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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翁礼殿图小考
(2006-10-09 11:39:29)| 分类： 历史札记 |
文翁礼殿图小考
英文标题：AReview on
“the Picture
of Wenwong
Memorial Temple”
摘要：唐代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三次提及《文翁礼殿图》，但对其细节却语焉不详。本文通过对史书、金石书和地方志的钩稽找到了答案：文翁礼殿由西汉文翁修立，东汉末年高朕在重修礼殿时绘制了七十二弟子像。《礼殿图》所说的七十二弟子，较《史记》77人名单少公夏首、句井疆、罕父黑、颜之仆、县成、颜何、公西舆如7人，多了琴牢、廉瑀2人。
关键词：文翁礼殿图；文翁；高朕；七十二弟子
唐代司马贞在为《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所作的《索隐》中曾三次提及《文翁孔庙图》：
唯《文翁孔庙图》作七十二人 。
如《文翁图》所记，又有林放、蘧伯玉、申枨、申堂，俱是后人以所见增益，于今殆不可考。
《文翁图》作“国选”，盖亦避汉讳改之 。
《文翁孔庙图》，应该就是《隋书·经籍志》杂传类中著录的二卷《蜀文翁学堂像题记》。这本书在新、旧唐志中均有著录，但称作《益州文翁学堂图》，且卷数也由二卷改为一卷。该书在《宋史·艺文志》中已无著录，大概是在宋末亡佚。不过，宋人笔记中却有很多关于文翁孔庙的相关记载，比如蜀人范镇的《东斋记事》：“成都府学有周公礼殿，及孔子像在其中。其上壁画三皇、五帝及三代以来君臣，即晋王右军与蜀守帖，求三皇、五帝画像是也 ”。
范镇所说的周公礼殿，就是后世习称的文翁礼殿，也就是《索隐》中所说的文翁孔庙。
《文翁学堂图》一书虽已不传，但从史书、金石书和地方志中，我们仍能钩稽出文翁礼殿图的大略情形。
一、文翁其人
文翁，史失其名，《汉书·循吏传》有传：
文翁，庐江舒人也。少好学，通《春秋》，以郡县吏察举。景帝末，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数岁，蜀生皆成就还归，文翁以为右职，用次察举，官有至郡守刺史者。
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繇，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常选学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县，益从学官诸生明经饬行者与俱，使传教令，出入闺阁。县邑吏民见而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繇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
文翁终于蜀，吏民为立祠堂，岁时祭祀不绝。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汉书·地理志》对此有补充：“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繇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 ”
由此可知，文翁是最早在蜀地倡导教化的地方官员，从他开始，蜀地逐渐成为与齐鲁相媲美的文化中心。由于文翁的贡献，他的名字逐渐演化成为倡导教化的官员的代名词。杜甫曾有诗云：“但见文翁能化俗，焉知李广不封侯” 。
二、文翁礼殿
《汉书》提到文翁在成都立学官，晋代常璩的《华阳国志》说得更为详细：“始，文翁立文学精舍、讲堂，作石室，一[曰]玉室，在城南。永初后，堂遇火，太守陈留高眹更修立，又增造二石室。”书中提到了讲堂，但于礼殿仍语焉不详 。
最早明确用礼殿名称的是欧阳修的《集古录跋尾》：
右文翁石柱记云：汉初平五年仓龙甲戌旻天季月，修旧筑周公礼殿，始自文翁开建泮宫。据颜有意《益州学馆庙堂记》。按，《华阳国志》，文翁为蜀郡守，造讲堂，作石室，一名玉堂。安帝永初间，烈火为灾，堂及寺舍并皆焚燎，惟石室独存。至献帝兴平元年太守高朕于玉堂东复造一石室，为周公礼殿。有意又谓献帝无初平五年，当是兴平元年。盖时天下丧乱，西蜀僻远，年号不通，故仍旧号也。今检范晔汉书本纪，初平五年正月改为兴平，颜说是也。治平元年六月十三日。
