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玉玺事件彰显我国行政赋权、控权缺陷

日前，北京市交通局原副局长、首都公路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毕玉玺因涉嫌收受巨额贿赂，被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在他之前，已有九个省市的十几位交通厅长落马。交通厅长“前腐后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政府行政赋权不够科学，控权机制不够严密，造成权力失控。

众所周知，行政权力的设置必须体现赋权与控权的统一。权力设置要科学，职权范围划分要明确，行政活动程序必须严密。在赋予权力的同时，要有有效的力量和机制来制约权力，避免权力失控。毕玉玺的权力来源于有关方面的授予，具有合法性。但这种权力授予和控权存在明显缺陷。

赋予毕玉玺的权力显然过重。他被委任为交通局副局长，又兼首都公路发展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脚踩行政、市场两条船，是党政企“三栖明星”。他是决策者，又是执行者，是发包商，又是承包商。众多权力角色集于一身，就使得同级别行政体制中再不可能有有效的权力对其制约。他还身兼党委书记，管着纪检监察部门，同级别的党内监督也无法进行。

同时，作为控权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所规定的具体办事程序也不够严密。据报道，在毕玉玺负责的五环路规划建设招标中，许多项目出现违背市场规律的畸高现象，仅信号灯就比正常市场价格高几倍，而有些工程竟高于合理造价近一亿元。这显然是招投标程序出了问题。否则，毕玉玺根本不可能胆大包天，公然置小孩子都知道的“低价中标”原则于不顾，轻轻松松地帮助多人在项目上谋利，自己也赚得6000万“喝茶钱”。

赋权不科学、控权不严密的问题是腐败现在滋生蔓延重要的制度因素。巨贪胡长清有句名言：“当上副省长后，就像小猫进了牛圈，天马行空，来去自由。”这是腐败分子自己对于行使权力的感觉，牛圈相对于小猫，空间何其大？赋予的权力太集中，控权机制不严密，权力监督力量薄弱，使得官员们滥用权力的空间变得很大，而腐败的成本却很小，于是，权力开始寻租，胡长清、毕玉玺们得以为所欲为，权钱交易得以大力其道。

赋权、控权存在缺陷的问题在许多领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基建、土地、产权交易等领域，每年投资巨大，仅2003年全国完成的高速公路投资就达448亿元。围绕这些领域有一个个巨大的利益博弈群体。不法商人想获得高额利润，行贿出手动辄几十万、上百万。恩格斯指出：“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他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人难以避免存在认识和道德发展的局限性。面对巨额金钱的诱惑，不重视科学赋权，严密控权，仅靠个人自律效果自然有限，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

我们传统施政理念较多强调教育、启发自觉，而对依法科学赋权、严密控权重视不够。同时，对于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职能定位，也是在近几年才逐渐明晰起来的，一些政府官员没有及时转变观念，依然按照计划经济时代的规则出牌，赋权、控权自然不可能做到严密科学。成立北京市置首都公路发展有限公司本意是想盘活国有资产，初衷是好的。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让交通局长担任企业领导，政府机关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做法已经越位，是严重的政企不分。联想到今年2月份，无锡政府不少要员身兼企业领导，并将其作为成功经验向新华社记者介绍的事实，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我国目前仍有相当数量的官员对于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职能定位是什么，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还不十分清楚，必须大力加强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教育，以帮助大家转变观念。

    旧文，发表于《半月谈》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