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论家邓伟志先生说过：多少年以来，我国不论是自然科学界、还是社会科学界，能够被称之为学说、学派的，实在是太少了。中国无学说、学派，决不是说中国的学者无创见，而是有些人采取一种不承认主义。为了能够振兴学说、扶植新学派，他建议：“一是不同的观点，应该展开充分讨论，不要动不动就把一种新思想、新观点，视为异端邪说，鸦雀无声的学术一言堂，那是死水一潭！二是新闻界，一定要勇于为新学派、新观点，去鸣锣开道，成为培育学术人才的催生婆。”中国不是没有学派，不是没有高人，而是有一些学术君主，硬是采取一种驼鸟式的政策，绝对不能容忍除了他们自己之外，别人还敢登上被霸占着的学术“殿堂”，否则就要将你打入“十八层地狱”而永远不得翻身。

 
                             谁说秦王朝没有实行“车同轨”
 
    张仲立先生说：秦始皇实行“车同轨，书同文”，文献上确实有记载，在考古资料上也有印证，但一些学者至今仍然认为，“车同轨”是很有限制的。我认为，千万不要去简单化理解这个问题。秦始皇陵铜车马一号车与二号车轨距就有差异，兵马俑坑车辆也不尽相同，这一些证据链倒是有助于我们认识秦始皇“车同轨”的真相，如果用它来证明兵马俑坑不属于秦始皇，我以为就本末倒置了。照此逻辑，秦陵铜车马归属也有问题了。刘占成说：俑坑出土的战车，轨距和形制、大小基本一致，其轨距在1.6米左右，有些小的误差，是因为出土时车的遗迹有变形、有移位，测量的尺寸就不会完全一致。古代的手工制作，不可能十分的精确，差几厘米也在情理中，而不能说俑坑有不同轨距的战车。 

    陈景元认为：车与轨本来是两回事，车是在地面上用于载人、载物的一种可移动工具，轨是车走得多、走得久了之后，在地面上留下的深深印痕，这就是人们所熟知的车轨、或者车辙。李白的《北上行》一诗中，就有“马足蹶侧石，车轮摧高岗”的诗句，说的是各种车辆在道路上行驶时，对土质、石质路面都要造成磨损和破坏。战国时期的各国，各自都有特定轮距的车辆，都有特定轨距的车辙，致使任何敌国的车辆，不能够在本国自由地通行。《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郡国各除道，治道运行”，这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为了使秦王朝的军政用车、工程用车、商业用车，能够从秦都咸阳直达全国每个郡县，就下令铲除各种不同宽度的大小车辙，彻底地整治影响通车的道路设施。  
 
    《隋书·礼仪志》上记载，“殷周所以异轨，秦汉於焉改辙”。古代的车，车轮都要沿着相对固定的轨迹内行进，车辙是在长期使用过程中形成的，不同车轴、不同轮距的车辆，若不与车辙的宽度相合，那就不可能在这一条道路上通行。如果有谁不信此话，尽可以到车辙只有106厘米的河南崤函故道、或者车辙只有140厘米的河北井陉秦皇故道，去做一番实地的考察、或者进行一种实车实验，看看像秦俑坑中那些车轮轮距为180厘米的“战车”、或者像铜车马坑中那车轮轮距分别为190厘米和204厘米的“御用之车”，能不能适应以“大轮距、小车辙”的方式，使车辆离开车辙而“骑着背”向前推进？中国众多的故道都是“车不方轨、马不並轡”，路面非常狭窄，根本没有通行战车的空间。 
   

    袁仲一先生声称，秦代有各种不同类型的车，有辇车、有战车、独轮车，既有不同的车，就有不同的车轨。张仲立先生也以俑坑和铜车马坑有不同轮距的车辆为依据，以为这是否认秦代执行“车同轨”制度的一条“证据链”，在他们看来“车同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根本就是不存在的。在人们提出“由于俑坑、铜车马坑中的车，严重违背了秦代‘车同轨’制度，因此它们不可能是秦始皇的陪葬品”的时候，袁、张先生却是用“由于秦代没有推行‘车同轨’的实际需要”为重要理由，去证明秦俑坑、铜车马的主人一定是秦始皇的。显然，如果秦代确实没有实行“车同轨”的制度，那么袁、张两先生的观点是正确的；如果秦代的确实行“车同轨”制度时，那么他们的观点也就站不住脚了。

    秦代是确实行了“车同轨”制度的。请看，《睡虎地秦简·工律》中，就有“为器同物者，其大小、短长、广亦必等”的法律规定。河北井陉秦皇故道的140厘米的车辙，被国内外一致公认为是遗留至今的实物资料，云南曲靖的秦故道车辙、辽宁朝阳城门车辙也是140厘米。秦俑馆张文立先生在《秦帝国史》一书中也说：“战国时，各国车轴的长度不同，路面形成的车辙也就不同。秦始皇统一规定‘舆六尺’，使一车可畅通全国”。《说文解字·序》里说，在统一之前的诸侯各国，“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有正式的法律约束，有确凿的史料记载，有众多的实物遗存，证明秦代“车同轨”不是一句假话。                     
 
