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仲一重新提出秦始皇陵占地“五十六点二五平方公里”的论点，是经过巧妙安排和计划的。一开始，他向人们介绍说：在河北平山县出土一块铜版《兆域图》，由于图中标有“内宫垣、中宫垣”的字样，所以估计必定还有一道“外宫垣”。他想战国时期中山王的陵墓都有三道城垣，依此类推，秦始皇陵也应该有三道城垣才对。秦始皇陵已经有了两道城垣，这第三道城垣也必须要有。那么，秦始皇陵最外面的一道城垣在哪里？事情很凑巧，他说馆内有一位叫聂新民的人，找自己谈话时，说是在秦俑坑东面一个叫代王镇的地方，那里有一个很大的夯土台基，很有可能就是秦始皇陵第三道城垣的所在地，那个夯土台基，就是秦始皇陵的双阙门建筑的遗址，认为这就是秦始皇陵最主要的陵园入口处的一个“东大门”。袁仲一当时并不否认聂新民的这一个大胆构想。

    袁仲一自己也承认：“目前的考古资料，还没有发现外城垣的夯土围墙，所谓的双阙夯土台基，现在还不能完全肯定，但这个问题确是值得探讨的。”下一步该如何去进行分析和探讨呢？袁仲一拿出自己的方案：假若以始皇陵封土的顶点为基准，向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各自延长3750米，南到骊山，北到新丰塬，西到赵背户村西的古河道，东到代王镇上的东阙门，这样就就能形成一个长、宽各为七点五公里的屏障了。而这个屏障，有可能就是秦始皇陵最外围的边界。袁仲一在《秦始皇陵考古纪要》中坦然承认：“当然，这仅是一种的推测，还需要进一步地工作予以验证。秦始皇陵范围到底有多大？如果秦始皇陵外城夯土围墙外，确实还有这一道屏障的话，那么这种说法，完全是可以成立的。”这时候，袁仲一的说法还是比较客观的，承认这仅是一种推测而已。

    其实袁仲一“以秦始皇陵封土顶点为基准，向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各延长3750米，南到骊山，北到新丰塬，西到赵背户村西的古河道，东到代王镇，形成一个长、宽各为七点五公里（总面积五十六点二五平方公里）”的这个构想，唯一依据就是“聂新民认为代王镇上存在秦陵外城垣的东阙门遗址”，所以“五十六点二五平方公里”和“东门阙遗址”的存在，是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的。袁仲一在《秦始皇陵考古发现与研究》一书中，还实事求是地告诉人们：“在代王镇上的陕西鼓风机厂附近，有两个南北对称的高土堆，有人认为可能是秦始皇陵园东阙门。由于未作详细地勘探，此土台的性质，一时尚难确断。”此书是二○○二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就是说直到此时，所谓的“秦陵东阙门遗址”这一个关键问题，仍然建立在一种“推测、假想”的基础上。

    在一九九四年八月，由文汇出版社出版的《秦始皇陵兵马俑辞典》一书中，有“代王阙址”这样的条目，它说：“代王阙址---秦始皇陵东约4公里的代王镇东，有一高台基址，土台高约2米，底部周长52米，遗址中有秦代的绳纹瓦片，有人认为这是秦始皇陵的东阙门遗址。”这本实用大辞典的主编，就是袁仲一自己，而撰写这一条目文字的，则是秦俑馆的考古学家党士学先生。人们从条目的内容看，一是指出高台基址中，是找到众多属于秦代绳纹瓦片的，既然它是秦代的文物，说明了这个高台，应该是秦代建筑的一部分，所以将它说成是“秦始皇陵东阙门遗址”的结论应该是可信的；二是直到此时为止，对“秦始皇陵东阙门遗址”的认定，仅局限于“有人认为、个人观点”这个层面上，这种认定是否能够完全代表秦俑馆的正式意见，还是没有最后定论的。

    关键的问题还在于，在代王镇上的那个高台，原来说它是夯土的，结果到现场一看，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又说那里发现很多秦代绳纹瓦片，也是没有得到证实的，不管怎么说将它认定为秦始皇陵主要入口处的东阙门，显然是没有多少可靠依据的。令人遗憾的是，袁仲一在自己撰写的这个《秦始皇陵考古纪要》发表不久，在代王镇上的那个“秦始皇陵东阙门遗址”和所谓的第三道城垣遗址，並没有得到最后有效证实和确认的情况下，有人就迫不急待地“抹去”了众多的“推测、假想、可能”之类的字样，将一直处于“待定”状态下的“五十六点二五平方公里”的说法，很快就变了质、变了味，变成了一个“铁定”考古事实，一九八一年由钻探和调查确定的、已经被否定了的“五十六点二五平方公里”的口号，又响彻云霄了，又恢复了往日的那一种威严了。

    于是袁仲一也很快改口了，《西安日报》在一篇报道文章中明确地指出：“袁仲一先生说，秦始皇陵的面积，目前所知是五十六点二五平方公里，包括兵马俑在内的多处发现，都是秦始皇的陪葬品。”秦俑馆研究室主任张文立，在他撰写的《秦俑学》一书中，也毫不迟疑地说“秦始皇陵园的占地规模很大，陵园总面积达到了五十六点二五平方公里，由秦俑坑再往东三、四里，就是秦始皇陵园的东阙门了。”从此之后，秦始皇陵占地面积“五十六点二五平方公里”的金色标签就贴满了有关秦史、秦陵、秦俑研究的文章和著作中去了。就这样，秦始皇陵园占地面积“五十六点二五平方公里”的神话，被袁仲一等考古学家，先以一种猜测、虚构、创作的方式，被泡制出来，並且又通过各种方式，从无到有、由暗转明，并且迅速推向整个社会、推向世界每个角落。

