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不见，在我面前出现的他们，让我心里突感悲戚。女佝偻着腰，步履艰难，看起来十分吃力，双手推着老人车缓慢前行，旁边还有个中年保姆服侍。其丈夫尚好，身板儿直而硬朗。

   看到女的行动不便，我快步上前，阻止了他们过马路迎接我，我自己过去马路与它们相会。

   他们夫妇俩曾是我的老同事，男大外科医生，女小儿科医生。我们属于莫逆之交。还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那场文化大革命，他们夫妇俩引起了我的极大同情。

    突如其来的风暴来临，我们正年轻，不懂世事，只知道这是主席亲自发动的一场触及灵魂的大革命，青年团员应无条件地跟上。某日，我们正在乡下医疗队，接到医院通知，马上回医院参加大批判。

    下午，大家骑自行车往五十里路之遥的单位赶，以便能够及时参加晚上的大批判会。几位年龄大一点的护士，刚学会骑自行车，也跟着上路了。遇到上坡顶风，她们根本骑不动。为了赶路，朱医生将自己的自行车后面拴上一条绳子，绑在那位骑不动车的老王护士自行车的前把上，这样，只要朱医生用力猛蹬，老王的车行走就比较轻松。但他们不曾想到，那个刚学会骑车的老王，起初蹬着确实省劲儿，不大一会儿就驾驭不了，被一块小石头绊倒。前面的朱医生还在用力猛蹬，老王的人和车被拖出老远，不是老王连连咋呼，老朱还停不下来。

    我在后面跟着，除了叫唤他赶紧停车，还禁不住大笑不止。我这个好笑的毛病，在不该笑的时候笑起来，确实容易得罪人，他们以为我是在看他们的笑话！

    大家停下，把老王扶起来，整理好车子，重新上路，赶到医院，批判大会已经开始。这是露天会场，我们在最后面，大家随便找个座位坐下。只听批判当权派院长，不断有与朱医生妻子的名字相关的事件被造反派念叨。这是当年文革中想要搞臭一个人最简单的方法。我们没等听到其他更新鲜更重要的批判内容，大会便结束了。

    次日，我们仍需回医疗队。这是贯彻毛主席的六二六指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我们全队的人都很沉闷，大家根本就不相信批判会上的那份儿谣言。但是有句话叫做：谣言千遍就成真理。大家被这个谣言所蛊惑，虽不信，心里却膈应着。据说，朱与夫人因此事那夜竟彻夜未眠。争吵辩解，委屈的哭声和谩骂声被邻居听到。大家不信这是真的，却是名声远扬了。

    山东这个孔孟之乡，这是犯了大忌。

    他们夫妇双双都是各自科室的业务骨干，换个地方生活将更好。文革刚结束的七十年代，他们调到聊城人民医院。“人挪活，树挪死”，朱成了那个鲁西大地区医院的普外科主任，并作出了不菲的成绩，夫人也是小儿科的名将。

     我们都早已离开原来的医院。十七八年前我们一帮同学去聊城聚会，恰好与他们相逢，那时的他们变化不大，我们有许多话诉说，竟把我的同学亮在一边。

     这次相见，与那次大不一样，我们都老了许多，他们的景象更让我感慨。朱医生面部老相不重，头发却脱的只剩几根儿，而且全白，总也舍不得剪掉，老长老长露在帽子之外。他告诉我，他之所以目前身体仍硬朗，得益于早年至今坚持晨跑。夫人从不锻炼，现在双腿细而无力，再锻炼也无济于事了，只能顺其自然。

    我们聊起当年共同的同事和朋友，已经有不少早已驾鹤西去，我们是幸运者，还能享受现在改革开放带来的良好生活。可惜，他们没有微信，否则我们可以经常联系，聊天，以消磨无聊的时光。

    那位被他用自行车拖着的老王，也早已作古。老王与他还有一段佳话。当年下医疗队，朱患流脑，昏迷呕吐抽风不止。老乡用地排车拉上他送往县城，老王护士随车护送。可怜那时的医疗队和医院，既没有救护车，也没有其他任何车辆，只有地排车可用。老王在地排车上揽着昏迷的朱医生，他不断地呕吐，将老王的棉衣棉裤全弄脏了，老王仍不松手，搬住他的头，生怕呕吐物流入气管而窒息。急送医院后，很快得到有效的治疗，没留任何后遗症而完全康复。他们对老王的救命之恩，永志不忘。

    这是下乡防治流脑的医生自己得了流脑，当然很快就能明确诊断，药物也很给力。朱家夫妇俩对老王护士万分感激，他们离开原来的医院后还专程回去看望过她，并给她留下一万块钱。当年的一万块钱可不是个小数目！

    聊起过去，总也说不完。我们相约，以后再找机会聚聚，等过了疫情后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