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不知哪个部门又出来发布消息：在陕西那座武则天的乾陵里面，藏有

          500 吨的珍宝，还咐上一张图片，并且声称这就是乾陵地宫的实景，真不知

          现在中国考古界的一些人，中了哪门子邪了：他们一方面坚决要求发掘乾陵，

          一方面又拿出乾陵地宫的照片。乾陵既然没有掘，怎么会有地宫的照片？由

          此可见，在没有发掘的情况下，对外公布的这一张乾陵地宫照片，百分之百

          肯定是造假的东西。从这一张照片的地宫结构来看，只能是别人的陵墓建筑，

          与“依山为陵”的乾陵，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一定要将其他人的

          地宫，说成是武则天乾陵的地宫，实在是一种欺骗国人、欺骗世界、欺骗历

          史、欺骗自己的行为。说他们是在无是生非，恶意炒作，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中国新闻周刊》以及众多媒体都报道说：“国家文物局、陕西省文物局、乾陵博物馆等部门，再次进行认真地研究：是否应当继续大规模地勘探乾陵的文物遗迹。”由此可见，已经消声匿迹多年的乾陵，在要不要挖掘的问题上，现在又突然浮出了水面，更有人主张在网上展开调查，看有多少赞成挖掘，有多少人不赞成挖掘，大有通过全民“决策”的方式，迫使中央作出让步，使得举国震惊的乾陵文物，能够尽快面世的咄咄架势。其实这是老生长谈的问题了，围绕着乾陵的“挖”与“不挖”，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一直呼声不断、提案不止。以郭沫若、吴晗为首的一批人，打着“地下文物归人民”的幌子，一而再、再而三向中央请命，并多次要求发掘乾陵等帝王陵，正是周恩来顶住巨大压力，说了一句“我对死人没有兴趣”的话，这才暂时平息了这一事端。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一些著名经济学家，打着发展地方经济的旗号，大肆鼓吹“如果将陕西帝王陵打开，每年仅仅门票收入，就有几十个亿”，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经济效益呢？他们说，这里能挖的珍宝，太多太稀罕，太能吸引人们眼球，来看的人肯定很多，收入也就很可观。那么这里到底有多少珍宝呢？他们说，光是乾陵至少有500吨，说不定有700～800吨。当地的一些考古学权威，也不甘心工作的长期寂寞，迫于来自各方的压力，也想为经济发展出点力，于是也加入到挖掘帝王陵的造势活动中来，他们拍拍胸脯保证说，随着考古技术的不断完善，完全有能力解决出土文物保护的技术难题。有经济学家算的大账，又有考古权威的可靠支持，除非长的是榆木脑袋，领导听了都会心里痒痒，都会下决心去“挖”的，如果不让他们去挖，当然永远都是不会死心的。

千百年来，经过众多文人的想象、夸张和渲染，乾陵本来面目荡然无存了，谎言早就已经取代历史的真实，所以流传至今的乾陵，是一座建造了五十多年之久、里面埋着两个皇帝的地下陵墓。一直到今天，仍然还有人坚持这样的观点：历史上的帝王们，在即位之后的第二年，就要以全国三分之一的财富，去为自己“预修”规模巨大陵墓的，乾陵里面既葬了唐高宗李治，又葬了女皇武则天，为此就要耗费全国三分之二的财富，这说明乾陵不仅是两个帝王陵工程的叠加，而且还是两个帝王陵埋藏珍宝的叠加，所以有理由认为：乾陵应该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珍宝最多的帝王陵。他们宣称：历史上有很多的人，都打过乾陵的主意，有的动用过几十万士兵，挖遍整座梁山，最后什么都没有得到。他们说乾陵是至今唯一没有遭到破坏的帝王陵墓，陪葬的珍宝，全都在里面。

