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本本主义”，本本主义就是教条主义，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不能去怀疑，不能去否定和推翻。有人经常在讨论问题、或者在学术上发生争论时，开口闭口就是“拿本本来”。这“本本”就是书本，就是书上的文字材料。为什么要反对本本主义，中国“本本”实在是太多，人们有时很难分清哪些是文学创作，哪些是史料记载，如果将古人的文学构思和神话的故事，都一律视为历史资料的话，那就要是非不分，大害世人，就要令人肉颤了。汉代王充的一生，是中国“不唯上、不唯书”的典范，他在《问孔篇》、《刺孟篇》之中，公开反对把儒学名著，当作圣经加以膜拜，他指出：“圣贤下笔造文，用意详审，尚未可谓尽得实，况仓卒吐言，安能皆是。”他又对圣贤之书，进行鞭挞：“案圣贤之言，上下多相违，其文前后多相伐者，世之学者不知也。”

   在王充的名著《论衡》中，说到一件值得人们深思的事情：春秋时期的宋国，传出了一个惊人的消息说，一位叫丁公的富贵人士，在家打井中竟然发现了一个活人。后来一传十，十传百，全国上下，都知道丁家的这件怪事。宋国国君得报之后，立即到丁府进行察看，才弄清了事实的真相原来是：宋国人丁某，在自家院子里开凿一口水井，从而节省了一个专门为自家去远处挑水的劳动力，他事后对别人说：“吾穿井得一人”，别人没有完全明白他说话的本意，结果传来传去，以为他从井中挖出一个活人来。《论衡·书虚篇》原文是：“宋丁公者，宋人也。未凿井时，常有寄汲计之，日去一人作，自凿井后，不复寄汲计之，日得一人之作，故曰‘宋丁公凿井得一人’，俗传言曰‘丁公凿井，得一人于井中’，夫人生于人，非生于土也，穿土凿井，无为得人。”

   其实这一个故事，早就已经传到秦国来了。在《吕氏春秋·察传》之中，对此也有精辟的评论：“夫得言不可不察，数传而白为黑，黑为白，此愚者之所以大过也。闻而审，则为福矣，闻而不审，不若无闻矣。宋之丁氏，家无井而出溉汲，常一人居外，及其家穿井，告人曰：吾穿井得一人。有闻而传之者曰，丁氏穿井得一人，国人道之，闻之于宋君，宋君令人问之于丁氏，丁氏对曰：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于井中也。”还好这个传遍全国的奇闻，在国君亲自干预下，得得了澄清，还原了真相，否则将“丁公凿井得一人”的话，写进春秋时期的一本传世之书之中，进而到处传播的话，白的真要变成黑的，黑的真要变成白的了。这里要说的是，不要以为类似“丁氏穿井得一人”的怪事，从此就完全绝迹了，不会再出现在公众视野，不会写入名人著作中去了。

   有些类似的怪异之事，竟然还在秦俑馆中流传着。根据古代名著《三辅故事》一书的记载，楚霸王项羽入关后，曾以三十万人盗掘秦陵。在他们挖掘过程中，突然一只金雁从墓中飞了出来，这只神奇的飞雁一直朝南飞去。过了几百年之后，到三国宝鼎元年，一位在日南做太守的官吏张善，有人给他送来一只金雁，他立即从金雁上的文字判断：此物乃出自于秦始皇陵。这个传说有没有历史依据呢？秦俑馆研究室主任张文立先生，在其学术著作《秦始皇帝陵》一书中，说“这虽然是一个传说故事，但说明秦陵内的文物曾经流失于外，并且远达云南以南。至于说金雁制作精巧，不但好看，而且还能飞，这也是有可能的。因为春秋时期，著名工匠鲁班已经能制造出木雁，在天空能够飞翔，直飞到宋国的城上。几百年之后，秦代的工匠能制造能飞的金雁，这是可信的。”

   春秋时期的宋国，真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不仅全国都认曾经相信“丁氏穿井得一人”，是真实的，后来又传出了鲁班师爷，竟然造出了“能飞的木雁”。为此，让秦俑馆的学术权威张文立先生，认为在秦始皇陵的地下地宫之中，存在一种会飞的金雁，也是可信的。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还有：春秋时期“丁氏穿井得一人”的消息传到国君耳中，国君进行了调查，判定此消息有假，很快就向全国作了纠正；相反，当代秦俑馆的考古学家，却认为春秋的鲁班，既然能造会飞的木雁，秦代的工匠能造会飞的金雁，当然也是可信的。难道张文立先生不是谈论秦始皇陵的考古问题，而是在编造秦始皇陵的神话故事？难道真的不清楚，一个金属物体在地宫中不停飞翔，是需要安装永久性机械动力的吗？也不去想想得出“秦代工匠能造会飞金雁”说法是多么的自欺欺人。

