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厚刚

朱山坡是近期涌现出来的优秀小说家，被誉为广西文坛的“后三剑客”之一。在70后小说家中，风格鲜明，表现卓异。朱山坡原本是一位不错的诗人，后来认识到“诗歌更多地用来表达意气的，并不能承载更深层次和更大容量的东西。” [i] 于是，在小说创作上用力更甚，写下了相当数量的长篇、中篇和短篇。就其短篇小说创作而言，他执着于社会变革中的时代精神的探索，以人道主义情怀对底层灵魂持续关注，在其艺术表现上，用“想象”对“经验”的扬弃和超越，来逐渐靠拢自己“向着经典写作”的宏大目标，其小说创作成绩受到了文学界的普遍关注。

一、执着于呈现“精神”与“灵魂”

小说，尤其是短篇小说，是要探讨人的精神性存在的，即人的精神在自我意识中的存在以及在现实世界中的存在。如果离开了这一点，小说就会沦为“报告”或“散文”，也就失去了小说之为小说的根本。

朱山坡的短篇小说取材于现实生活，但摆脱了来自于现实的羁绊，专注地探讨隐藏在现实生活背后的“精神”，这种“精神”人内在于个体的“自我意识”时，也就是“灵魂”。这是他的短篇小说的一个显在特征。这也是朱山坡对当代文学的一个贡献，这标志着70后作家对于小说主题的探讨方面，走到了不同于50后、60后作家的一个新的阶段：从揭示人的社会性存在到揭示人的精神性存在的跃升。《灵魂课》关注的是在中国社会转型——由乡村社会到城市社会转型——期间，人的灵魂安放问题。小说讲到一个农村老人梦见在城市打工的儿子死了，于是到城市里来寻找儿子的灵魂，结果是儿子并没有死。半年后，这位老人又来到“灵魂客栈”，带来了儿子的骨灰盒，“他不愿意回家，死活都要留在城里。就让他留在城里吧，反正他的灵魂我也带不回去。”（《灵魂课》）农村人在城市打工，“死了”都不愿意再回到农村，这不仅是对传统落叶归根观念的挑战，更重要的是活现出城与乡在新的语境下的精神对立。一些年轻人为了把自己的灵魂永远留在城市里，“盒子上没有名字、编号和标记，将来他们的亲人也无法分辨出他们是谁，他们就永远留在城市，目的就达到了。”（《灵魂课》）为了达到留在城市里这一目的，他们甘愿在死后做一个在城市里的“无自我的存在”、“匿名的存在”，这与其说是对城市的喜欢，倒不如所是对乡村崩溃的绝望，这篇小说为在现代性转型中的底层农民的灵魂状况，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时代样本。

朱山坡在勾画一个人的精神与灵魂的时候，常常放到一个特殊的、非常态的环境中来考察，“死”、“将死”这是朱山坡喜欢用的“放大镜”。在常态生活中，人的精神深掩在日常生活的背后习焉不察难以辨识。“死”作为人的精神灵魂与现实的分界，自然能凸显出二者的各自边界，也就能把精神从现实中区分开，更突显“精神”的存在及其意义。

 “将死的人”能呈现和放大“精神”与“现实”的撕裂，朱山坡对这一表现灵魂的方便的一个道具情有独钟。“将死的人”这一人物谱系在《陪夜的女人》、《等待一个将死的人》、《王孝廉的第六种死法》、《骑手的最后一战》等小说中，都有所呈现，这些小说提到的“将死的人”，在“临近死亡”的生命形态中，把日常生活被遮蔽的“精神真实”显现出来。《陪夜的女人》中的“将死者”老人方正德每天晚上都不知疲倦地呼喊“李文娟……”，李文娟这个他曾经爱过的女人，为方正德生下儿子后不辞而别。方正德与其说是对死亡的恐惧，倒是不如说是对爱的追忆和呼唤，揭示出一个人临终前灵魂之真。《骑手的最后一战》濒死的苍老的“父亲”把自己绑在马背上，在黄昏时分追随火车而去，父亲最后说“我这一辈子终于圆满了。”带有非常强烈的理想主义光辉，在“回归大地的普遍宁静”之前，精神与个人肉体即将分离的临界边缘，作为“骑手”的“父亲”，他的精神在现实中得到最后的“完满”的实现。

