列，本身就是一种极端不负责任的做法，它一方面将“古逸”称为“国宝”，称为“海内外孤本”，另一方面又将真正的广陵“国宝、孤本”打入冷宫。这不仅是一种无知，更是一种愚蠢，甚至在某种压力之下，去为特定的利益集团服务，难道不知道这么做的结果，是要受到公众谴责的吗！
自从光绪年间刻出了“古逸”《楚辞集注》雕版之后，一直到上海朵云轩为北京刻过少量“特供本”之外，再没有人去刻《楚辞集注》的雕版了。可以说：“古逸”雕版是最晚的，广陵《楚辞集注》雕版资格比它老多了。广陵端平二年的《楚辞集注》雕版，散失了多少年，与“古逸”不知相隔了多少代，其余雕版不见了，唯独它还留在世上，堪称是《楚辞集注》雕版的“老祖宗”。“古逸”在它面前，只是一个“小孙子”而已，祖宗和孙子，怎么能够平起平坐呢？
广陵的雕版和“古逸”的雕版，它们的身份、地位和资历，有着天壤之别，弄不清、搞不懂这种关系，是要出乱子、闹笑话的。自己是“ 9行格”出身，还一定要去替代“11行格”，这也太让人错愕了。事实证明了：不仅将“古逸丛书”视为《古免凿书》是非常荒唐的行为，而且还将广陵的《楚辞集注》当成了“子本”，将“古逸”的《楚辞集注》当作“母本”，更是一种极端荒唐可笑的事情，由此造成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历史是不可以模糊，更不容许颠倒的。
在一些人的眼睛中，民间的事情，往往是不被看好的，而官方发布的消息，总要千方百计拔高自己的身价。由于广陵刻印社最初是个名不见经传的集体所有制单位，1962年广陵《楚辞集注》明明是自己印刷的稀有版本， 却一直被冠以XXX出版社的出版物，有功劳全都是别人的，在国家图书馆的“镇馆之宝”巨大声浪的冲击下，谁还敢说广陵的《楚辞集注》，能够去超过它。既然“古逸”的《楚辞集注》已被当作惊世孤本，广陵的《楚辞集注》哪里还有出头的日子？
很多机构一直都认为：“古逸”的《楚辞集注》能够代表官方的观点，所以广陵的“楚辞集注”，最多只能让你充当一个助手，只能说成是“古逸”属下的一本书而已，当前的情况是：对于广陵《楚辞集注》直接出自宋代雕版的问题，很少有人再感兴趣了。甚至有人放言：《古逸》的雕板，放在扬州，是广陵刻印社的顶梁柱。给人造成的错觉是：广陵的《楚辞集注》与“古逸”的“楚辞集注”，两者没有一点区别，用这种轻描淡写的谎言，就将历史真相掩盖起来。
毛泽东赠送田中的《楚辞集注》，最后被证明确实是“古逸”《楚辞集注》的一个影印本。好像官方观点占了上风，成了主流，使得广陵似乎输了一局，但是事情的发展，是复杂多变的。众多支持广陵的民众和媒体，并没有真正气馁和消沉，他们开始进行新一轮的绝地反击了。这是因为，最早的《楚辞集注》的真正雕版，就在广陵手里，这使他们心中有了底气，有了这张“王牌”，才是他们为广陵《楚辞集注》正名的最强大武器。那么广陵怎样才能去扭转形势呢？
俗话说得好：“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认定广陵的《楚辞集注》确实是采用“古逸”《楚辞集注》的雕版、或者影印“古逸”《楚辞集注》而成的，那就必须经过科学、严格地鉴定，开展争论，这是势在必然的、唯一正确的方法。到目前为止，坚持说广陵《楚辞集注》不出自“古逸”《楚辞集注》各种观点和凭据，都已经非常全面地展现在公众和媒体的面前。如果对方有能力、有材料进行反击，而且能够公众信服接受的话，他们自然就能够顺利地过关。
说一千道一万，有关《楚辞集注》争论的真相，是到了非弄清不可的时候了。不管怎么样，有一点是肯定的：在广陵的《楚辞集注》和“古逸”的《楚辞集注》之间，横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这就是它们的行格是完全是不同的。广陵在1962年、1978年、1996年三次印刷的《楚辞集注》，自始至终全部都是行格为11行的版式，从来没有印过行格为9行的《楚辞集注》，硬说广陵曾经印过“古逸”9行本的《楚辞集注》，那是有人经过暗箱操作搞出的一个恶作剧。
还有一个问题被人们忽视了：这就是在广陵的《楚辞集注》三个印本中，发现三个奇怪的印，一个是“岁在癸卯孟春高日新宅新刊”的印；一个是“宝胜院”的印，一个是“黎庶昌”的印。由于雕版本身只有文字和行格线条，用它印成的书，不应该有收藏者的印章。广陵的《楚辞集注》钤有收藏者的印，只能说明广陵得到的元代至正《楚辞集注》雕版，在扬州没有用它来印刷，既然广陵没有用元代雕版印过书，那么广陵印出《楚辞集注》的意义和价值又在哪里呢？
“古逸”的《楚辞集注》，是国家图书馆的“镇馆之宝”，它有光绪年间雕版为基础，光绪雕版有元代元统的《楚辞集注》印本为依托。广陵《楚辞集注》的来源，是元代至正年间的《楚辞集注》印本，而广陵的《楚辞集注》雕版，与至正年间《楚辞集注》的版式，如出一辙，广陵的《楚辞集注》，与至正《楚辞集注》的雕版，两者不可分离、互为依存的。广陵《楚辞集注》，可以视其为至正《楚辞集注》雕版的原始刻本，这是其它版本绝对不能超越的历史事实。
