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院听课笔记022

吴义勤：如何看待当代文学

5月7日，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著名青年文学评论家吴义勤先生讲授《如何看待当代文学》。

简单地将吴义勤先生归入“好派”或“屁派”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试图表述的是当代文学的评价体系——尽管他的确是“好派”。

所谓“好派”，就是认为新时期文学“好得很”，以陈晓明、孟繁华等先生为代表，他们认为新时期文学总的发展曲线是向上的，从“五四”到当下，目前是文学品质最好的时代；所谓“屁派”，就是认为新时期文学“好个屁”，以李建军、肖鹰等先生为代表，他们认为从“五四”以来，中国文学的发展曲线总体是向下的，文学的品质是萎缩的，他们认为中国当代文学没有任何精神和品质可言。吴先生说，海外汉学家顾彬先生基本也是持“屁派”的观点。

“屁派”认为当代中国文学“好个屁”的第二个理由是：当代文学影响当代人的能力几乎为零，当代人几乎不需要当代中国文学。当代人觉得“没什么好读的”，全社会充斥着某种对文学的排斥态度。作为一个极端的例子，有人在网络上对张炜先生长达450万字的十卷本长篇小说《你在高原》放言：“除了作者和责任编辑，中国恐怕找不到10个人完整地读过这部书。”

（我没读过《你在高原》。我按照自己的阅读速度计算，在没有干扰的情况下，恐怕需要20天至一个月的时间才能读完这部大书。如果决定要读，的确是一件需要专门安排时间的大事。给我们讲过课的雷达先生说读过其中的一部分，作为一个资深的评论家，他能够从“选阅”的部分中感受到这部书的品质。胡平先生、陈晓明先生大概也是这个态度。）

吴先生向我们介绍，目前中国每年生产长篇小说3000部左右，而传统的文学大国，俄罗斯每年是1500部，法国800部，日本400部；美国的情况比较复杂一些，他们把包括翻译作品、纪实类作品和文艺作品统称为“小说类的书”，每年大概生产15000本。与之对应的一个数据是，1949年至1979年，中国出版的长篇小说为400多部。

问题是，中国当代文学如此巨大的产量，究竟有多少读者？

吴先生认为：当代中国文学的真像被遮蔽的根源是阅读的危机。他在大学教书时曾经做过一次调查，让学生写出自己读过的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不论篇幅长短，不论在什么地方读到，“报屁股也可以”，每写出一篇得1分，结果让他很吃惊，及格的学生少之又少。吴先生认为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反阅读的时代，包括文学专业的大学生、从事文学评论的专家学者，对阅读的兴趣正在普遍地下降，阅读量远远不够，这直接导致了他们判断文学作品的能力下降，带来了文学批评的话语危机。

吴先生指出：文学批评的话语危机包括这样一些现象：

一是文学批评的代言人意识，他们不是对作家作品进行深入的细读和研究，而是常常代表一个时代，代表人民发言，他们的常用语是：“人民不需要你这样的作品”；他们常常不是从个人的阅读经验出发去判断作品，而是粗暴地对作品进行道德和价值审判：“这样的作品是颓废的，消极的……”

二是文学批评充满了畸形的文化心理，菲薄名家，文人相轻，同行相嫉，作家被妖魔化、娱乐化成为时尚；

三是文学批评充满了自我拔高意识，自我崇高化、正义化。

吴先生认为，这样的文学批评正在把读者推离当下的文学。

随后，吴义勤提出，如何评价当代文学，至少要解决三个问题。

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参照系”的问题。

吴先生认为，至少有三个“参照系”可以运用到对当代文学的评价之中，分别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参照系、西方文学的参照系以及中国现代文学的参照系。

以中国古典文学为参照，我们往往会发现，在文学中，“不变”的东西常常比“变”的东西有价值，一味追求“创新”可能会把文学引向歧路。我们应该深入思考：中国文学的人文传统、精神传统、语言传统和艺术传统在当下的文学中得到了什么样的回应？

对于西方文学，我们长期处于一种追赶状态，缺乏基本的对话关系。在西方文学这个参照系里，我们的当代文学是否与西方文学达成了互文和同步的关系？

在现代文学的参照系中，至少我们可以从语言和文学观念等方面进行比较和研究。

需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是当代文学经典化的问题。我们应该回答当代中国文学有没有经典？能不能经典化以及如何经典化的问题。

吴先生显然是认为中国当代文学是有经典的，尽管他并没有开列一连串“当代经典”的书单。他认为在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化过程中，必须要走出三个误区：

一是对“经典”概念的神圣化和神秘化；二是认为“经典”是不需要阐释的，经典的意义会自动呈现；三是“经典”命名权的问题。

吴先生认为当代作家应该有创作经典的勇气和信心，应该坚定信心为当代人写作，肩负起命名当代经典的责任。

需要解决的第三个问题是文学作品的评价标准问题。

其实吴先生也没有给出一个“标准”，他只是对这个“标准”进行了描述。他说文学评价的标准从“政治第一”到“纯文学”的变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纯文学”也不是绝对和最好的标准。这个标准应该是“包容性的、多样化的、超越性的以及综合性的”。

他认为，文学性长期被“悬置”，对文学的历史要求和审美要求常常是脱节的。要建立一个好的文学评价标准，至少应该尊重个体的审美差异。

需要警惕审美的等级化和创作的等级化，也需要警惕题材决定论和作家身份论。

吴先生说了一句让我深思的话：

真正自由了，你有能力去享受自由吗？

先记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