朱山坡对于好的短篇小说有自己的认识：“我理想中的短篇小说，一要有意蕴，二要精致，三是要有精神高度或具有理想主义色彩，四是在叙述时要压得住。” [ii] 作品强调的四点中处于核心地位的应该是第三点“要有精神高度或理想主义色彩”。“一般来说‘精神’这个概念，Geist，这个概念接近于努斯，古希腊的努斯，Nous，相当于灵魂，Geist，这个德文词也可以翻译成圣灵，基督教的圣灵，圣灵它就是普遍灵魂了，Nous正是普遍灵魂、理性灵魂。” [iii] 朱山坡当他突然意识到：对写小说而言，想象力和虚构能力比生活经验更重要。也就找到了超越于现实之上的“精神”，在汉语语境下，朱山坡意在为这个时代精神描绘出它的运行轨迹，也就是画出这一个时代的灵魂。这是朱山坡短篇小说的特质，也是他对中国小说界的一个贡献。

朱山坡的小说主题关注人的“灵魂”，亦即普遍运行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在底层变迁的过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中国社会正处于社会主体从“乡村社会”到“城市社会”的转型，进城打工者农民无疑是这个社会变动的中最前沿的经历者、承受者。在当代作家中路遥较早地关注到这一群体，路遥塑造的《人生》中的高加林、《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等鲜活饱满的人物形象，已成为当代文学画廊中的典型。与小说家路遥强烈的社会批判相比，朱山坡更加关注的是底层者的灵魂状态，揭示人的灵魂上的深度。关注底层人物的精神，这使得朱山坡的小说比起以往的单纯揭示社会问题，有了更大进步。

二、关注“底层”

朱山坡在其创作中有着“关注底层”的自觉意识。他在其自述中他写道：“‘关注底层，透视苦难’是我小说创作的理想。” [iv] 而在当下语境中“底层”又是天然地和“乡土”扭结在一起的。在一次访谈中朱山坡说道：“农村是我的乡土, 是我心灵的故乡, 是文学的草根, 是底层人物最集中的地方, 在那里可以看到很多触目惊心和使灵魂震颤的现实, 那里繁衍着我们这个时代的原生态。” [v]

社会整体的乡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转变，是当前或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中国人生活中的大事件。当今社会的时代精神、时代情感、时代灵魂都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及其路径选择有关。朱山坡出生在粤桂边界的农村，“一边是城市，一边是农村；一边是现代化，一边是落后蒙昧。” [vi] 在城市与乡村对人的精神撕裂中，朱山坡无意做出孰是孰非的简单判断，而是尽量以一个“见证者”的眼光和态度，呈现出一种“前判断”状态，以此来最大限度地端呈出时代生活的原生态，这使得朱山坡的小说获得了丰富的多义性，为小说阅读的多意空间生成提供了可能。

乡村溃败的最本质表现就是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都无处安放“灵魂”，这一主题在《灵魂课》中表现的淋漓尽致。小说以暂时寄存无法抵乡的“骨灰盒”——这样的一个“灵魂客栈”为其象征性的主题场景，通过阙小安的母亲到城市里寻找阙小安的灵魂、以及后来把象征着阙小安灵魂的骨灰盒，送来“灵魂客栈”寄寓为线索，深刻地探讨了作为时代精神和个体灵魂无处安放的严峻问题。为了留在城市里，这些从乡村来到城市的打工者，死前甚至这样安排自己的“后事”：“盒子上没有名字、编号和标记，将来他们的亲人也无法分辨出他们是谁，他们就永远留在城里，目的就达到了。”阙小安的母亲将阙小安的骨灰盒放置在“灵魂客栈”的格子里，说道：“他不愿意回家，死活要留在城里。就让他留在城里吧，反正他的灵魂我也带不回去。”这里不仅有新一代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的悲壮的灵魂选择，也意寓着古老乡土精神的无可奈何的溃败。

