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做“孝道”？“孝道”就是指“善事父母之道”，这是人性中的主体特征。社会发展了，时代进步了，用“孝道”限制后人的行动思维，就显得不适宜了，即使古代当碰到“忠孝不能两全”时，“孝”字虽然左右不了形势。不管怎么变，有一种“孝道”是绝对不会变的。从世俗观点看：黑发人送白发人，是很正常的；白发人送黑发人，是很不幸的；而让白发人去陪葬黑发人，则是天理不容的。这里所说的黑发人指的是儿女辈，白发人指的是父辈之人。无论是何人、何时、何地，父母辈是绝对不能想象，说是可以给自己的儿女去进行陪葬的。什么叫做陪葬？用人去陪葬是其中的一种，用书写真人的名讳物品去陪葬是另外的一种。中国一直就有所谓“睹物思人”的说法，而“睹”就是看见；“思”就是思念，“睹物思人”的意思是，看见了已经死去、或离别之人留下的东西，立即就会想起这个人，在这里面充满悲凉和伤感的情调。

人们都知道，小狗有灵性、老马能识途，只要主人对它好，尽管一时走失了、走远了，这些动物都会千方百计回到主人的身边。动物都能知道，这一个世界上有真诚的亲情，经常会做出许多让主人惊讶的报恩之举，更何况人与人之间存在有一种血浓于水的天性和本能。人的一生认识无数人，和无数人相处，除了自己的家人、自己的兄弟或姐妹，谁还能算是至亲至爱的人，算上家人以外的话，那就是知己、朋友、同学和其他要好的人。俗话说“每逢佳节倍思亲”，每到清明时节、中秋月夜，冬至之日，迎春过年，人都会想起自己的亲人，会以各种方式寄托思念。所以，人是一种有感情的动物，如果没有正常感情，就要被人斥之为冷血动物，一定会被人咒骂为“不是人”。重要季节到了，会纪念故人，有时在街上看到路人手捧一束黄菊和白菊，也会知道他这是用来祭奠亲友；人们在一个地方看到一件先人用过的物品，也一定会睹物思人。 

唐代裴铏在《传奇·颜睿》中说，“贵妃赠辟尘犀簪一枚，曰：异日睹物思人。”宋代石介在《徂徕石先生文集》中说，“倚鞍思骏骨，抚辔念绿駬。”看见亲人的物品，会引起一系列的记忆，会思其种种恩德；看见一副马鞍，会对跟随自己出生入死的战马，产生无限的伤感之情。所以“睹物思人、睹物思亲、睹物思情”，都是存在于人世间最感人的可贵品德。这时的人，是见物如见故人，对于他来说，物与故人已经完全融为一体，其物如故人，故人如其物。这也就是说，每当看到故人留下的一样东西，一定会想起和这样东西有关的人和事，哪怕这样东西，并不是常常出现在你的面前，但是只要一看到了它，就会想起那个人的点点滴滴，甚至还会不时进入你的梦乡，让你“睹物思亲常入梦，训言在耳犹记”。虽然夜里常常梦见故人故物，但不可能是无缘无故的梦境，常言说“日有所思，夜有所寐”，都是白天常思念故人而引起的。 

先人、故人、友人，虽然都已离去，但只要见到他们留下的物品，总会深情加以追忆，常常会触景生情，所谓“见字如见人，见物如见人，见信如见人，见书如见人，见画如见人”，这种思念之情，是一种天生的、任何人都磨灭不掉的道德精神。应该说，对于自己祖先的名字，对于对于自己长辈的名字，对自己尊敬之人的名字，在日常使用和书写行文的时候，不但不能直呼其名，而且也不能使用这些人的名字，碰到必须涉及这些人的姓名时，不能读本音，不能写真名，而只能以“改读、改说、改字、改音”，或者减少笔划方式，有意地进行以回避，将真名进行隐蔽，这是中国古代普遍的避讳现象，也是我国历史上极具特色的一种礼仪习俗，这种做法被称之为“读白”。在《公羊传·闵公元年》中，有“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记载，避讳最初的本意，其实都是很善意的，都是对君主、长者、老者、贤者的敬仰和尊重。

古代避讳有四类：一是国讳，是当朝帝王的名字不能够直呼。比如东汉刘秀时期，秀才被改成茂才；乾隆下诏，门联不许有福临两个字，为的是避讳顺治帝福临之名。有时还要避讳皇后之名，如西汉的吕后名雉，所以大臣遇到雉，要改称野鸡。二是官讳，是指下属对上司称“大宪”、“宪台”，而不能直呼他们的名字，所以称之为宪讳，下属要讳上司及其父祖的名讳。三是圣贤讳，是指避至圣先师孔子和亚圣孟子的名讳，有的朝代也要避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之名。四是家讳，是指避自己父母和祖父母之名。与别人交往之时，应避对方长辈之讳，否则极为失礼。陈垣在《史讳举例·序》之中说，避讳之风“起于周，成于秦盛于唐宋，其历史垂两千多年。”古代“避讳学”，成为必须认真做到的大事情。古代社会规定在言语、公文、书籍、试卷上不得犯讳，如有违禁不遵，便是一种欺君罪，不敬罪，忘祖罪而遭受处罚，会受到公众遣责。

