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时报》视觉中心副主任周瑨是我儿子的干爹。地震发生后，他第一时间到了震区。

5月16日，留在后方的我从他的电子信箱里拿到了第一组共计6张与我们入川抗震救灾医疗抢险队有关的图片。

那天上午，我跟他通了一个电话，听他的声音，很正常，很疲惫。

5月18日，我也去了震区，和我们的部队在一起。

后来通讯情况好了一些，先是联通把移动基站开到了漩口，后来移动的车载基站也开过来了。

与家人通电话时，知道他一直在做他该做的事。有一天，我们的车把《都市时报》的记者韩亿国（还有一位，忘了姓名）拉到了我们的驻地。我告诉他们，灾区缺盐。他们立即把消息发回了报社。他们在我们漩口的营区住了一夜，第二天，小韩和他的同事徒步进了映秀。

看了周瑨拍的著名的“芭蕾女孩”的照片，再看了他回来后在报社的“演讲稿”，我想，这场大地震一定会让我们有很多的改变。

下面是周瑨的“演讲稿”：

回来这几天，我一直寝食难安，白天还好，可以和同事说说笑笑，但每晚上，我在震区所看到的一切，特别是小女孩李月的那双眼睛就在我的眼前，让我一次次躺下又一次次起来。

汶川地震灾区之行，作为记者是一次采访，但对个人来说却是我一生最暗淡的时光。在我从江油回昆明的火车上，我有一个愿望，希望回来后能平静几天，以后就再也不提这次采访。

14号我从北川出来，手机有了信号后，我第一个电话打给了赵健吾总编，当时心情稍微平静，但他还是听出了我的伤感，安慰了我；回到报社的当天，马滨涛老师对我说：哪天喝顿酒，什么都不用说，我想，他理解了我的心情；当晚张稼文副总编发来短信，他说：看到李月那张照片后，他就为我准备了酒，我再次流泪。

我知道，报社的演讲需要鼓劲，需要成绩，但我只想把一个职业人最真实的感受告诉大家。一个摄影记者，最艰难的不是长途跋涉的艰辛，而是在灾难现场，面对孤立无援的亲人时，还要忍受着痛苦和煎熬，完成报社的采访任务。

我从事新闻摄影的时间不长，汶川地震是我第一次以摄影记者的身份参加重大灾情采访。不是亲身体验，无法感受到摄影记者在现场感受到的心理压力。

普利策奖获得者南非摄影师凯文·卡特的故事，很多人都熟悉。

1993年，凯文·卡特到饥饿的非洲国家苏丹采访。一天，他看到这样一幅令人震惊的场景：一个瘦得皮包骨头的苏丹小女孩在前往食物救济中心的路上，再也走不动了，趴倒在地上。而就在不远处，蹲着一只硕大的秃鹰，正贪婪地盯着地上那个奄奄一息的瘦小生命。凯文·卡特等了20分钟，拍下这一镜头，然后抱头痛哭，他说他只想去抱一下他的女儿。1994年，这张照片获得了普利策奖。这张《饥饿的孩子》带来了荣誉，也引起全世界对苏丹饥民的关注，然而随之而来的，还有指责，人们在责问卡特这个小孩后来怎么样了？她在哪里，记者为什么不去救她？后来因种种原因，卡特在获奖后两个月自杀了。

不来到这样重大的灾难现场，卡特的遭遇可能只是一个故事。而来到这里，卡特的阴影无处不在。摄影记者有多难？不亲身经历你无法想像，因为你拍下的每一张孤立无助的脸孔时，都可能成为你旁观他人痛苦的证据。

如何做是对的？是拍照还是救人？我用我的双手就能改变现实还是我用我的相机可以获得更大的力量？

这次和张波冒险进北川，我更多考虑的是同城新闻竞争的因素，因为当地信息报的记者在场，我等他们随部队返回后，才继续步行前往北川，在云南媒体中率先进入了成为废墟的北川县，而且当天就发回了稿件，保证了新闻的独家，而且从新闻的步骤上说，连续的追踪更有力，在这点上，我感觉是成功的。

但这种职业的要求却和我们作为一个有感情的人本身发生了剧烈的冲突。

进入北川，每前行一步，都在考验我们心理承受力的考验，而和几人村民进入曲山小学的时候，我们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那些还埋在废墟中的孩子，他们已经在哪里整整两天，我无法想像这两个白天和黑夜他们是怎么度过的，那时候，因为道路损坏，大队的救援人员还无法进来，他们坐在那里，是如此的孤立无援。我可以和她说话，我可以用手拉着她，但就是无力把她救出来。孩子的哭喊，真的像鞭子一样抽打着我。手无寸铁的特警哭了、回来寻亲的乡亲哭着喊：要死也要死在一起！我们也哭了，泪水打湿了胸前的相机。

在这个时候，我还还得履行我的职责，我忍住泪水，举起了相机，拍下了4年级1班13岁的女孩子李月那双渴求生命的眼睛还有5年级1班张礼正那双绝望的手。然后冲到操场上，大声地哭了出来。

这个时候，我真是恨我手里的相机，我真希望我是一个文字记者，虽然同样难过，但至少不用这样冷漠地举着相机。从来没有哪一次，职业与我的感情产生如此强烈的冲突。

我在那时，开始尽力地寻找自己心理的平衡点，不停地安慰孩子：不要哭，节省体力。然后四处去寻找到了救援人员。但到了下午5点半，人还没有救出，我还是不得不离开了，因为我们不知道走出去，还要多长时间，因为我还需要发稿，因为我想着第二天其他媒体就进来了，我也想尽快把这一切告诉昆明，告诉读者。

当晚十二点多回到成都，我看了一下相机，李月的照片我拍了7张，一个她抬起头后又无力垂下的过程。而张礼正因为他身后就是一个遇难孩子的眼，我多拍了几张。对一个摄影记者来说，在一个新闻现场，7张可能远远不够，但就是这7张照片，让我心里充满了歉疚！我为什么还能拍？我为什么不留下，既使什么都做不了，但甚少可以陪她度过一个漫长而孤独的夜晚？我可以用种种理由来开脱自己，但她如果是我的女儿，我会离开吗？

我打电话给次日将进北川的记者侯玉才：明天，一定要到曲山小学守着救援。

稿子发回去了，李月的照片出现在了封面上，这是本地的报纸第一次用自己记者的视角传达出了北川的信息，昆明震动了。

作为报社，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因为我们一直关注。

次日，小月获救的消息又通过我们的封面传遍了昆明。这个热爱跳芭蕾舞却不幸被截肢的孩子，通过我们的报道，感受到了昆明的爱，中央电视台转发了我的照片，全国都被“芭蕾女孩”的坚强打动！

小月获救了，我们的工作也得到了报社的肯定，更多的人向她伸出了关爱的手。事后我们也了解到，小月的亲人一直守护着废墟中的她，但回来的这几天，我仍然感到不安，现在躺在西安唐都医院里的小月，她会谅解我的无奈吗？

今天11点半，中央电视台记者给我打来电话，她说：小月的情况很不好，伤口感染很厉害，又做了一次手术。她问我我没有话带给小月，让她挺住。我的心再次沉下来，我想去看她，但不是作为一个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