大量的农村年轻人进城后在灵魂上不愿意再回到农村，对这种个人选择，朱山坡充满了深沉凝重的理解与同情，同时也流露出“失掉灵魂故乡”的忧伤。《灵魂课》、《陪夜的女人》、《惊叫》、《躺在表妹身边的男人》都涉及到这一主题。《灵魂课》中打工者阙小安、《惊叫》中的姐姐、《躺在表妹身边的男人》中的“表妹”与“躺在表妹身边的男人”，在城市里谋生，最后落得个“非死即伤”。在乡村与城市的对立争斗中，农村处于全面的溃败。那些在城市打工者大部分年轻力壮、有健康的体魄和智慧的头脑，即便这样，在城市里依然是“年纪轻轻不是累死，就是病死，也有车祸死的，反正都是死于非命”，那些留守在农村的老弱病残也就更加不堪了。

底层人物所遭受的精神戕害导致的精神疾患，在朱山坡的短篇小说中表现得触目惊心，小说中的人物“山东马”、沈阳、桂娟，精神失常，《骑手的最后一战》中的“我妹”，“智商不高”，而《陪夜的女人》的方正德、《灵魂课》中阙小安的母亲等都带有“精神偏执”的病态倾向。借助于这些精神创伤，朱山坡的“底层叙事”带有鲜明的时代病态印记，或者说，朱山坡就是要倔强地呈现这时代的精神病态。

朱山坡的底层叙事，带有对底层的深沉的悲悯精神和人道思考。他并没有祭起伦理道德的大棒，对种种不义现实大加挞伐，而是冷静地、小心翼翼地绕开“道德伦理”对叙事的干扰，以抵达灵魂之真。《山东马》对底层的的悲悯以及对这种悲悯的反思，都让我们感觉到历史问题的凝重与严峻，这一点超越了大多数“底层叙事”对伦理道德的偏好，把一个活态的、混沌的底层社会端呈出来。在对底层的深度挖掘中，力图呈现繁华的虚浮底下的时代的精神真实。

三、“想象力和虚构力比生活经验更重要”

在当代70后小说家中，朱山坡有着强烈的经典意识，他甚至放出狠话：“如果我的小说成不了经典，它注定就只是垃圾，非此即彼。” [vii] 朱山坡通向经典的道路上非常看重“想象”。朱山坡在他的短篇小说集《灵魂课》的《后记》中写到：“对于小说而言，想象力和虚构能力比生活经验更重要。” [viii] 朱山坡为什么会认为“想象”比“经验”重要？因为“想象”是指向精神的，与许多小说家过于重视“经验”相比，强调“想象”更重要就是强调“精神”。经验的东西是世俗的，而非精神的，朱山坡对“想象”的倚重，这不仅源于“经验”的有限性，而且更重要的是：经验具有芜杂性、短暂性乃至于虚假性。只有超越经验，穿透经验，才有可能抵达时代精神的本质真实，而对经验的“超越”和“穿透”，都需要借助于“想象”。当然这“想象”绝不是芜杂的、天马行空的胡思乱想，而必须是建立在纷繁复杂的“经验”的提取上，才可能是有效的。如果不是沉溺于或执着于一端，越是“经验”的，才有可能越是“想象”的，它的艺术生成模式只能是从“经验”到“想象”的辩证运动，最后生成艺术结晶。