名讳是严肃的事情，所谓“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在中国古代是贯彻始终的，它使人不敢有任何不轨之举。学术界一般认为避讳起源于西周，据史料记载，在春秋时期已有鲁国大夫有关取名六忌的见解。当时，为避孔丘名字的讳，文献中只称“孔正”，在古文献中有时候，在丘字的右边，另外加一个耳朵，就变成“邱”字，有的甚至在写“丘”字时，故意省略其中的一笔，或各种方法并举，正好说明在周代，虽然开始兴盛避讳之事，但还不够完备，一直到秦汉时期避讳制度，才真正建立、完善和严格起来。不但生前要讳名，人死后也要讳名，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都要遵循此俗，不得违抗不遵，并作为社会生活的禁忌。为了避秦庄襄王“子楚”的名讳，必须将“楚”，改成“荆”；为了避秦始皇赢政的名讳，一定要改“政”为同音的“正”，所以在秦国和秦王朝，又必须将“政月”改为“正月”、或者“端月”。

古代避讳是随处可见，无处不在的。司马迁父亲叫司马谈，所以在五十多万字的《史记》中，找不到一个“谈”字；《后汉书》的作者范晔，为了避他父亲的名字“泰”，所以在书中找不到一个“泰”字；汉高祖的名字叫刘邦，《汉书》为了避讳，于是把所有“邦”字，都改成“国”；汉武帝的名字叫刘彻，司马迁《史记》中就将“彻”改为“写放”；汉文帝的名字叫刘恒，《史记》就改“恒山”为“常山”。名讳之风在唐代更盛行，唐高祖名渊，所以《黄帝内经太素》里，改针灸穴位“太渊”为“太泉”； 唐太宗名世民，就改“世”为“代”；唐高宗名治，刘禹锡《刘宾客文集》卷六《鉴药》就改“治身”为“理身”。袁世凯最忌讳“元宵”两个字，因“元、袁”同音，“宵、消”同音，“元宵”听起来像是消灭袁世凯，于是在1913年元宵节前，袁世凯下令将元宵称“汤圆”。对家中长辈不能直呼其名，即使平辈也不可擅呼姓名。

在《礼记·曲礼上》中，就有“入国问俗，入门问讳”的记载。自秦汉时期开始，古代君主之尊，更变得无以复加，皇权一直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君王的名字，当然不能随便称呼，随着皇权和宗法制度的日益加强，此后避讳现象的日趋严格，甚至被明文写进法律。以家庭为基础的宗法社会，尊长的名字同样不能轻易书写。比如唐朝法律就规定，谁要直呼皇帝的名字，那是犯了“大不敬”的罪，那是不能够被赦免的。清代的乾隆二十二年，有一位退休的浙江布政使彭家屏，在族谱《大彭统记》上，刊登河南段昌绪家存吴三桂的文告时，乾隆隆的名讳弘历不缺笔，成为彭家屏自杀及段昌绪斩首的罪名。乾隆四十二年，江西的王锡侯编篡《康熙字典 ·凡例》时，不避康熙、雍正、乾隆名讳，结果就依照《大逆律》定罪处斩。避讳像一张罗网，使人们言行，时时受到监控，稍有不慎，就触犯刑律，轻则遭谴，重则罹祸，乃至要灭家灭族。 

看见故人的东西，都要那样地思念他，如果有写着父亲名讳的器物，当然也是父亲存在的一种象征，在儿女的陪葬坑里，存放着许多有父亲名讳的物品，同用他父亲来陪葬，根本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区别。秦俑馆的考古学家一直宣称，秦俑坑中的“相邦吕不韦戈”是在吕不韦担任宰相时，代表中央一级机构亲自督造的兵器，说明他还是朝廷握有实权的行政首长，他的地位和声望都是空前巩固的，他当然也是“叱咤风云、至高无上”的风云人物，即使兵器上需要刻上四级管理的机构和人名，人们也不能直呼“吕不韦”的名字，更不能直接在兵器上，铭刻“吕不韦”三个字，因为这样做的本身，是直接违犯“官讳”行为，是对于吕不韦本人最大的不敬和藐视。从这个角度看，刻有“吕不韦”名字的兵器，都不可能是吕不韦担任秦国宰相时制造的。之所以会在许多兵器上出现他的名字，肯定是在他免去宰相之后，后人对他所做的一种恶作剧。 