问题是，所有的这些说法，统统都是违背历史、违背真实的欺世谎言。这又是为什么呢？首先是唐高宗李治和一代女皇武则天，在他们生前根本没有为自己“预修”过规模巨大、奢华无比的陵墓。唐高宗李治公元683年12月，立下“陵园制度，务从节俭”的遗诏后，在洛阳贞观殿去世。《新唐书》记载，对唐高宗后事的安排，当时朝廷发生过激烈地争论，陈子昂等大臣们竭力主张，因为洛阳是京城，完全应该在当地建造陵墓并进行安葬，但由于李治在生前就留下“若延吾一两月之命，得还长安，死亦无恨”的、魂归关中故土的遗言，所以最后由武则天亲自拍板决定，采取了从洛阳返回长安进行安葬的方案，是她带领大臣们踏遍了梁山，选定了一块理想的墓址，接着又命唐叡宗，于公元684年5月，护送唐高宗灵柩，取道崤函故道返回长安，并且于8月入葬乾陵。

从这个过程中人们可以看到：一是，在唐高宗的生前，并没有在梁山上为自己“预修”过规模巨大的地下宫殿，更谈不上在地面上，会建造富丽堂皇的宫殿建筑群；二是，安葬唐高宗的地宫，从选定墓址、调集工匠、准备材料、挖开墓道、穿凿山岩、形成墓室、主棺入葬、封闭墓门等一系列实质性工作，前前后后，满打满算，也只有7个多月时间。从建筑工程角度来看，这就是乾陵地宫建设本身，可能具有的最长的总“工期”。而从春秋战国，一直到两汉和曹魏时期，历史上的国君和帝王，如果在土层深厚地区，要用7个月时间，建造黄肠题凑的地宫，那是完全可以的；但是，要在坚硬的岩石山体上，想用7个多月的时间，就能够建成一座宽敞空间的地下宫殿，不是痴人说梦话，就是文人的一种臆断，凿山为陵又不是乾陵特有的专利，古代类似工程是很多的。

战国时期赵国肃侯及赵武灵王的陵墓，西汉时期徐州的楚元王墓和满城的刘胜墓，唐朝李世民的昭陵，都是在山岩上开凿出来的，不仅有规模巨大的墓室空间，也耗用了10年以上的时间，都是用钢凿、铁锤，一锤一锤慢慢地打出来的。以唐太宗的昭陵为例，早年看中礼泉九嵕山，于是决定在险峻山腰，以凿石方式“预修”自己的墓室，在13年时间内，要形成5300立方米的容积，按照这个工程量及所耗用的时间，可以大致估算出它每天只能出1.1立方米的墓室空间。由于山上凿石的工作面极其狭小，即使调去千军万马都是无济于事的。乾陵的施工工期只有短短7个月，能够凿出像昭陵那么大的空间，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用7个月的时间，按照每天1.1立方米的效率估算的话，在梁山的山体上，当时最多只能打出230立方米的有效空间，才是真实的乾陵地宫。

要将乾陵地宫的容积，认真地算准、查清了之后，这就为今后有关乾陵的考古论证工作，砌筑了一道可靠的“防火墙”，就能随时堵住烧向乾陵的各种“无名之火”。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来，武则天给唐高宗建造的乾陵地宫，其实是小得非常可怜的，根本不能够与唐太宗的昭陵地宫媲美，武则天将李治埋进地宫，封堵墓道之后，自己回到洛阳，立即摘掉李家王朝的金字招牌，登上大周皇帝的宝座，切断了与唐朝的任何联系，对远在梁山的乾陵也就不再过问。时间过去二22年，武则天也死了，围绕她是否葬在乾陵，朝廷发生激烈交锋，严善思等人主张武则天“于乾陵之旁，更择吉地，别起一陵”。由于武则天临终前，自动撤消了大周帝号，又归政于唐朝，作为儿子的唐中宗，宽厚仁慈，不忍心弃生母于外乡，于是遵照母亲生前的心愿，将她与唐高宗合葬在一起。

