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盛典做得特别累，每一年我都嚷嚷下一年不做了，太累了。每一年都说，但是每一年都做。而且越做事情就越多，因为后来我们完全靠中国自己来做了。”

“六届音乐盛典，有让你特别难忘的事情吗？”

“音乐盛典 最难忘的就是变化大，变化无处不在。但是我为什么可以应对变化？因为一开始就从每个细节去处理、琢磨，有什么问题我会怎么对应。

“我记得2001第三届，港台的嘉宾都是台湾的同事奥斯卡请过来的，他们来领奖，我们同时让他们颁奖。所有的颁奖流程都是提前定的，每个部门都有那张流程表。撰稿、主持人的内容早就定好了。

“我记得17点钟的时候奥斯卡跟我说郑秀文不愿颁奖。一说不颁奖，我就说赶紧换人，那时候还来得及。本来郑秀文是和陈冠希颁奖，陈冠希刚刚出道，是新人，我们就赶紧沟通，把奥运冠军杨凌安排和陈冠希去颁奖。

“过了一会儿到19点钟的时候，奥斯卡说王力宏要改流程、换顺序。我当时就发怒了，我说这个时候我们已经不能换任何流程了，现在牵一发动全身，哪怕动一点，部门与部门之间的沟通根本来不及。导播台、大屏幕、音响师、摄像师、主持人、配音员、领位员、上场口、下场口、新闻中心等等，那么一个摊子，一个颁奖礼的现场，根本协调不过来。而且嘉宾领完奖之后，是采访还是先留下来颁奖，都有流程设计，只要有一个变化那么其他的都有变化。所以一切都会打乱步骤的。

“那时候我说我们现在不能动，要学会说NO。那次我是在现场发火，我很少发火的。但那时候好好说没有用，我经常会在关键时刻发怒一下，其实就想为了让对方重视它，知道不可更改。后来王力宏就没变。

“20点开场，到了19点30分，陈冠希那边来消息说不颁奖了。为什么？说是跟杨凌不熟，因为原来是郑秀文。当然这些都不是艺人自己的意思，是公司的意思。

“开场前是最忙的时候，我大约是7点35分就跑到二楼的咖啡馆，港台艺人在那儿休息。我找到陈冠希，又找到他的经纪人，我就说为什么不颁奖？他说无法跟公司交代。我说陈冠希上台颁奖是因为我们没有安排他表演，他只有领奖，领香港的新人奖。但是我们给予他多一个曝光的机会，就安排他颁奖的。至于说他原来跟郑秀文一起颁，现在郑秀文不颁奖了，我说我是一视同仁的，在我的眼睛里没有大牌小牌之分。他还是说没法跟公司交代。”

“他们不愿意跟杨凌在一起颁？”

“对。然后我就跟他软硬兼施。我说‘你告诉我如果他上去颁奖对你有没有伤害？’我连问三遍，用很沉稳的语气，一点不带感情色彩的语气。连问三遍以后，我说‘你颁奖对你没有伤害，但是你不颁奖对我有伤害。在这个时候我们都已经安排好了，而且我们是和央视合作，央视和MTV强强联手，这个活动影响非常大，有些东西不是说你想干嘛就干嘛的。而且MTV跟你的合作不光是现在还有将来，所以我可以告诉你，除了这次我们还有更多的合作，这个我可以承诺你。’

“这期间我的对讲机里一直有人在找我，说山奇在哪里？我就说我现在没有时间跟你说话了，因为我要开场了，你先考虑一下。我就走了。我不带任何火气，没有任何情绪。当我走到下面的时候，就来消息说让杨凌和陈冠希去二楼对台词，OK了。所以六年来我有无数应变的现场经验。

“我记得第二届颁奖，第一个颁奖嘉宾是吕思清。所有的嘉宾都报到了，我们把准备的开奖词给他们。但是我死活找不到吕思清，那时候我还不认识他，是中央台方面推荐的。时间到了，已经来不及了。国外的总导演一把把我拖到舞台口，因为我要安排出场。我在想怎么办？就在那一刻，吕思清出现在舞台边。”

“他是迟到了吗？”

“不是迟到了，他因为跟中央台的人认识，直接就到舞台边去了，没有到休息室报到。那时候我一口气松下来了，后来就按部就班了。我后来总结，所有的大型活动，你后台再怎么乱，再怎么处理事情，当你一开场灯光一亮、主持人一上场，一切就OK了。你后面的事情，只要去处理好一些应变的东西，就没有问题了。因为灯光、音响、舞台、主持，那些常规的东西好办，是固定的，就是那些突如其来的东西难办。”

“你措手不及吗？”

