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因山为陵、凿石为室”的陵墓，在秦汉之前早就已经存在了。在《史记·赵世家》中，就有“肃侯十五年（公元前三五五年）起寿陵”的记载，赵国的国君肃侯，用十年的时间，在常山（今河北曲阳县）“预修”了自己的陵墓。按照肃侯的身分，他的墓葬属于“诸侯五月”的等级，如果在平地上挖坑建墓，只需要五个月的时间，然而曲阳地区，遍地都坚硬岩石，而且这里的地下水位很高，向下挖坑建造竖穴，不具备施工建设的条件。好在赵国有着发达的冶铁业，钢铁制成的工具，使上山凿石建墓成为可能，这是肃侯“预修”寿陵的唯一选项。肃侯之子赵武灵王，在曲阳盖都山上，也用这种方式为自己“预修”了陵墓。到了汉代，许多的诸侯王，在河北满城、江苏徐州等地的山上，也用凿石的办法，为自己“预修”了这一类陵墓，工期都在10年以上。

   从工程技术的角度看，古代帝王生前是不是“预修”了陵墓，不要看他生前是否选择了墓址，不要看他生前是否建设了陵邑，不要看他在地面上是否建造了陵上寝殿，因为这都是一些前期性的、或者是辅助性的工程，它们都不是陵墓工程的主体，不是陵墓工程的核心。这些工程修得再好，都与帝王去世后的入葬，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陵墓工程的主体，陵墓工程的核心，陵墓工程与帝王去世后入葬直接有关的，只能是陵墓的地宫工程。应该说：凡是在帝王生前，能够“预修”起“因山为陵、凿石为室”地宫的，或者能够建造起各种石砌地下宫殿的，都可以认为他们是生前“预修”了陵墓的；凡是在帝王生前，只是建造过一些地上宫殿、而未能建造“黄肠题凑”，或者未能建造地下宫殿的，都不能称之为“预修”陵墓。这是一个衡量是否“预修”的唯一标准。

   除了凿石、挖洞方式，能够形成“不塌”空间之外，要用其它的方法，在一个大开挖的竖穴土圹、土坑中，用各种砖、石建筑材料，以人工方式去建造一个能够承受上部巨大的荷载、又能够包囊整个地下空间的墓室结构，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在这种情況之下，“预修”陵墓最核心、最关键的问题，就在于能否真正形成地宫大容积、大跨度的上部顶盖的建筑结构。要完成这种大容积、大跨度的地宫建设，是必须要以可靠的、完善的筒拱结构，或者拱壳结构技术的发展，为其先决条件的。而从一九八五年十月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一书的有关资料看，筒拱结构并不适于方形墓室的建造；拱壳结构在西汉末年才出现，由于跨度和矢高很小，尚未用到帝陵建设中。穹窿顶墓始于三国时期，而大跨度石拱壳用于陵墓，那是宋代以后的事情。

   秦汉时期，是有“预修”帝陵的记载，它的地上建筑部分，确实是有条件进行“预修”的，但在竖穴土圹中的地宫部分、即“黄肠题凑”墓室，则都是“临命”进行修建的。只有等到大跨度的筒拱、或者拱壳结构技术完全成熟之后，帝王生前“预修”陵墓的工程，才具有一种完整的意义。这个时候，地上的陵寢建筑部分和地下的墓室部分，既可以分别进行，也可以同步施工，工程竣工之后，“预修”起来的陵墓，由于预留了日后可以通行的墓道和可以停棺的空间，可以随时恭候主人前来入葬。一旦修建陵墓的君王被人推翻，这个寿陵还可以被后世帝王加以利用。慈禧死于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她的“寿陵”二十八年前就已竣工，在漫长的待葬时间里，先后分成五次向地宫内帝部，不断地送进殉葬的奇珍异宝。可见建好的“寿陵”随时都是可以打开的。

   春秋战国时期和秦汉时期，最高等级的墓葬是怎样的呢？从秦始皇陵“残存周垣、其址具存”的情况下，以手工方式测得的尺寸来看，秦始皇陵陵园的界址，本身是十分清楚的、具体的。当时除了高大的封土堆和内外城墙之外，再也没有更多的地上遗迹可以寻找了。应该说，古代对于秦始皇陵内外城平面尺寸的实测和丈量，时间越早保存下来的遗迹，也就越具体、越准确，有关的记载也就越详细，因而争论也就越少。那么真实的秦始皇陵，到底有多大的工程规模呢？这里还要重申一下，袁仲一等人当年仅凭古书上“三百丈”的文字，强行将西杨村的秦俑坑，划进秦始皇陵范围中，以代王镇上的一个虚拟的秦始皇陵东阙门为依据，又强行地将秦始皇陵的陵园面积，扩展到“五十六点二五平方公里”，所有这一切都出自于袁仲一等人毫无根据的臆断和想象而已。

   从一九六二年第八期《考古》杂志上，发表的陕西省文管会《秦始皇陵调查简报》的这个材料中，人们完全可以看到：在当时秦始皇陵的现场，是能够找到它内、外城垣准确可靠的遗迹的，可以证明这就是秦始皇陵已经完成的工程；在小面积的范围之内，发现有瓦、红烧土、灰烬的遗迹，证明这就是秦始皇陵已经完工、並且被烧毁的地面木结构建筑部分；在陵内几个地点上，发现有夯土地基、有砖瓦，但无红烧土、灰烬，证明这是打了地基、准备了材料，但未进行木结构建筑的工程；在封土的北侧，有大面积的夯土台基遗迹，但无砖瓦、红烧土、灰烬，证明这是地面大型宫殿建筑的遗迹，但只是在完成了夯土地基之后，还没有来得及进行地面大规模建筑施工的情况之下，便被迫全面地停工了；再加上陵内那一个巨大的封土堆，这是秦始皇陵可寻踪迹的全部。

