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院听课笔记005

纠结的阿来

3月7日（少女节——为什么？猜!）单老板讲完课后，班主任陈涛先生通知：明天下午，阿来会来给大家讲课，这是阿来第一次到鲁院讲课，因为到京“两会”，施战军副院长得到消息，于是非常荣幸地请到了阿来。

大约是阿来的《尘埃落定》获“茅盾文学奖”之后不久，我在昆明见过他，一群作家来云南，省作协接待，很好的阳光下，我远远地看见了阿来。

2012年 3月8日下午，再见阿来，也不算太近，我坐最后一排——都有“桌签”，不是我想坐，是被设置的。

阿来的演讲题目是：《文学会把我带向哪里？》

课间休息时，有同学评价：阿来的普通话还不错。

阿来在课堂上讲了，世界上有个权威机构研究后得出结论：100年后，世界上只剩下3种语言：英文、西班牙文、汉语普通话。

阿来解释：这个题目的意思也可以理解为：文学对一个创作者意味着什么？

阿来说，就个人而言，文学在个体生存的每个阶段都呈现出不同的意义，也可以说是文学如何在不同的阶段导致的“挫败感”。

同学们可以作证，他一直在讲“挫败感”——晚饭时，与“同桌的你”南京申赋渔兄偶然提及：“你可以作证……”，赋渔兄立即反问：“作什么证？”

搞文字的人都特怕“证”。

我要求同学们作证的东东非常简单，阿来在课堂上说了很多次：“挫败”，也说了很多次“快感”，裴指海先生粗略统计，至少有6次。

看来，“挫败”很多时候与“快感”相联。

“挫败”这个词挺书面，就像阿来先生的汉语普通话，我宁愿使用一个更好玩的词：

“纠结。”

阿来先生真的挺纠结。

阿来给我们讲的是他的创作历程。

1980年代开始创作，天边的村庄，骑一匹马，拉一匹马（驮行李），走三天才能抵达。

小刊物上发稿子，大刊物上找自己的名字，就是找不到。

很多珍贵的手稿就那样消失了。

30岁，出两本集子，一本是诗，另一本是文。

渐渐觉出，小县城的人叫“作家”不再是一种讽诮。

于是停了下来，不写了。

纠结一：

写作就是为了发表么？文学就是出两本书么？这样的作品对读者有神马意义？当一个作家比当一个乡村教师更可靠？（朱山坡先生肯定地说：当一个作家比当一个副乡长更有意义，参见听课笔记001。）

纠结二：

别人叫你作家的标准，肯定不是苏东坡或者海明威的标准，顶多是开笔会吃肉喝酒的那些“作家”的标准。

阿来自问：我能不能写得更好一些？

1989至1994，停笔5年的阿来和另外两个人花了两年时间在四川阿坝搞田野调查。

1994的5月的某一天，阿来打开电脑，写下了《尘埃落定》的第一个句子。

阿来严格按照每天3000字的进度写作，其间因为美国世界杯，他还给自己放了一个月假，冬天的时候，他完成了这部小说。

阿来说：作家之间的写作方式是如此不同。他没有结构，不是想明白了才动笔，他说他类似于一个“话剧导演”，而且是一个后来被“炒”掉了的导演，关于《尘埃落定》，他只是设计舞台，搭建空间，设定几个人物，这些人会自己动起来。

1994年底，他写完了《尘埃落定》，迟至1998年才得以出版。

因为碰壁太多，阿来先生放了狂话：

“这本书，除了错别字，一个字都不改！”

这期间，他辞去马尔康的公职，到成都编一本叫《科幻世界》的杂志。

然后他就“火”了，获“茅奖”之时，记者问他有何感想，其时，他正在南京，带领他的编辑团队，穿着很科幻的服装，推销《科幻世界》的第三个“儿子”。

阿来先生于是挣了很多钱，上了中国作家福布斯排行榜。

他不快乐，数钱也不快乐，因为无钱可数，没有“动作感”，钱都被打到卡上了。

阿来先生又纠结了。

其实这个纠结是从他的《尘埃落定》遭遇出版难局时就开始的：

文学市场化就必须是向下的？

这就是市场化的必然结果么？

阿来先生讲得很慢但一直没有中断，施战军副院长提醒他可以休息10分钟。

欢迎回来。

阿来先生说：我得快一点，就讲讲最近的困惑。

阿来先生这次纠结大了。

那是关于所谓保护人类文化多样性是否伪命题的大纠结。

……生物多样性……沉默的、未曾表达的基因……生物多样性……针对未来生活可能性的储备……由生物多样性引出文化多样性……全球化的结果是对文化进行整合……去了美国，美国政府邀请的，考察了印第安人……被创造的传统文化……

文化多样性的前景不容乐观！

回到最初的命题，阿来说：

文学对我来说是自我认知与自我较量，是自我校正与自我提升，是类似于宗教般的修持。

这是京城三月一个平淡无奇的午后。

我没有看到同学找敬泽先生签名，她们想办法打听敬泽先生的电话号码。

但他们找阿来签名了。

他们也许觉得，阿来的电话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签名，更重要的是与阿来合影。

女同学们，节日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