朱山坡在小说创作中的想象呈现为三种种形态。一是“复魅”叙事，主要是借助民间灵异事件，使其在在小说中承担叙事功能，并营造神秘氛围。朱山坡所追求的是：“我描述的东西尽量给人新鲜感或陌生感，最好透出一种神秘色彩和独特的气息，在我这里，巫气、邪气、妖气等都不是贬义词。” [ix] 实际上在朱山坡的创作中，“巫气、邪气、妖气”等不仅不是贬义词，而且是他的叙事“法器”，正是借助于神神鬼鬼的这般手段，才实现了小说的“复魅”想象。《捕鳝记》中写道：“出发前，父亲依照习俗，双手抓着点燃的三根香对着东方呢喃说了一些我听不懂的话，大概是请众神保佑今夜此行的路上顺顺利利，不要碰上鬼魂。我们的口袋里有神符，能避邪气，但这并非绝对保险，村里曾经有人再捕鳝的时候被鬼魂缠上了，迷失了方向，在方寸之地徘徊了整整一晚，直到第二天有人扇他的耳光才清醒过来。这还是幸运的，李清福父子入夜出发捕鳝，直到第二天中午还不见回来，傍晚有人在一个水潭里找到他们。那个水潭哪能淹死人啊？连狗也淹不死。听人说，他们是中了邪气。黑夜一降临，邪气便跟随而来。”通过“复魅”，《捕鳝记》这篇小说的带上了神秘的灵异氛围，也创设了一种小说自身的独特“气味”，使得后来的结局才可以理解，并达到深刻生动的艺术效果。《捕鳝记》小说中的“复魅”叙事是加之于全篇的，而《单筒望远镜》的“复魅”叙事只是承担了情结展开的部分功能，小说中写道“弟弟”遇鬼，并且鬼送给“弟弟”一块“鬼肉”，这块“鬼肉”推动了小说情结的发展，把一个饥饿荒唐的历史时代及其人的灵魂异变呈现在读者面前。

朱山坡小说中第二种想象形态是对未知世界的开放式的想象，在他的短篇小说中结构的结尾部分，常常采用这种想象，把读者带到不可穷尽的、无限可能的小说魅力之中。《骑手的最后一战》的结尾写道：

“马、父亲和火车一起冲进了漫长而黑暗的隧道。

我不知道隧道的尽头是什么，也不知道火车将父亲带向何处。

但可以肯定的是，第二天的黄昏火车还会来，而父亲永远不会回来了。”

这个意味深长的结局，是朱山坡把象征、诗质、想象凝结在一起的一个混合体，给小说带来极大的想象空间，也更好地实现了朱山坡对“经验”与“写实”的超越。朱山坡把“想象”置于“经验”之上，是为了“创造性”地把“小说”剥离开“经验”的束缚，提升其呈现精神普遍性的艺术的品质，这恰恰是与朱山坡的小说“写灵魂”的追求相适应的。

朱山坡的短篇小说中，小说结尾方式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结构环节，他的小说结尾往往具有惊异之笔。《躺在表妹身边的男人》最后的结尾：表妹突然发现一路上躺在身边的男人原来是个“死人”——一个在工地上累死的人。这个惊异的结尾像一道强光回照进小说的叙述来路历程，使平凡的叙述一下子具有了奇警的魅力。如果没有这个结尾，小说的叙述也已经达到了故事的完整、内容的丰满，但加上这个结尾，整篇小说呈现出不仅包含了以往小说环节的所有，而且又得到了一次质跃飞升。《鸟失踪》中的父亲种种怪异的癖好和行为，到小说结尾才揭示出来，整篇小说在最后卒意显志，这只以牺牲在越战中大哥的名字命名的鸟，是父亲追随的真正原因。这个结尾的出现，使得“父亲”的行为不仅不再怪异，而且带上强烈的情感色彩，使“抗越”主题在父爱中得到升华。在《旅途》小说的结局，于山穷水尽之处，突然来了一个大反转，最后，猪崽没卖掉，似乎要去不成柳州了，但父亲恰恰这时出现在车上，安慰“我”，并一块去柳州。《捕鳝记》的结尾，文中的“父亲”，最后走进了洞穴——全村“死”之秘所。为了不再分食亲人的活命的粮食，村里失踪的人，原来都来到这个神秘的洞穴里甘愿赴死。这个结尾叠加了带有魔幻色彩的神异叙事，显然不能凭借可见世界的日常经验机械理解，它应该是作者超越经验、想象世界里的存在。朱山坡的小说对日常的、可见的世界常常有越界、越轨，以此维护自己小说的精神性的尊严，提升了小说的艺术品质。