为此，公元706年5月，又重新挖开了乾陵原来的墓道，运进了棺木，将历史上这两位皇帝，葬到一起。这充分地说明了：武则天在生前，也没有“预修”过自己的陵墓，她之所以入葬乾陵，本来就是一个仓促的、临时的决定，完全是一种权宜之策，因为已经开凿好的狭窄地宫，是无法再进行任何形式的第二次改造、整修的，更谈不上能够进行大规模的增容或者扩建的。用准确的工程语言来说，那就是在一个匆匆忙忙建造起来的狭小地宫中，本来给唐高宗入葬就够寒心的了，现在又挤进了一个武则天，这哪里是帝王墓葬的壮举？哪里有什么资格，称得上是世界上最大的帝王陵墓？人们翻翻出自陕西的大量文宣材料可知：竟然还好意思去自我拔高、自我吹嘘为“世界的第九奇迹”，真不知道天下，竟然还有这等无羞无耻之事。对乾陵的恶炒，实在做得太出格了。

著名考古学家刘庆柱先生早就告诫人们说：“随着时代的变迁，从汉朝到唐朝，中国人的墓葬习俗，越来越趋向于象征化、程式化，将真实的珍宝财富，拿去作为陪葬品的，实际上是越来越少，乾陵地宫内，并没有太多的古代珍宝。”用所谓500吨、700吨、800吨珍宝来吊起人们的胃口，也是极端不道德、极端不负责任的事情。说它不道德，是因为制造这种谎言，实在是对广大民众朴实学风的一种戏弄；说它不负责任，是因为这一类数字的出笼，完全没有任何史料和实物的依据；说它为的是吊起人们的胃口，是因为这些材料是被当作发掘乾陵的敲门砖。任何人对某些史料和史实，可以有各种不同的理解和看法，但不可去任意编造史料和捏造事实，不同见解是正常的认识问题，而无中生有、肆意篡改，则是一个不可原谅的品格取向问题，这两者是水火不相容的。

2007年1月16日，刘庆柱先生在做客新浪网聊天节目时，对于乾陵的500吨珍宝问题，又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埋进这些东西，应该反映当时历史时代的一个侧面。因为阴间是阳间生活的折射，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比较早的殷商时期，常常用真人进行随葬，从孔子时代开始，用陶俑、木俑来随葬，俑只是一种象征品，后来就发展到糊一个“纸人”来随葬。因此在隋唐的墓葬中，到底能埋进多少真的东西，恐怕不像有些学者估计的那样有500吨的金银财宝，这个可能性是很小的，从已发掘的唐代王陵看，我觉得可能性很小。对于“兰亭序”的问题，刘庆柱又说：“唐太宗昭陵随葬一些书法作品，这只是一个假设。如果这一个假设成立，也不要抱乐观的态度。关中地区墓葬，包括汉唐时期的，没有一座墓葬能很好保存纸张的。纸张越精细，保存也就越困难。”

北京大学文博学院教授齐东方先生义正严辞地抨击说：“500吨文物的说法不对。文物跟白菜、土豆，完全不一样，有它特殊的价值，不能论斤论两。”针对“随葬品占了当时财政支出三分之一”的说法，齐东方表示，“中国从汉代一直到西晋，文献里都有明确记载，一般国家的财政收入，最后都要有三分之一用于修陵，至于武则天的随葬品，是否占了三分之一的财政，这是一种猜测。”当前，广大公众对乾陵埋有500吨珍宝以及藏有王羲之“兰亭序”真迹的说法，完全有理由提出质疑、问询，要求加以证实的电波，不断地涌向陕西省市县的文物主管部门。在这一种紧急情况之下，乾陵博物馆于2007年1月，在西安召开了一个“乾陵考古调查发现新闻发布会”，以“乾陵藏宝500吨的说法毫无依据”为题，对于乾陵藏宝500吨等敏感问题的争论，做出正面澄清。