   张九龄《秦始皇陵》诗中有“徒役如雷奔”的修陵队伍云集骊山的情景，在《汉书·高祖本纪》记载中，有刘邦“以亭长为县送徒骊山，徒多道亡”的现象，并非都发生在秦始皇生前当政的年代里，汉代的学者应劭说：“秦始皇葬于骊山，故郡国送徒骊山往作。”《汉书·黥布传》也有“布以论输骊山，骊山之徒数十万人”的记载。这都充分地证明：一是，在秦始皇生前的几十年时间中，根本不存在调集几十万刑徒，奔赴骊山为自己“预修”陵墓的事情。二是，秦始皇去世之后，刘邦、鲸布等人带领当地的民工，赶赴骊山工地的主要任务，无非是进行地宫竖穴的土圹开挖、夯筑封土工程，或者是一部分地面建筑工程。三是，由于农民起义，工程不得不停工，所以除了仅完成地宫、封土，内外城垣以及一少部分地面建筑之外，其它的工程根本就来不及进行。

   可以说，由于开工时间很晚，不久农民起义军打到骊山，秦始皇陵当然就是一个“半拉子”工程。许多建筑材料来不及烧制，只好向临近郡县调集现存旧料，以解燃眉之急。这就是陵内出土一种有“登宫水”铭文的砖，和临潼县北郊一座民间小墓的砖，竟然一模一样的原因；由于秦始皇早就撤销芷阳县的建置，所以陵内出土一种有“芷阳工癸”铭文的砖，也是早年存留于民间的。由于建陵工期紧迫，朝廷明令天下：凡逾期到达骊山者一律问斩，看到了民工纷纷逃匿，刘邦“自度比至皆亡”，如其逾时受斩，不如反戈抗秦；黥布也一样“乃率其曹耦，亡之江中为群盗。”没有骊山工程仓促上马，农民不会起事，秦朝不会灭亡；如果秦始皇一即位，慢慢地建造陵墓，社会矛盾不会如此激化，农民不会造反。秦末骤然爆发农民抗争，恰恰说明他“生前”并未修陵。

   中国古代“预修”帝陵，学术界一直非常关注，却未能加以彻底研究和解决。“预修”帝陵的说法，是人所共知的，媒体上“预修”帝陵的报道，也称得上是遍地开花，但这仅是一种表面现象，因为它不足以说明，有关“预修”帝陵的问题，人们一定会有非常正确的认识了。比如：要进一步地请教一些考古学家，难道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帝王陵墓，都是在生前“预修”起来的吗？显然不是事实。既然如此，那么“预修”陵墓的现象，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最早进行“预修”的是什么样的陵墓？哪一些帝王“预修”过陵墓，哪一些帝王没有“预修”过陵墓？哪一些陵墓可以“预修”，哪一些陵墓不可以“预修”？即使在同一座陵墓中，哪一些部分可以“预修”、哪一些部分不可以“预修”？“预修”帝王陵墓是个复杂问题，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才对。

   我国从殷商到明清，历时三千余年，共有帝王五百余人，至今在地面上有迹可寻、时代明确的帝王陵墓，也仅有一百多座。有众多的研究资料表明，大多数的帝王陵墓都不是在生前进行“预修”的。比如：唐高宗李治在洛阳去世后，关于他的葬地是洛阳、还是长安，当时在朝廷内部，发生过激烈地争论，武则天去世后也是如此，说明他们在生前都没有“预修”过陵墓，又如北宋时期的帝王陵墓，几乎没有一座是“预修”的；在明代，除了永乐的长陵、嘉靖的永陵、万历的定陵，是生前“预修”之外，其他帝陵----如仁宗献陵、宣宗景陵、英宗裕陵、宪宗茂陵、孝宗泰陵、武宗康陵、穆宗昭陵、熹宗德陵、崇祯思陵等，都是死后进行建造的。清代顺治的孝陵，光绪的崇陵，也不是生前“预修”的。有关帝王陵墓，都在即位次年建造的说法，不符合历史事实。

   实际上，恐怕没有多少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能够把古代“预修”帝王陵墓的问题，都说得非常清楚。为什么在长期的研究工作中，还会出现这一种前、后脱节的现象呢？究其主要的原因，都在于历朝历代的“帝王”陵墓，大多出自建筑师和建筑工匠之手，尤其是当年建造地宫核心部分的工匠们，很少有从里面活着出来，外界对陵内高度机密的结构和布局，根本无从知晓，也未能留下真实的技术挡案材料。现在人们看到的有关帝王陵墓、尤其是地宫的精彩描绘，一律出自于文人极端的“夸张、想象”，众多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又将这类文字，视为“经典文献”，作为认定古代帝王陵墓建造的主要依据，经过如此恶性的“循环发酵”，历史上许多真实的、深埋在地下的工程真相，往往就被曲解、就被阉割，进而被一些人当作“戏说”历史的主要材料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