“岁在癸卯孟春高日新宅新刊”的印章，是在元代至正《楚辞集注》雕版中本来就有的“牌记”，而“宝胜院”的印章，则是日本的收藏机构在元代至正《楚辞集注》印本中加盖上去的。至于“黎庶昌”的印章，当然是黎庶昌在元代至正《楚辞集注》印本中加盖上去的。由此可知，雕版是雕版，印本是印本，两者虽然有联系，但并不是一回事。元代至正《楚辞集注》的雕版，一直就不知去向，后来它在扬州被发现，是一件天大的好事，更是一种国宝级的稀世文物！
元代至正的《楚辞集注》上发现黎庶昌印章，只能说明黎庶昌先在日本找到元代元统版本《楚辞集注》，将它刻成“古逸”的《楚辞集注》雕版，印成 9行格的《楚辞集注》之后，在他回国前夕，又找到了另一个元代至正版本11行本的《楚辞集注》，因为已经刻了一个雕版，总不可能再去刻另一个雕版，黎庶昌经过再三斟酌，钤上了自己的印章，作为珍贵的古籍，将它带回国内继续收藏。解放以后，毛泽东广泛收集《楚辞集注》的版本，于是它就汇集到扬州来了。
事实告诉人们，黎庶昌在日本发现的《楚辞集注》，绝对不是一个版本而是两个版本，一个是行格 9行的元代元统年间的《楚辞集注》印本，一个是行格11行的元代至正年间的《楚辞集注》印本。行格 9行的《楚辞集注》成了“古逸丛书”中的一部分；而行格11行的《楚辞集注》则与“古逸丛书”没有任何关系。要知道，除了刘少山捐出在日本得到的《楚辞集注》之外，早在民国十五年，另外还有一部从日本收集的《楚辞集注》，就已经被故宫博物院收藏起来了。
所以对于黎庶昌与《楚辞集注》的各种论证，请不要将两个不同版本的《楚辞集注》等同起来，不要将两个不同版本的《楚辞集注》混为一谈，更不要将两者加以对立，甚至以自己的优势，去否定和抹杀对方存在的空间。具体地说，黎庶昌从日本得到的两部《楚辞集注》，各有各的特色，相互是不能取代的。所以人们在研究和审视《楚辞集注》版本问题时，一定要弄清楚两个不同版本的《楚辞集注》，到底应该是属于哪一个版本系列，否则就会引起不必要的混乱。
也真是“无巧不成书”。黎庶昌在日本期间，又意外地发现了11行格的《楚辞集注》，居然和扬州保存的11行格的《楚辞集注》的元代木刻的雕版，除了“宝胜院”和“黎庶昌”的印章，其余文字、格式是一模一样的。至此11行格的《楚辞集注》印本，找到属于自己的元代雕版，子版找到母版，既认祖归宗，又叶落归根，圆了一段人间传奇佳话。有了元代11行格的印本，加上影印技术，1962年广陵用11行至正《楚辞集注》的印本，又印出了最新最好的《楚辞集注》。
事实是胜于雄辩的，真诚希望主管部门，面对现实、负起责任，去弄清广陵的《楚辞集注》和“古逸”的《楚辞集注》的来龙去脉，去还广陵《楚辞集注》的一个清白。俗话说得好，“书如其人，人如其书”，书也是很讲究“品格”的，是不可以被人“污名”的。围绕着《楚辞集注》，可能会牵出很多复杂的历史问题，而要真正地解决问题，需要有一个宽松的环境，能让大家把不同的意见和观点，摆到桌面上来，只要有开放的精神，一定能够弄清问题的是非曲直。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有些人将那种违背历史，根本经不起推敲的说法，至今仍然在起着很大作用，他们在公开场合，对广陵的《楚辞集注》，进行着肆无忌惮地攻击和诋毁。他们狂言：广陵的《楚辞集注》，就是光绪十年黎庻昌所刻《古免凿书》的一个版本。应该说，这一句话的每个字，都是自欺欺人的谎言，既窜改了历史，也欺骗了公众，既恶意抹杀了广陵宋元雕版的国宝价值，又严重侵犯了广陵《楚辞集注》一书享有的名誉权，广陵是有权对它进行追诉的。
如果还有人仍然坚持广陵的《楚辞集注》，只能来自“古逸”《楚辞集注》的话，那么就不要再继续采取驼鸟的政策，以为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假装什么都没有看见，在当前的信息和网络时代，这样做是很不明智的。世界在变革，时代不同了，靠压、靠捂，不能解决这些棘手的疑难问题。正确做法是，对了就坚持，错了就改正，要充分运用话语权。如果对许多的敏感问题，不进行回答、解释和表态，只能被外界认为已经放弃了辩护权，只能说明自己败下阵来了。
我国南北朝时期奉化岳林寺有一位叫布袋和尚的高僧，写了一首很有哲理性的禅诗说：“手把青秧挿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意思是农民田间挿秧，低头看到水中的蓝天；他们一直退着走，最后将青秧挿满了田。从挿秧作业过程看，农民必须退着走，只有这样才是越来越接近终点，退步和向前的辨证关系就是如此。基于相同的理念，对学术上的不同观点，如果不同观点的持有者，长期不敢与对方进行交锋和争呜，说明胜败已经明朗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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