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我创作，并由《中国作家》2010年第5期全文发表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维和英雄》于5月12日在中国作协十楼会议室举行作品研讨会。这是我在会上的发言稿。欢迎媒体转载，可以不付稿费。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朋友们：

请允许我简单地陈述长篇报告文学《中国维和英雄》的创作过程，以表明我感谢的缘起。

海地强震后，我和我所有的战友一样，沉浸于巨大的悲痛之中。我们一边操办英雄的后事，一边写下纪念文章。1月19日凌晨，搭载英雄灵柩的飞机即将回国，我在北京的一个旅馆里写下了近万字的散文《魂兮归来》，这篇文章就是《中国维和英雄》的尾声部分，先是被《解放军报》全文发表，后来又被《新华文摘》转载。我在这篇文章里表达了对我遇难战友最基本的友谊和尊重。

我以为我已经达成了对战友的倾诉，我并没有想过创作一部长篇报告文学，而是中国作协的尹汉胤先生以及云南作协的黄尧主席，杨红昆老师，同样从最基本的感情和责任出发，建议我创作一部全面反映维和英雄的报告文学。毕竟，这支英雄的防暴队来自我供职的云南公安边防部队，牺牲的钟荐勤同志，就是我们宣传处的干事，李钦参谋长也与我长期共事，和志虹烈士和我虽然不是很熟悉，但她供职的昆明边检站，也是我常去的地方。尹汉胤先生对我说，由我来创作这样一部报告文学，具有得天独厚的情感优势和资料优势。基于道义和友情，我答应了。随后，这部报告文学成为中国作协和云南省作协重点扶持的作品，让我感激不尽。

创作一部全面反映中国警察参与联合国维和任务的长篇报告文学这一想法，立即得到了公安部边防局和云南公安边防总队的大力支持，他们专门给我安排了脱产创作的时间。由尹汉胤先生牵线搭桥，《中国作家》杂志社的萧立军先生会见了我，就创作提出了若干具体意见，并欣然决定由《中国作家》全文登载这部报告文学。

发表的时间敲定在5月，那是英雄的第八支中国赴海地维和警察防暴队凯旋的日子。

在中国作协、公安部边防局、云南省边防总队以及云南省作协的全力支持下，我如期完成了报告文学的创作，并在第八支防暴队凯旋之际，由《中国作家》全文发表了这部25万字的报告文学。

今天，中国作协、公安部边防管理局、云南省委宣传部在这里举行《中国维和英雄》的作品研讨会。我从事文学创作近20年，出版了4部长篇小说，发表了40余万字的中短篇小说，但是召开我的作品研讨会，这还是第一次。我不想罗列我要感谢的对象，我只想冒昧地代表我已走向天堂的3位战友，代表已经凯旋的第八支防暴队的战友们，真诚地说一声“谢谢”并致以崇高的军礼！

关于作品本身，我想说的是：

第一，这是一部“职务作品”。身为军人，保家卫国，我不能扛枪打仗；缉枪缉毒，我不能冲锋陷阵，但我吃的是人民种出的粮食，拿的是纳税人贡奉的薪水。我的职责就是在恪守人格底线的基础上，书写我们部队的英雄、讴歌我们部队的荣誉，以激励士气，鼓舞民众，从而以精神力量筑起保家卫国的钢铁长城。更何况，为了世界和平而献出了生命的李钦、钟荐勤、和志虹，他们无愧为真正的英雄，作为军人，他们的职业道德让我钦佩，作为丈夫、妻子、父亲、母亲和儿女，他们是中国最普通的民众、最基层的军人，而我们的军队，就是由这样一些最普通的人支撑着的。书写他们，我职责所系，义不容辞。端起大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人不少，但我不想做那样的人。李钦、荐勤、志虹用他们的生命昭示了我，敬业，或者说最基本的职业道德，是一个军人，也是一个文人最基本的操守。

第二，这是一部“情感作品”。真正的军人，一定是有情有义的人。5月7日，我们的防暴队回到云南，到金宝山公墓“忠诚卫士广场”祭拜3位烈士，所有防暴队员都是一膝盖就跪下了，一嗓子就哭开了。那一天，我们所有人都把眼睛哭痛了。回来的路上，我对宣传处的兄弟们说：“要是我牺牲了，你们不也一样要哭要跪要拜么？”他们都黯然称是。牺牲的李钦、钟荐勤都是我的朋友，而我恰好是一个还能写点文章的人，如果不把他们写出来，如果不把在异国他乡为了国家荣誉而奋战的战友们写出来，我于情不安，做人不安，我写了这样一部作品，每当我梦见李钦、钟荐勤的时候，我看到的都是他们温暖的笑脸。我想，至少，他们没有白交我这样一个朋友。

第三，这是一部“缺憾作品”。我没有去过海地，没有亲历战友们面对冷枪、石块的恐惧，没有体验过他们克服恐惧坚持战斗的心理。作为报告文学，这几乎是不可原谅的。尽管作为军人，我也同样长期出差，远离亲人，同样忍受过为了执行任务，老父病重不能守候床前，儿子上学无法奔走，妻子没有工作只能做“全职太太”等等痛苦，但海地毕竟是一个陌生的国家，海地维和毕竟是我没有亲历过的战斗。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维和英雄》作为报告文学的缺憾是显然的，也是无法弥补的。

第四，这又是一部“幸运作品”。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严格说来，这部作品不是我一个人完成的，而是很多战友和我共同完成的。首先是防暴队员们创作的《维和日记》给了我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其次是在我创作的日日夜夜里，当时仍在海地执行任务的防暴队员给了我最大的帮助，我经常是写到某个地方遇上了困难，立即通过网络和长途电话与远在海地的战友们沟通，防暴队员纪恩瑞、王闻等同志，为我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云南边防总队宣传处的谢丽勋、杨玺、张宁等同志，为我做了大量的“越洋采访”工作，他们不仅仅是向我转述前方的情况，更多的时候，他们是把采访到的内容写成文字供我参考；更重要的是，云南边防的文学传统，痛失战友后的诉说欲望，使得海地的战友们写成了大量的回忆文章，这些文章，成为我创作的最肥沃的土壤。如果没有他们提供的第一手资料，如果没有他们那些已经成形的文字，我不可能在短短两个月内完成这部25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虽然作品的作者只署了我一个人的名字，但今天，我要宣布，这部作品的作者，其实是第八支防暴队全体队员和云南边防总队宣传文化处的全体战友。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将报告文学的序言部分命名为《请允许我代你纪录》。

最后我想说的是，也许从表象上看，我们的时代繁花飘零，人们都羞于面对磅礴胸怀，虚伪的个人主义和大步后退的自由精神似乎渐成共识，繁荣的经济与萎缩的人性形成强大的反差，但就血脉和骨髓而言，英雄情结和担当精神，家国情怀和人的自由仍然是人类不屈的精神高地。我不敢说长篇报告文学《中国维和英雄》逼近了人类的精神高地，我只能说，既然我们的身边还有李钦、钟荐勤、和志虹这样的战士，还有英雄防暴队，还有为着边境稳固，为着人类幸福和尊严而付出了重大牺牲、赢得了光荣和胜利的云南公安边防部队这样的群体，我们就有理由用我们的文字去攀登英雄、担当、家国、人文这样的人类精神高地。

我想，哪怕我和我的战友们的努力犹如指间之沙、掌中之水，我们仍然要掬水扬沙，义无反顾。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