“措手不及的东西我基本都能处理。只是因为有CCTV ，我的感觉就是永远在变化，而且越到最后变化越大。

“我记得1999年第一次的时候，最初CCTV 说XXX不来，董文华来。到了现场颁奖了，XXX又来了。我们颁奖有一个大屏幕，播放获奖者的成就。董文华有大屏幕，XXX没有安排，现在XXX来了，怎么办？台里说把董文华的大屏幕去掉吧。但是通知的时候，大屏幕已经放出来了。因为现场那么大，你要跟主持人说，又要跟现场配音的人说，又要跟放大屏幕的人说，又要跟颁奖嘉宾说，根本来不及。

“我记得还有一次颁奖，第三届，也是开场。我记得那次开场是朱哲琴做颁奖嘉宾，那年因为有奥运会，CCTV 那边请了何振梁。按照我排的流程是何振梁和朱哲琴开场，等到开始的时候，何振梁没落实。所以我马上跟朱哲琴说，‘今天开场就你一个人，那个台词原来是两个人对话，就改成你一个人说。’她说‘行吗？’我说‘行，相信你’。然后她开场就上去了。

“那一届宁静也没到现场，打电话问说去怀柔拍戏了没赶回来。”

“怎么办？”

“后来两个人就用一个人上场。我记得本来周杰和宁静做颁奖嘉宾，后来让周杰一个人上了。”

“后面还请了三个奥运冠军，可到了后半场就来了一个，怎么办？我马上跟CCTV 商量，再把后面的嘉宾打散，换到前面来。经常出现这样的问题，永远要时刻准备好去调整和协调。

“我觉得这个颁奖礼是一个协调出来的结果。需要跟CCTV磨合，和活动部磨合，和舞美、灯光磨合，和舞蹈、音乐磨合，和唱片公司磨合，和经纪公司磨合，和演员磨合。我们还有一个部门是制片组的，酒店和车、谁先上、谁后上、怎么安排房间、怎么接待、定机票、行程、带什么东西、表演什么曲目、有没有伴舞，乐队还是伴奏带，很细很细的细节。一台晚会就是这么多细节组合出来的。

“所以，一台流光溢彩的晚会是由细节组成的。每个人在做的时候，其实没有那种看晚会的兴奋，完全是用职业态度去做这些事情。我为什么不让我的团队有任何追星的行为呢？因为那时候完全是工作，这就是职业态度。

“六届的颁奖有太多太多的故事，音乐盛典对我来说，是一个黑色的梦。”

“每次音乐盛典完了以后，当繁华落尽，收拾残局的时候，你心灵的感觉是什么？落寞吗？”

“我没有落寞的感觉，我只是松了一口气，终于如愿以偿地完成了，感觉黑色终于过去了。我每次把音乐盛典都比喻成黑色的，黑色的7月。我没有什么失落或者伤感，没有这种感觉。只是松了一口气，属于精神上的释放。”

“你用职业化的态度对待娱乐？”

“对，我很职业化。”

“它会影响到你做人吗？会影响到你骨子里的一些东西吗？”

“不会，我骨子里的东西特别地强，很难改变。我觉得我个人的那种能量足以抵挡这些世俗的东西。”

“在你眼里你怎样看待那些台上、台下的明星？”

“如果把音乐盛典比作一个交响乐的话，他们是其中的一个符号，我把他们放了上去。我并没有神话他们。只不过完了以后递给大家的是一道美味，当然做的时候我是理性的。”

“你最终给予观众的是一种消遣吗？”

“对，它就是消遣。”

“你不觉得很悲哀吗？”

“娱乐和电视我觉得本身就是悲哀的，你不要去把它神圣化，它就是观众的消遣啊。观众可以喜欢，也可以不喜欢。如果很深刻，很神圣，很有教育意义，可是观众不理睬你有什么用啊？”

“你觉得现代人最需要的是什么东西呢？”

“放松。只有在放松的、自我的状态下，用消遣的方式去做消遣的东西。”

“放松的心态和时代没有关系吗？”

“有关系，因为拿出来的东西肯定会跟时代有关系，不然大家不会接受的。虽然我们供人消遣的东西只是娱乐，但是每一个时代，80年代、90年代和新时期的年代，它消遣的内容是不一样的，这就是时代。”

“你在MTV的工作目的仅仅是为了让大家放松吗？”

“娱乐产品也有不同，也有低俗的和高级的。完成了六届音乐盛典，我很自豪。它是一个精美的娱乐产品，它区别于其他不同的低级的东西。”

“娱乐也要高尚？”

“极致，做事情我一定要做到极致。追求完美是我的做事方式。可能完美只是一个理想，但是我要尽量完善。”

“艺术的？”

“起码是和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