    经过袁仲一等人，不断地宣传和炒作，秦始皇陵陵园占地“五十六点二五平方公里”的说法，早就变成了谁也不能推翻的金科玉律了。但是，唯独在陕西省咸阳市的一个地方，发出了一个与此极不同的声音，有一位叫孙嘉春的地质学家，在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向有关部门提交的《秦始皇陵园地学研究报告》中，课题组有关人员，通过周密的实地调查之后，对所谓的秦始皇陵东阙门的说法，明确地进行否定：“代王镇上陕西省鼓风机厂北侧500米的一处土、砂、石构成的高丘，曾被一些研究者称作秦始皇陵的东门阙。而那里出土的瓦片，是否属于秦始皇的时代，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孙先生意见的重要性在于：代王镇上存在的，只是一堆土、砂、石构成的土丘，与秦汉时期的门阙建筑遗址，一点关系都没有，尤其是那里发现的一些瓦片，很难说就是秦代之物。.

    代王镇南侧、陕西省鼓风机厂北侧夹着的农田中，是有一个大土堆，它被秦俑馆的考古学家，认定为“秦始皇陵东阙门遗址”。其实，这个土堆就在鼓风机厂正门主干道的一侧，人来人往，天天可见。谁都可以爬上土堆的顶部看一个究竟：这里根本不可能是一处秦代的东阙门遗址。原因有两条：一是，这个土堆，土石松软，未经夯实，不是秦代墙体常见的工程做法，说它是夯土台基，完全是没有根据的；二是，这个土堆与秦始皇陵封土中心、内外城垣的两道东门，不在同一条直线上，也不在秦始皇陵东西方向的纵轴线之上，没有理由作为秦始皇陵的东大门而独立地存在着。人们向陕西省鼓风机厂的职工，去打听一下情况，都会被告知说：“这种土堆本来就很多，在建厂的初期已经被平掉了不少，秦俑馆的人说它是秦始皇陵的东大门，完全是胡扯蛋的事情。”

    临潼博物馆馆长、著名考古学家赵康民先生，二十多年前就亲口对来访者说过：“那一个土堆，根本与秦始皇陵的东阙门毫无关系，实际上它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墓葬。”在清顺治版的《临潼县志》中，就有一位五代时期的大将军王彦章葬在此处的记载，秦俑馆一些考古学家以“王彦章平生从未到过陕西”为由，将它视为无稽之谈。让人不能理解的是，在自己并没有拿出确凿可靠凭证的情况下，就匆匆忙忙地作出了那是“秦始皇陵东阙门”的考古结论，难道它就变成一种“有稽之谈”了吗？张自修先生在《骊山古迹名胜志》一书中，就很不赞同“王彦章从未到过陕西”的说法，书中说：“王彦章，后梁寿昌人，枸枷滩一战失于娃娃军之手，代王镇鼓风机厂地面，即为当年的枸枷滩。”不管怎么说，这一个土堆，绝对不像秦俑馆人说的是秦始皇陵园东门遗址。

    代王镇上的这个大土堆，根本就不是秦汉时期建筑遗址中那种夯土堆，人们就可以看到：向袁仲一提供代王镇上有个夯土台基的话，肯定是一种不实之词，袁仲一自己宣称是跑遍这里每寸土地的人，难道在现场就没有发现这个沙土堆，和秦汉门阙建筑的夯土台基，应该是毫不相干的吗？另外，代王镇上这个土堆里面，这个土堆周围，什么时候出土过确实属于秦代的瓦片，这些实物现在到底存放在什么地方？可以断言的是，土堆根本不是阙门建筑的夯土台基，当然也不可能会在此发现有秦代建筑的瓦片，事实很清楚：所谓的“夯土台基”和“秦代瓦片”，都是秦俑馆内的什么人，有意放出的烟幕弹，都是秦俑馆内的什么人制造出来的谎言，他们为什么要弄虚作假？把话说穿了，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将这个土堆附近地区，打造成秦始皇陵东大门的所在地。

    考古工作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袁仲一传》中说出来的“坚持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的原则，每一个字，总结的每一个结论，都要有理有据，掷地有声”的这番话。对任何人来说，诚信是非常重要的，既然豪言已经说出来，就要切切实实地去做、不折不扣地去做，不然就是言而无信，那就要自打嘴巴了。要使秦始皇陵“五十六点二五平方公里”这么一个重大的考古结论得以成立，对代王镇上的这个土堆究竟如何“认定”就成了一个关键问题。如果它真的是一个夯土台基，在附近又确实发现“秦代”的瓦片，考古学家以此作为凭证，认定就是秦始皇陵的东大门，当然是符合考古规程的，由于这都符合“有理有据，掷地有声”的精神，人们也一定会给予理性评价，并且加以接受的。然而事与愿违，这个“秦俑馆的人”认定的东大门夯土遗址，完全是虚假的。

    预告---4月11日发表《秦俑宣言》(08)：夯土遗址的原形毕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