                              学术领域不可一世的“秦王朝”
 
    张仲立先生宣称：陈景元搞学问的路子走偏了。兵马俑作为国家的重大考古发掘项目，它的“定性”结论，得到国家文物局的认可和考古学界的认同。从事兵马俑研究的学者，大都选择不参加与陈景元的争论，用他们的话说，就是不接招。这不是他们不喜欢学术争论，主要的感觉是没有一定的语境前提。你要来研究秦俑，就得掌握起码的考古资料，就得研究学术界的考古成果，起码对考古成果有基本的尊重。刘占成说，陈景元不懂考古，他的观点不能成立，结论偏差太大。张占民说：陈景元是考古的外行，犯的是常识性错误。隔行如隔山，跨学科研究一定要慎之又慎。如果把陶俑否定，等于把整个陵园出土的陶俑都否定，俑坑如果不是秦始皇陵的话，那么连秦始皇陵也都不是秦始皇的了。
 
    可以这样说，在秦俑问题的整个研究中，存在着一个不可一世的“秦王朝”，他们在搞“划画为牢”，在搞一种“学术专政”。从表面上去看，他们也鼓吹学术争鸣，但条件是不许与我作对，不能影响我一家之主的思想脉搏。在“学术专政”时期，整个学术论坛，是被学术君主直接控制着的。这时学术君主的地位，是不允许任何人挑战冲击的，只要他的“金口”一开，学术王国的臣民，都必须奉为圣旨，都要顶礼膜拜，都得高唱赞歌。凡是他们不点头、不认可的观点，都没有资格登上学术讲坛。什么学术自由、学术民主、学术争鸣，统统都得靠边站。而要像陈景元这样，不给他们一点点面子，不说半句奉承话，他们就会毫不留情地使用“专政”的手段，前去堵截他、去围剿他、去封杀他。
 
    在张仲立先生等人看来，只要否定不了秦始皇陵的工程，那么谁也否定不了对秦俑的“定性”。人们应该知道，秦始皇陵的工程建设，它所属的专业主体是建筑学和建筑史，古今中外所有的帝王陵墓，都是建筑学家设计和施工的。帝王陵墓的选址定点、规划布局、防洪排洪、建筑结构、材料加工、施工方法等，只有建筑学家才能说得清楚。老实说，对秦始皇陵的研究，对秦始皇陵问题的介入，陈景元比秦俑馆任何考古学家都早得多，深入得多。研究秦始皇陵是他建筑专业的职责，这是他的老本行。那些只知道拿着一条“三百丈”之类的史料，在陈景元面前侈谈秦始皇陵工程建设问题，那才叫班门弄斧呢！说陈景元不懂考古？国内有一大批的考古学家和文物干部，还是他培养出来的学生呢！
 
    说陈景元的学术道路偏了，何以证明自己的路就走对了？说兵马俑结论得到广泛地认同，难道1974年秦俑考古队开进现场之前，就在北京被江青认可的“定性”结论，是经过严格地考古论证的？难道要人们在21世纪的今天，仍然对这一种只与当年“四人帮”的诡谲政治，有着直接关系的“定性”结论，还要“有最起码的、基本的尊重”？说陈景元是外行，隔行如隔山，犯了常识性错误，又何以证明自己不犯常识性错误，难道袁仲一先生等人的“三百丈”，“56.25平方公里”、铜车马、俑坑淤泥和“大雨”之类的种种高论，是站得住脚的，就不在犯常识性错误了？而想要別人尊重自己，首先就得尊重别人，尊重学术的民主精神，尊重学者的学术道德，尊重学术争鸣中双方都享有的话语权。
 
    袁仲一先生在《秦兵马俑》一书中，曾经大言不惭地说，陈景元的观点，在1984年秦俑国际学术讨论会之上，被一百多位来自国内外专家一致“否定”了。然而当年会议的花名册原件，一直保留在陈景元的手中，会议代表里面，哪有什么外国人的影子，哪有全国各地的学者？越是有权威、有地位、有名望的大学者，越要自爱自重，越不能口不择言，越不能做一些不符合自己身分的事情，袁仲一之流，用这种方式，弄虚作假、编造谎言，不知蒙骗了多少人，做出了这种荒诞无稽的勾当，实在有违高智商学者的学术风范和高尚品格。一些人，面对陈景元猛烈的学术挑战，根本不敢正面交锋，只好以“不接招”作幌子，竭力地加以回避拖延，而对陈景元个人的“攻击”，则是无所不用其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