在这么一个重要的会议上，那些和乾陵藏宝有关的人士，全都纷纷出来表态说，这件事情和自己没有任何的联系。著名考古学家、乾陵博物馆馆长樊英峰，在会上郑重地说：“乾陵陪葬珍宝至少500吨，这种说法是很不科学的，博物馆的业务人员，从来都没有在正式场合，提出过这一种观点。唐代的贵金属文物，例如金银器的计量，最大为两，相当于现在的40克左右；最小为字，相当于1克。用吨去计算这两朝皇帝的玄宫内，包括书法作品、丝织品等在内的珍贵文物，更是缺乏学术和专业素养的。”与此同时，多年来一直从事乾陵研究的考古学家秦建民，也在众多的媒体上发表声明说：“我自己从来都没有在任何的场合上，说过乾陵的地宫之中，藏有500吨珍宝的这一类话。至于有人提出了乾陵埋入其时唐王朝年财政收入三分之一的那种提法，更是莫名其妙。”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张建林，长期致力于唐代帝王陵的研究和考古调查发掘，他坦言道：“在有关乾陵文物众多报道中，使用‘500吨’这样一种概念，纯属无稽之谈。”不久“北京”也出来讲话了：在2007年1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认识乾陵勿入误区》文章中，直截了当地指出“日前盛传乾陵地宫文物500吨的说法，并不科学，至于有人说乾陵玄宫内，埋藏了当时唐王朝三分之一的国家财富，也是一种没有根据的猜测。”既然《人民日报》已经发出如此的“重话”，当然代表“中央”肯定的声音，意味着公众对乾陵地宫藏宝的全面推翻和否定，已经起到决定性作用，证明广大有识之士对乾陵藏宝的揭露，是完全符合民心和民意的。应该说只要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提倡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任何欺世不实之言，都会有全面“决堤”的那么一天。

    早在2007年底，各大媒体就向乾陵“开炮”了：《华商报》发表文章说：“考古专家驳斥乾陵传闻”；《南方都市报》发表文章说：“乾陵藏宝500吨，那是瞎说”；《西安晚报》发表文章说：“500吨珍宝，是无稽之谈”；《法制晚报》也发表文章说：“乾陵珍宝被公开辟谣”；《浙江在线》发表文章说：“乾陵传闻太离谱”；《北京晚报》也发表文章说：“乾陵之说，违背了科学的精神。”在陈景元2006年11月28日撰写的《考古学家“虚构的”乾陵地宫》的博客上面，刘庆柱两次上帖留言说；“关于乾陵发掘的舆论，实际是一场闹剧，据我了解的情况，考古学界、学术界、国家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是绝对不会同意发掘乾陵的。我们要把最真实的东西介绍给人们。”对于这场既可笑、又无聊的闹剧，刘庆柱先生的话说得真是一针见血，说到问题本质上去了。

    乾陵“500吨珍宝”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乾陵博物馆馆长樊英峰先生明确地指出：“乾陵陪葬500吨珍宝的说法，是来源于几年前的一部文学作品。”秦建明先生也告诉记者说：有关“乾陵珍宝500吨的这个数字，最初是由一位在乾陵进行长期采访的作家提出来的，此人并非考古工作者。”新华社著名记者冯国，在2007年2月17日《暸望新闻周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也提到“长篇小说《悬念乾陵》的作者，说过乾陵藏宝至少500吨的话。”原来，《悬念乾陵》是西安电影制片厂一位叫张敏的编剧创作出来的一部文学作品，而张敏本人则是主张立即发掘乾陵的坚定鼓吹者，为了使渲染乾陵发掘的轰动效应更加形象化，于是虚构了乾陵埋藏珍宝500吨的骇人“悬念”，它让多少人欣喜若狂、它让多少人天天做着发财梦，这可能就是《悬念乾陵》的最大“悬念”。

    要作为考古论证的可靠依据，其中的每个字、每句话，是要实而有据，要经得起实际检验，更不能搞虚构和创作。而乾陵考古一旦与文学作品同流合污，就一定会变成一场闹剧。乾陵珍宝之说早就被各界推翻和否认，为什么在今天还会死灰复燃呢？应该说，那些主张发掘乾陵的人，对中央“不发掘乾陵”的决定，一直是耿耿于怀的，一有风吹草动，一定会伺机而起。刘庆柱先生说的“我们要把真实东西介绍给人们”这一句话无疑是正确的。可惜的是，国家文物局直到现在也不知道“乾陵真实的东西”究竟是什么，这就是使挖墓派压而不服的根源所在。应该说，真实的乾陵地宫，总共只有7个月的工期，只有230多立方米的内部空间，根本就不存在500吨珍宝的“悬念”。历史总有一天会证明：建筑学家的忠告是正确的，而张敏等人的言论，那完全是自欺欺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