在这里，欧阳修明确指出，文翁开建泮宫，但造礼殿者乃是东汉末年的蜀守高朕。
欧阳棐的《集古录目》也持同样观点：
初，文翁为蜀郡守，始立学校，至安帝永初中，以火灾被焚，惟庙门两石阙获存。献帝时，太守高朕重修立之，又于其东别筑周公礼殿。碑以初平五年立在益州。
董逌的《广川书跋》的说法与欧氏父子有所不同：
昔庐江文翁治蜀，初立学成都，作讲堂、石室，开二堂，左温故，右时习，复作周公礼殿，画孔子像，盖古者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故学必祀周公，以孔子配之。自开元后制度废弃，惟此存尔，可以考也。其后遇灾，太守陈留高朕（《隶释》作眹）修立，增二石室，更于夷里桥。今学石室一为高朕。朕自有功学者，故其室至今与文翁俱传。在汉为蜀守，以劝学为本，二人之存尔，可以不废也。
欧阳修父子认为，文翁修筑的只是学宫，未修礼殿，礼殿是高朕在重修毁于大火的学宫时增建于讲堂之东的。而董逌则认为，文翁时既修了学宫又建了礼殿，后被火一起焚毁，高朕又一起重建的。在恢复了所有的旧建筑之后，高朕又增建了两座石室。
洪适的《隶释》中收录了《益州太守高眹修周公礼殿记》原文，也许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汉初平五年仓龙甲戌旻天季月，修旧筑周公礼殿，始自文翁应期凿度，开建畔宫……至于甲午，故府梓潼文君增造吏寺二百余间……烈火飞炎，一都之舍，官民寺室，同日一朝，合为灰炭，独留文翁石庙门之两观……郡将陈留高君，节符典境，迄斯十有三载……兴复第馆，八音克谐，鬼方来观，为后昌基（阙）神不。
文中说“修旧筑周公礼殿”，这样看来，周公礼殿原是已经存在的“旧筑”，为文翁所建，后来遇火被焚，四百年后由东汉末年的高朕重新修立。
综上，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周公礼殿是在文翁时修建的，于永初被焚后，由高朕重新修立。因为最初的修建者是文翁，后人遂把周公礼殿称为文翁礼殿，从名称上表达了对文翁建殿行为的肯定。而宋人所见到的礼殿应该是高朕之后由历代蜀官不断修葺保存的。
三、文翁礼殿图
如果礼殿是文翁始修，高朕重修，那么，礼殿图又是何时所画呢？
唐代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三十八引晋代任豫的《益州记》：
任豫《益州记》曰：文翁学堂，在大城南，经火灾，蜀郡太守高联，修复缮立，图画圣贤古人像及礼器瑞物。
宋代王应麟《玉海》卷一百十一也引任豫的《益州记》：
《益州记》：学堂在城南，后太守高朕修复缮立，图圣贤古人像及礼器瑞物。
两位学者据此认为，礼殿图是高朕重修礼殿时绘制的。
东汉时期有关孔门弟子的画像是个热门题材，像著名的鲁峻石壁残画像，还有近年来在山东邹县面粉厂出土的画像石，都是东汉末年的作品，而且《蜀文翁学堂像题记》最早著录于《隋书·经籍志》，所以，高朕画七十二弟子的说法应是可信的。
那么，文翁礼殿图上画的又是些什么人呢？《史记索隐》上说有孔门七十二弟子，又是哪七十二弟子呢？
元人费著的《成都周公礼殿圣贤图考》为我们提供了问题的答案：“殿之壁，高下三方，悉图画上古以来君臣及七十二弟子像。”“嘉佑中，王公素命摹写为七卷，凡一百五十五人，为《成都礼殿圣贤图》。绍兴中，席公益又摹写于石经堂，凡一百六十八人。案，续记可辨识姓名者一百七十三人，今貌像宛然者一百四十九人，仅存仿佛者三十二人，姓名存者六十五人。”
费著列出了172个人名，其中关于孔门弟子的这一部分，以颜回为首，至狄黑结束，共73人。但这与前文孔门“七十二”弟子的提法显然矛盾，所以73人中的蘧瑗，应该排除在孔门弟子行列之外。
把这72人的名单与《史记》的77弟子名单相比，可知比《史记》少公夏首、句井疆、罕父黑、颜之仆、县成、颜何、公西舆如7人，多了琴牢、廉瑀2人。
需要说明的是，《史记索隐》的引文一共提到了5名孔门弟子：蘧伯玉、林放、申枨、申堂、国选，把这5个人名与费著开列的名单相对照会发现：第一，蘧伯玉显系后人误入；第二，林放不见于费著名单；第三，费著名单中有申傥，没有申枨和申堂，傥、堂、枨音近，应系一人，即《史记》中的申党、《论语》中的申枨；第四，国选即《史记》中的邦选，系避汉高祖讳使然。据此推测，这两份名单所依据的可能是同一份祖本，但在传抄中小有讹误。