朱山坡对于“可见世界的经验”的超越是其小说的先锋性的一种体现。实际上，每一个小说家，都在与日常逻辑，与读者的日常感受进行艰苦卓绝的抵抗，当然这抵抗也还需要借助于生活经验，是对生活逻辑的“式子”进行的最石破天惊的反叛，这是短篇小说的要害，也是短篇小说的魅力所在。

朱山坡短篇小说的第三种想象形态在于对于小说语言的“诗性”发掘。这种想象得力于朱山坡“写诗”的修养。诗是文学品类中最具想象力的一种，因为它既不像小说一样有一个故事可以作为“龙骨”，又不像散文一样需要借助于写作者的“情绪”作为结构，诗的想象具有类似于音乐的性质，即诗的音乐性——对现实无所依傍的结构。有论者已经注意到朱山坡小说的诗性，“将诗歌写作手法在短篇小说中成功使用使得朱山坡的作品呈现出奇异的光辉。” [x] 朱山坡诗性的运用加大了小说的象征性，在文字表面所指涉事物背后，着力发掘更深层的蕴藉，增加了小说的涵盖力和多意性。在《陪夜的女人》中，写到“陪夜女人”上岸后，“女人从船上跳下来，笨拙地拴好船，掸掸身上的暮气”，这句“掸掸暮气”的神来之笔，是朱山坡诗性呈现，具有极大的涵盖力，是超越于写实主义之上所具有的神来之笔。

朱山坡短篇小说创作中，想象的三种形态分别承担着不同的功能，但都是为达到对精神世界的呈现服务的，想象技法的运用不仅增加了小说的“好看”品性，还使小说超越了对“经验”的过度依赖，提升了小说的审美内涵。“想象”对于“经验”的融入，使得朱山坡小说技法空灵飘逸，使得他的小说带上了氤氲之气和诡异之气。这不仅强化小说的虚构特征，也为理想主义冲破现实的拘囿提供了空间，彰显了朱山坡小说叙事的强大控制力。作为具有神秘底质的朱山坡小说叙事，虽然有时候背离了日常生活的真实，但通过艺术的变形，获得了穿透事象的精神真实。

朱山坡的短篇小说，是70后作家的在文学上的重要收获，总结起来，在三个方面值得关注：一是把小说的呈现层次从关注社会、关注社会中的人的层次，提升到关注人的灵魂层次，从而使得小说的表现力提升到了“普遍精神”的高度，把人的命运的呈现提高到了“灵魂”的高度，所有现实社会的命运遭际，也只不过是这个“普遍精神的现实化”而已；二是对于底层书写的执着，这是朱山坡短篇小说人道主义情怀的体现，时代精神也恰恰是在无数个底层小人物灵魂的普遍部分中得以呈现的，朱山坡小心地内敛着自己的同情，把底层情态尽可能以混沌一体的原生态端呈在读者面前；三是小说中对于想象的执着、把想象置于经验之上，从而使朱山坡的小说获得了巨大的象征性，这也是作为诗人的朱山坡对于小说的“诗化改造”。这三个特征使得朱山坡的短篇小说，多意，够味，耐看，并具有惊异的艺术个性。

    朱山坡是一个有着宏大经典追求的小说家，为这个时代画出灵魂，在他的小说中已初露端倪。他在小说主题与技法两个环节上用力，我们有理由预期，沿着这一路子不断探索、不断否定、不断前行，他在时代精神、民族灵魂的书写中将会获得更大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