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行走在娱乐界的边缘
——专访著名导演、音乐人山奇

 （《中日传播》2007.10）文/  雷雨

记者：您是诸多颁奖典礼总导演、著名音乐人、著名导演，写过励志自传《走在娱乐界的边缘》，给我的感觉您更像是成功的演艺圈人士。您为什么会想到和一个日本留学生一道写一本对话集《七日谈》呢？您能不能谈谈与加藤嘉一（简称加藤）相识的过程？

山奇：我和加藤是在北大上学期间认识的，我并没有给他打上“日本人”的标签，只是想象成两个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之间的，平等的、开放式的对话。这也是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我也想通过这本书让日本方面多了解中国。
我认为中国和日本之间的交流以往多集中在政府层面，民间的层面很少，我跟加藤的“七日谈”可以视作一次中日的民间对话。七日谈，实际上我们要表达的是七种思想的碎片，每一天会有一个觉悟，也许每一日里的觉悟都并不完整，但是它从不同的侧面表达了中日民间共同在思考的一些东西。我们聊天的主题涉及了中国与日本两国的历史、文化、音乐、电影、爱情、性、人生、娱乐、明星、艺术、审美、哲学、思想、建筑、旅游等方方面面的内容。

记者：您如何看待我们的邻国日本？

山奇：日本是我们一衣带水的邻国，是一个很好地传承、发展中华文化的国家，事实上我本人从没去过日本，对日本的了解也仅限于电影、电视、音乐和书本。日本上个世纪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国造成了很重的灾难，其中也包括我的祖父母一辈，但是我会把这些同我看待日本这样一个国家的方式区分开，我认为我们应该保持理性。

记者：您在这本书的后记中反复提及到“交流”，（这是一本“对话”，一本中日民间的“对话”，一本普通人的“对话”，一本非学术的“对话”，一本有局限的“对话”，一本自然的“对话”，一本增加了沟通的“对话”。）您为什么会得出这种认识？

山奇：我认为国与国的交流，人与人的交流，心与心的交流，是一切和谐的基础。交流不只是为了保持近千年文化互通的传统。该发生的总会发生，该结束的已然结束，历史的情与债，完全可以交给每一个直面历史的来者，一段不堪的记忆并不能真正造成漠视。中国人和日本人，中国和日本之所以会有一些误会，就是由于沟通、交流不够。作为一个当代的社会人，我感觉自己有责任去做一些事情，从事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工作。下一步，我还打算同韩国人、美国人进行类似这样的对话。

记者：您在事业上做得非常成功，是一位很著名的导演、音乐人，为什么想到中断事业去北大读书，而且学的专业是美学？

山奇：导演、音乐人这些身份代表着我的工作，工作只是我人生的一个部分。我是“理性工作，感性生活”。除了工作之外，文化、思考都是我们人生的范畴，这是我的另一个侧面，我是一个注重精神境界、注重修炼自身的人。在过去十年海外媒体的付出使得我在思想上、性格上有了一定的定性。读书可以让我继续沉淀，带给我精神上的营养。
我在挑选专业时，考虑过广院的传媒、清华的新闻、北电的影视等等，但这些是我过去十年一直在从事的事，对我来说没有了新鲜感，我直觉上选择了北大的美学，事实证明我的选择是十分正确的。
我在北大学习期间，放下了工作，置身宁静的校园，我有了很多时间去思考。读书，写书，出书。我要感谢北大，让我的灵魂有了一个家，让我的精神有了一种寄托，在北大学习美学使我的灵魂得到了一次次的审美熏陶，我的精神经历了一次次的审美体验。
我真希望学生生涯永远延续下去，两年太短了。所以现在我又去北师大读美学和文化创意产业的博士。除了读书，还继续从事导演和音乐的工作。可能将来教书育人是我的一个目标。现在的年轻人，缺少一些引领。我特别想办一个学校，办一个演艺学校，我可以去教导年轻人，用我的知识和思想引导他们，少走弯路。

记者：您能否从美学的角度谈谈日本，日本的文化以及中日审美心理上的相通之处和不同之处？

山奇：“美学”这一中文名词来源于日语的翻译，中国的美学研究晚于日本，但是对美学朴素的认知自古代就有，只是从未进行过系统总结。中国人代表了典型的东方人的审美心理，含蓄、朦胧，讲求“曲径通幽”、“欲言又止”，只是到了现代，人们变得更直白、直接。而日本是一个两极民族，一方面有音乐上细腻美，一方面在文学、影视作品中体现出某种暴力、变态式的审美，导致人性的扭曲。日本人一方面懂礼，另一方面又很刚烈。日本是岛国，这一地域造成其有东方式的自我封闭，也有西方式的扩张心理。

记者：在您的导演经历中有无与日本艺人的交往？如何评价他们？

山奇：我这十年间看过的最好的演出是日本的GLAY乐队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的一场演唱会。演出的规格、现代化的技术都是最好的。我在现场仔细参观过他们的工作流程，他们每一个细节都处理得非常好，工种也分得很细。我也在工人体育馆看过并非常喜欢恰克与飞鸟、小室哲哉的演出，他们给我们带来了舞美、灯光和音乐上的视听震撼。这些是我在工作领域对他们的评价，我跟日本艺人没有过私人沟通。在大的文化范畴内，他们的文化完全渗透到观众的心里，我认为这值得中国演艺界好好学习。

记者：您对日本演艺圈怎么看？中日演艺圈近年来交往日益频繁，您如何看待这种互动？

山奇：日本是娱乐王国，比我们更早地建立了完善的娱乐体制和市场，它有很多先进的经验，这是我们都无法反对的。
日本的演艺文化，当然也受民族性格的影响，娱乐是流水线，艺人被机械地对待。艺人必须会唱歌，会演戏，还要长得好看，成了专门供人娱乐的工具，甚至丢失了人的本性，我个人是十分反对这样的。
就流行音乐而言，当年内地学港台，港台学日韩，日韩学欧美，可现在我们不用通过中间的那么多环节，欧美的音乐被直接拉到我们眼前了。然而相对日本，我们的唱片公司还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过去，内地的唱片公司从经营机制上、技术要求上，都不是很专业的，他们也在不断地摸索和成长。所以未来的娱乐界和唱片界，会吸收一些海外的技术上的东西、机制上的东西、包装上的东西，加上内地本身的深度和内容才会与众不同，这才是属于中国本土的产物。

记者：您认为演艺人士，作为公众人物，在中日（文化）传播中能发挥何种作用？

山奇：艺术作品具有很强的传播性，文艺又是最好的传播载体，通过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能无形地改变外界对中国的形象。我想演艺人士同时也是公众人物，应当立足在自身立场上，从人的立场去宣扬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这要求艺人注重自身的完善和提升，从小处而言，包括思想、性格、境界，从大处而言，包括民族观、世界观。不光是演艺人士，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仅仅是只索取不付出，应当把自己看成是世界的一员，多问问自己：对世界付出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