综上可知，文翁礼殿可能是文翁时所建，但文翁礼殿图却是在高朕重修礼殿时绘制的，其后的千百年来，又屡经修缮。至于七十二弟子的具体名单，最晚到《索隐》时已基本定型。
英文标题：A
摘要：唐代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三次提及《文翁礼殿图》，但对其细节却语焉不详。本文通过对史书、金石书和地方志的钩稽找到了答案：文翁礼殿由西汉文翁修立，东汉末年高朕在重修礼殿时绘制了七十二弟子像。《礼殿图》所说的七十二弟子，较《史记》77人名单少公夏首、句井疆、罕父黑、颜之仆、县成、颜何、公西舆如7人，多了琴牢、廉瑀2人。
关键词：文翁礼殿图；文翁；高朕；七十二弟子
唐代司马贞在为《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所作的《索隐》中曾三次提及《文翁孔庙图》：
唯《文翁孔庙图》作七十二人 。
如《文翁图》所记，又有林放、蘧伯玉、申枨、申堂，俱是后人以所见增益，于今殆不可考。
《文翁图》作“国选”，盖亦避汉讳改之 。
《文翁孔庙图》，应该就是《隋书·经籍志》杂传类中著录的二卷《蜀文翁学堂像题记》。这本书在新、旧唐志中均有著录，但称作《益州文翁学堂图》，且卷数也由二卷改为一卷。该书在《宋史·艺文志》中已无著录，大概是在宋末亡佚。不过，宋人笔记中却有很多关于文翁孔庙的相关记载，比如蜀人范镇的《东斋记事》：“成都府学有周公礼殿，及孔子像在其中。其上壁画三皇、五帝及三代以来君臣，即晋王右军与蜀守帖，求三皇、五帝画像是也 ”。
范镇所说的周公礼殿，就是后世习称的文翁礼殿，也就是《索隐》中所说的文翁孔庙。
《文翁学堂图》一书虽已不传，但从史书、金石书和地方志中，我们仍能钩稽出文翁礼殿图的大略情形。
一、文翁其人
文翁，史失其名，《汉书·循吏传》有传：
文翁，庐江舒人也。少好学，通《春秋》，以郡县吏察举。景帝末，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数岁，蜀生皆成就还归，文翁以为右职，用次察举，官有至郡守刺史者。
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繇，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常选学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县，益从学官诸生明经饬行者与俱，使传教令，出入闺阁。县邑吏民见而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繇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
文翁终于蜀，吏民为立祠堂，岁时祭祀不绝。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汉书·地理志》对此有补充：“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繇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 ”
由此可知，文翁是最早在蜀地倡导教化的地方官员，从他开始，蜀地逐渐成为与齐鲁相媲美的文化中心。由于文翁的贡献，他的名字逐渐演化成为倡导教化的官员的代名词。杜甫曾有诗云：“但见文翁能化俗，焉知李广不封侯” 。
二、文翁礼殿
《汉书》提到文翁在成都立学官，晋代常璩的《华阳国志》说得更为详细：“始，文翁立文学精舍、讲堂，作石室，一[曰]玉室，在城南。永初后，堂遇火，太守陈留高眹更修立，又增造二石室。”书中提到了讲堂，但于礼殿仍语焉不详 。
最早明确用礼殿名称的是欧阳修的《集古录跋尾》：
右文翁石柱记云：汉初平五年仓龙甲戌旻天季月，修旧筑周公礼殿，始自文翁开建泮宫。据颜有意《益州学馆庙堂记》。按，《华阳国志》，文翁为蜀郡守，造讲堂，作石室，一名玉堂。安帝永初间，烈火为灾，堂及寺舍并皆焚燎，惟石室独存。至献帝兴平元年太守高朕于玉堂东复造一石室，为周公礼殿。有意又谓献帝无初平五年，当是兴平元年。盖时天下丧乱，西蜀僻远，年号不通，故仍旧号也。今检范晔汉书本纪，初平五年正月改为兴平，颜说是也。治平元年六月十三日。
在这里，欧阳修明确指出，文翁开建泮宫，但造礼殿者乃是东汉末年的蜀守高朕。
欧阳棐的《集古录目》也持同样观点：
初，文翁为蜀郡守，始立学校，至安帝永初中，以火灾被焚，惟庙门两石阙获存。献帝时，太守高朕重修立之，又于其东别筑周公礼殿。碑以初平五年立在益州。