“三年相邦吕不韦戈”由于“相邦”两字没有避刘邦的名讳，它应该是秦朝灭亡前的铭刻，又因为犯了“吕不韦”的名讳，所以它应该是吕不韦免相之后的铭刻，至于戈是什么年代铸造的，那就不得而知了。如果秦始皇确实是秦俑坑真正的主人，如果这一些“吕不韦戈”确实也是秦俑坑内的“原配兵器”，那么以此为由去认定这些“吕不韦戈”，就是为秦始皇陪葬的结论，应该是不会有错的，如果说这真是一种“父亲为儿子陪葬”的异常现象，人们也只有看着、忍着，只能去抗议当时社会道德的沦丧和荒唐。但是可以肯定地说，人们不会相信这一切都会是真的，不会相信秦始皇真是这种丧尽天良的人，因为他没有任何理由要这么去做，没有任何理由要如此作践自己、糟蹋自己，而让自己背上一个“父亲为儿子陪葬”的欺凌先祖的恶名，仅仅是为了一件在青铜戈上的铭刻，从而输掉自己难得树立起来的好名声，这是一件值得的事情吗？

人世间的事情，本身就是异常复杂的、多变的，一定要用一个公式、模式，去看去套，往往要出大问题、大错误的。任何时候，都要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以实事是求精神去对待，才是一个最正确的态度。当年吕不韦之所以被免除宰相之职，完全是由于母亲后宫生活失当而造成的，经过大臣茅焦以人不能有“不孝之行”的道理劝说之后，秦始皇将母亲重新迎回到咸阳宫。尽管吕不韦和太后有微点，但秦始皇和他们之间的血脉关系，始终是不能割断的。从“吕不韦不可能为秦始皇陪葬”这个角度看，秦俑坑出土5件“吕不韦戈”，或许是一件好事，正是由于在秦俑坑发现刻有“吕不韦”名字的器物，还真的能够在秦俑坑和秦始皇之间，进行一种有效的切割和分离，成为否定“秦始皇兵马俑”的一个合乎情理的有力凭证。袁仲一能够举出多少例子说明，父亲是可以为儿子陪葬的吗？这种人伦混乱败坏的事情，历史上恐怕是不可能找出来的。 

《睡虎地秦墓竹简·工律》上，有“公甲兵各以其官名刻之”的记载。意思是根据秦代的法律规定，凡是官方督造的任何兵器，兵器上都要铭刻督造者的“官名”。什么叫“官名”？官名就是官职名称，在《汉书·贾谊传》中，有“定官名，兴礼乐”的记载；在《后汉书·隗嚣传》中，有“政令日变，官名月易”的记载。所以这“官名”指的只能是官职名称，而不是官员自己的名字，因为，官职是随时可以叫的，而名字是不能直呼的，尤其是下级对上级，更应该是如此，如果直呼其名，直刻其名，这是犯上的、犯讳的不敬行为。所以将《秦律》“公甲兵各以其官名刻之”的规定，尤其是由吕不韦督造的兵器，都以为是一定要刻上吕不韦的名字，那是一种错觉，吕不韦的官名是丞相，刻上“丞相”、或者“丞相吕”都是合乎礼制的，而真的出现“吕不韦”三个字，那就有问题了，这一些兵器肯定不是真正在吕不韦督造下生产出来的。

应该说，在各地出土的青铜戈上，凡是直接刻有“吕不韦”名字的，都不会与吕不韦本人有任何的关系。因为这些青铜兵器的铸造，都是与《秦律》之中只刻官名、不刻人名的规定，完全是背道而驰的。俑坑中除了五件青铜戈之外，再也找不到其它刻有“吕不韦”名字的兵器了，这就说明“吕不韦戈”和秦俑坑大部分兵器之间，有一个巨大的“时空隔阂”。而正是在俑坑里出土有“吕不韦”三个字的青铜戈，才能将大量的、无铭文的、无“吕不韦”三个字的俑坑其它兵器，连同俑坑本身的建造年代，就与秦始皇的执政时期，更与吕不韦的当政时期无情地进行了“切割”。这种分析、判断和论述，无疑是非常正确的，因为它有秦代正式的法律为依据，又有历朝历代人人必须遵循的避讳传统为背景，所以在秦俑坑出土的刻有“吕不韦”名字的兵器，即使在秦朝和秦代，它本身的存在，也是一种违反秦法、违背传统习俗的行为。应该说，这样的一种论述是很经典、很有权威性的。

                                 2014年5月30日修改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