   司马迁《史记》中说的许多话，人们如果去认真地推敲起来，问题也是很多的，比如司马迁说“秦始皇一即位就修建陵墓”、秦始皇陵内地有无数“宫观”这些话的本意如何，就值得人们重新进行分析和研究。比如，《史记》中说，秦始皇即位后，立即进行大规模的陵墓建设，如果这是指秦始皇为自己“预修”陵墓，那就大错特错了。如果这是指给他先祖建造陵墓，则又完全是正确的。这是为什么呢？人们知道，以前秦国的国君，一直没有“预修”陵墓的传统，所以国君去世之后，新即位的国君，必须立即着手建造陵墓，办理包括先王陵墓在内的一切后事，是新君即位之后，必须全力进行的一项工程建设。因为时间不等人，时间拖得久了，尸体的防腐工作，会变得越来越困难，以最快的速度让先王“入土为安”，是一项最重要、最紧迫、最不能耽误的工程。

   秦王赢政即位之时，只是一个诸侯国的“国君”而已，他与秦庄襄王、秦孝文王、秦昭王等“国君”的等级和地位，实际上是没有多大区别的。如果真有国君即位，立即就要“预修”陵墓的话，那么他们的墓葬等级应当都是类似的。如果赢政即位后，就要规划建设“五十六点二五平方公里”的陵园，需要三十多年时间进行陵墓建设的话，那么秦庄襄王、秦孝文王、秦昭王等“国君”各自的陵园面积和建设时间，都应该处于一个同等的水平之上。赢政即位二十六年后，才由诸侯国的秦王，晋升为秦王朝的皇帝，才能享受帝王的特权。在此之前，一切都要按周朝的诸侯能享受的礼仪制度去办。秦庄襄王、秦孝文王、秦昭王等人生前没有“预修”陵墓，所以嬴政也不能任意为自己“预修”陵墓。所以他的父亲死了之后，建造父亲陵墓的重任，只能由他来承担了。

   一个诸侯国君的陵墓，需要建造多长的时间？如果认为秦始皇陵建造时间非三十八年不可的话，那么作为诸侯国国君的秦庄襄王、秦孝文王、秦昭王等人的陵墓，至少也应该有二十年才对啊！看来，秦王赢政即位后的二十年内，都要派几万、甚至十几万人，在父亲的陵墓上干活的。父亲只当了三年的国君，祖父秦孝文王在秦昭王死后，只当了三天的国君，所以除了父亲的陵墓之外，祖父秦孝文王的陵墓，尊祖父秦昭王的陵墓，都要由才即位的秦王赢政的手上来完成。赢政即位不久，祖母夏太后、华阳太后和自己的生母，先后又去世了，这么多先祖的陵墓，都是要由赢政去建造的啊！这难道都不是摆在赢政面前最现实的问题啊。人们要知道，这一些人陵墓的建设规模，也都是很大的，都要耗费朝廷很大财力和物力的，是都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建造完成的。

   人们从“茅焦说太后” 故事中可以看出，秦始皇是个大孝子，任何“以孝为本”的后辈和后人，哪里有置先祖和先人的丧葬不闻不问，甘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去建造自己陵墓的？其实，任何一个朝代、任何一位皇帝在位，几乎年年都有建造陵墓的繁重任务。帝王本身就妻妾成群，有三宫六苑和七十二嫔妃，上面有太祖、太皇，皇伯、皇叔，国舅、国戚的主脉、支脉；下有皇兄、皇弟，皇子、皇女，皇侄、皇孙的支系。如果封有王位的，地位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们又都有自己的七姑八舅、三侄六甥和公主驸马。自然形成王室庞大而复杂的根须体系，如此繁衍扩大，形成一种燎原之势。这么一个庞大的王族体系的成员去世之后，一个个都要按照礼制建造陵墓。可以说，在秦始皇当政的几十年时间里面，需要建造起来的陵墓，直是多如牛毛、不可胜计。

   赢政刚即秦王之位时，才是一个只有十三岁的未成年的孩子，虽然已有“秦王之尊”，但根据“礼记”章法，赢政也必须按“二十而冠”的规定，才能真正“亲政”，在这之前的一切军政大权，都不在他的手里。一个还不太懂事的小娃娃，难道就能够摒弃那么多先祖、先王、先人的陵墓而不顾，一登上王位，立即就下令去“预修”自己的陵墓。这一种做法是完全违背论理法则的，违反正常人伦精神的：不去先建造已经去世先祖的陵墓，反而要去建造不知什么时候去世的小儿孙的陵墓。如果赢政真的是这样的人，那他真应该是天打雷辟，真该被世人唾骂的人。还好，赢政不是这样的一个人，赢政二十岁之前的辅政集团，也不会放任他去这样做。这也就是说，司马迁的有关“预修陵墓”之说，就像“丁公凿井”一样，已被人误传了两千多年，却至今得不到纠正。

   秦始皇雄才大略，勤政有为，崇尚法治，是一位事业型君主。《史记》称，在他当政期间，“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泰山刻石》上也有“治道运行，诸产得宜，夙兴夜寐，建设长利”的刻辞，这一切都说明，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工作狂”。章炳麟在《秦政记》中，说过这样的话“秦始皇负扆以断天下，而子弟为庶人，后宫之属，椒房之嬖，未有一人得自遂者。秦皇微点，独在起阿房，及以童男女三千人资徐福，其它无过。”其实，任何人只要不抱有偏见，尤其是将他与历史上那么多的昏君，去作一番全面分析和比较的话，优劣良莠很快也就被显示出来。一生都把自己全部身心放在国事上的秦始皇，即便有一点邪念，也是千方百计派遣众人，去寻找“不死之药”，以使自己能够真正的“长生不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