董逌的《广川书跋》的说法与欧氏父子有所不同：
昔庐江文翁治蜀，初立学成都，作讲堂、石室，开二堂，左温故，右时习，复作周公礼殿，画孔子像，盖古者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故学必祀周公，以孔子配之。自开元后制度废弃，惟此存尔，可以考也。其后遇灾，太守陈留高朕（《隶释》作眹）修立，增二石室，更于夷里桥。今学石室一为高朕。朕自有功学者，故其室至今与文翁俱传。在汉为蜀守，以劝学为本，二人之存尔，可以不废也。
欧阳修父子认为，文翁修筑的只是学宫，未修礼殿，礼殿是高朕在重修毁于大火的学宫时增建于讲堂之东的。而董逌则认为，文翁时既修了学宫又建了礼殿，后被火一起焚毁，高朕又一起重建的。在恢复了所有的旧建筑之后，高朕又增建了两座石室。
洪适的《隶释》中收录了《益州太守高眹修周公礼殿记》原文，也许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汉初平五年仓龙甲戌旻天季月，修旧筑周公礼殿，始自文翁应期凿度，开建畔宫……至于甲午，故府梓潼文君增造吏寺二百余间……烈火飞炎，一都之舍，官民寺室，同日一朝，合为灰炭，独留文翁石庙门之两观……郡将陈留高君，节符典境，迄斯十有三载……兴复第馆，八音克谐，鬼方来观，为后昌基（阙）神不。
文中说“修旧筑周公礼殿”，这样看来，周公礼殿原是已经存在的“旧筑”，为文翁所建，后来遇火被焚，四百年后由东汉末年的高朕重新修立。
综上，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周公礼殿是在文翁时修建的，于永初被焚后，由高朕重新修立。因为最初的修建者是文翁，后人遂把周公礼殿称为文翁礼殿，从名称上表达了对文翁建殿行为的肯定。而宋人所见到的礼殿应该是高朕之后由历代蜀官不断修葺保存的。
三、文翁礼殿图
如果礼殿是文翁始修，高朕重修，那么，礼殿图又是何时所画呢？
唐代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三十八引晋代任豫的《益州记》：
任豫《益州记》曰：文翁学堂，在大城南，经火灾，蜀郡太守高联，修复缮立，图画圣贤古人像及礼器瑞物。
宋代王应麟《玉海》卷一百十一也引任豫的《益州记》：
《益州记》：学堂在城南，后太守高朕修复缮立，图圣贤古人像及礼器瑞物。
两位学者据此认为，礼殿图是高朕重修礼殿时绘制的。
东汉时期有关孔门弟子的画像是个热门题材，像著名的鲁峻石壁残画像，还有近年来在山东邹县面粉厂出土的画像石，都是东汉末年的作品，而且《蜀文翁学堂像题记》最早著录于《隋书·经籍志》，所以，高朕画七十二弟子的说法应是可信的。
那么，文翁礼殿图上画的又是些什么人呢？《史记索隐》上说有孔门七十二弟子，又是哪七十二弟子呢？
元人费著的《成都周公礼殿圣贤图考》为我们提供了问题的答案：“殿之壁，高下三方，悉图画上古以来君臣及七十二弟子像。”“嘉佑中，王公素命摹写为七卷，凡一百五十五人，为《成都礼殿圣贤图》。绍兴中，席公益又摹写于石经堂，凡一百六十八人。案，续记可辨识姓名者一百七十三人，今貌像宛然者一百四十九人，仅存仿佛者三十二人，姓名存者六十五人。”
费著列出了172个人名，其中关于孔门弟子的这一部分，以颜回为首，至狄黑结束，共73人。但这与前文孔门“七十二”弟子的提法显然矛盾，所以73人中的蘧瑗，应该排除在孔门弟子行列之外。
把这72人的名单与《史记》的77弟子名单相比，可知比《史记》少公夏首、句井疆、罕父黑、颜之仆、县成、颜何、公西舆如7人，多了琴牢、廉瑀2人。
需要说明的是，《史记索隐》的引文一共提到了5名孔门弟子：蘧伯玉、林放、申枨、申堂、国选，把这5个人名与费著开列的名单相对照会发现：第一，蘧伯玉显系后人误入；第二，林放不见于费著名单；第三，费著名单中有申傥，没有申枨和申堂，傥、堂、枨音近，应系一人，即《史记》中的申党、《论语》中的申枨；第四，国选即《史记》中的邦选，系避汉高祖讳使然。据此推测，这两份名单所依据的可能是同一份祖本，但在传抄中小有讹误。
综上可知，文翁礼殿可能是文翁时所建，但文翁礼殿图却是在高朕重修礼殿时绘制的，其后的千百年来，又屡经修缮。至于七十二弟子的具体名单，最晚到《索隐》时已基本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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