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解玺璋老师收到一封来自狱中的厚厚的信，他把信中的内容讲给儿子解宏潜听，宏潜又讲给我。我一直想把它写出来，但这个故事如此真实以至于我迟迟不能动手。我不敢抱有任何经世济国或发泄愤懑的心，或者为这个犯了死刑的孩子开脱辩护翻案平反，我不敢想我要做什么。我知道我要放弃叙述的快感，而去追求一种不动人的镜头感。
    我已经忘掉那个故事的细节了，留在脑海里的，只有当时心肺翻滚想吐的感觉，好像血脉被人捏在手里。这个故事像个魂魄一样附在我身上，那个如今不知生死的和我年龄一样的孩子的经历，让我感受到的不是行将失去新鲜感的80后的干哭，而是我们父辈们挣扎和奢望，像个没有铃铛的自行车那样叮叮当当响着走了，而没人记得这一切。
    父亲母亲们啊，这群叛逆的孩子，是你们炽烈青春的陪葬。
    1995年，王玉存、董延江和我的父亲在护城河边上并排骑着自行车喜滋滋的往前奔。他们都是济南压力表厂的工人，90年代初期，他们一起倒腾过画眉、古董、蝈蝈、字画，每次都野心勃勃，很有创业的感觉，但每次他们都能发现，自己在产业链的最底层，属于交学费的那一群。这三个男人的儿子，经常在自己家院子里，看到他们弄来的各种瓶瓶罐罐、忙碌的身影、喜笑颜开的表情和发财的算计，然后是一场雨都冲走了。
    我们家住在回民区，回民区往北是一片垃圾场，垃圾场再往北叫黄冈，那里的村民都养猪，他们的猪都放养在垃圾场上。这几天，猪群吃过了界，跑到了垃圾场南面。回民区组成了打猪队，看到猪就乱棍打死。而猪闻到腐烂的味道，就更加拼命的拥过来吃同伙的尸体，于是打猪队很是兴盛了一段时间。这段时间让回民区的兄弟们像打了鸡血似的鸡狗上墙。十几个小时之前的晚上，王玉存、董延江和我的父亲弄了辆三轮车，趁着夜色把打猪队打死的猪拉到护城河边的董延江家。他们的媳妇从早上就开始收拾猪肉，这会儿他们看好了市场，正打算去卖。而我和王玉存的儿子王鹏正在各自的家里睡得迷迷糊糊，喊着妈给拿衣服上学，房间空荡荡的。
    三个男人站在市场口上捧着几口大锅卖猪肉的样子有些突兀。他们开始还气势汹汹，试图在市场里占据一块位置。可是他们不好意思动手，而吓唬的办法又不顶用，况且全市场的摊主都针对他们，无论他们站在哪个空档里，旁边总会站出个人来用手一指说，“这里是常摊，人家一会儿就来，你们再找个地方吧。”
    黄冈打猪队和那些死猪的消息扩散的很快，猪肉没卖了几十块钱，他们已经被来往的人冷眼相对了。剩下的猪肉留给没有老婆的董延江。
董延江在护城河边的家有两间对着的屋，一间是他的，里面满是瓶子罐子和字画卷轴；另一间是他儿子的，墙上挂着吉他，却从没见过本人。董延江瞅着猪肉想起了老婆。
    董延江原有个很漂亮的媳妇，文工团跳舞的，后来跳到了领导的床上。他尾随那女人一直跟到窗户根，听到了叫床的声音。他在家耐心的等她回来，做最后的一吻，把她的鼻子咬下来。他们就这样离婚了，那个女人拣起鼻子跑了，再也没回来。
    天啊，这样竟然是真实发生在我父亲身边的事，而不是来自某个为搞笑而杜撰的小说。是的，那个在狱中的孩子不是我，而是父亲朋友的孩子王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