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郑樵的“起一成文”说

《通志》共二百卷，其中《六书略》是专门研究文字学的。《六书略》把古今文字二万四千一百三十五个，分为六类，每类中又各分若干子目，每一子目各统若干字。郑樵持“凡许氏是者从之，非者违之”的批判精神,突破了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的传统和权威，其“书画同出”、“起一成文”、“字母相生”等理论自成体系，独树一帜。本世纪三、四十年代，著名文字学家唐兰先生在《中国文字学》中指出：“郑樵第一个撇开《说文》系统，专用六书来研究一切文字，这是文字学上一个大进步”，“郑樵《六书略》用许慎的理论，作许氏的诤臣，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确有许多创获，在文字学史上是值得推许的。”^⑥

郑樵根据许慎《说文解字》中五百四十个部首“始一终亥”的排列顺序，提出“起一成文”说，认为汉字的基本笔画都是由“一”及其形体变化构成的，从文字符号体系内部来探讨笔画及其相生之理。《六书略》中有一篇《起一成文图》，是其“起一成文”说的集中体现。全文如下：

衡为一，从为│ ，邪│为  ，反  为ㄟ，至ㄟ而穷。折一为┐，反┐为厂，转厂为└，反└为┘，至┘而穷。折一为┐者，侧也，有侧有正，正折为Λ ，转Λ 为 Ｖ ，侧 Ｖ 为 ＜ ，反 ＜ 为 ＞ ，至 ＞ 而穷。一再折为 ㄇ，转 ㄇ 为 ㄩ ，侧ㄩ 为 ㄈ ，反 ㄈ为  ，至  而穷。引一而绕合之，方则为口，圆则为○ ，至 ○则环转无异势，一之道尽矣。  与一偶，一能生  不能生，以不可屈曲，又不可引，引则成  。然  与一偶，一能生而  不能生，天地之道，阴阳之理也。

上文从五个角度指出由“一”衍生出的十七种基本笔画，并将“一”与“  ”进行比较，阐明“一能生”的道理，从楷书的形体线条上谈汉字的起源。

“起一成文”说的局限性很明显，首先，它不能说明没有点画分别的古文字线条的变化；其次，即使是从楷书的结构来看，它也无法圆满地解释各种笔画的形成。但是，不难看出，这种说法是建立在“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和“一阴一阳之谓道”等古代哲学的基础上的，郑樵此说把汉字的笔画变化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相结合，从汉字文化学的角度看，的确是一种极具独创性的理论。

三、道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道德经》第三十六章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⑦是讲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由道所创造的，道在创造万事万物时都让它们阴阳合体，用气去调节阴阳的平衡。

《道德经》是老子所作。《史记》中记载“老子者……周守藏室之史也……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字……”。老子的《道德经》旨在宣扬自然无为，听天由命，要求人们无欲、少智、守柔、退让。而《道德经》之学被历代学者称为玄学，是因为其中往往以玄喻道，以玄喻德。

老子所讲的道，与同时代的其他哲学家不同。其他哲学家所讲的道是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代称，而老子所讲的道是一种物质世界中的未知物质的代称。这种物质先于天地之前就已存在，而且天地万物都是由它而产生出来的。老子在《道德经》中，把道作为概念，其含义并不是一元的。在他概述道的本质特征时，道的含义是一种物质世界中的未知物质，而更多之处道的含义则是道的理念。老子作《道德经》是通过宣扬道的特殊功用——能够接受世间所有生物的信息并给与反馈——以自然的力量给与人类奖励或惩罚，把道作为一种类似神佛的世界统驭者来警惕世人，从而达到规范世人的目的。

《道德经》到了公元前206——公元前200年，被奉为道教经典。作为道家的最高典籍，它整整影响了中国人两千多年，以致使许多儒家的忠实信徒也难免带上道教色彩。

“一阴一阳之谓道”出自《易传·系辞》。阴阳是我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之一，也是《易传》最基本的哲学范畴，是易学哲学的核心。《易传·系辞》指出“一阴一阳之谓道”，把阴阳提到道的高度上。一方面，它把易理概括为阴阳。例如：从卦画上讲，奇偶二数，阴阳二爻，乾坤二卦等都是一阴一阳。而就乾坤以外的各卦来讲，也都是由阴阳二爻组成，同样是一阴一阳；八卦中的六个子卦也都是相互成对，一阴一阳。六十四卦从总体上来看，它是由三十二个对立面构成的，同样体现为一阴一阳。

《易传》把阴阳当成事物的性质及其变化的法则，它把许多具体的事物包括自然的和社会的事物都赋予了阴阳的涵义。从自然现象看，它以天为阳，以地为阴；日为阳，月为阴；暑为阳，寒为阴；明为阳，暗为阴；昼为阳，夜为阴。从社会现象方面看，它又以男为阳，以女为阴；以君为阳，以民为阴；以君子为阳，以小人为阴。另外，它还对自然和社会中共有的现象也以阴阳来解释，并赋予其阴阳的涵义，如刚柔、健顺、进退、辟开、伸屈、贵贱、高低等等。

《易传》认为，无论是社会生活，还是自然现象，都存在着对立面，而这个对立面就是阴阳。当然，对立着的这些事物并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运动变化的。

如果用“一阴一阳之谓道”来比喻儒道两家，显然儒家是阳，道家是阴。因为儒、道两家思想，一个刚健有为，一个柔顺因循；一个入世进取，一个潜隐退守，这是他们达到相通和互补的真正前提。所以，许多中国古代文人才能入世为儒，出世为道，或者熔儒道于一炉，张弛相济，进退自如。儒道两家表现出的对立统一的格局，很早就已经成为了中国文化的基因，存在体现于各个方面。

冯友兰先生曾经说，魏晋时，有些道家试图更接近儒家，而到了宋代，有些儒家则试图更接近道家。魏源认为中国文化是阴阳之学。阴阳是一对基本矛盾。中国文化有儒有道，就是这个矛盾的两个方面。林语堂认为儒和道是中国人灵魂的两面，缺一不可。冯友兰先生在《新原道》一书中，把“极高明而极中庸”视为中国哲学之精神。“极高明”就是玄虚精神，超越精神，是道家。“极中庸”就是现实主义，重视社会，即入世精神，是儒家。两者的统一就是中国哲学的精神。

尤其是宋代，统治者给了道家更高的地位和荣誉。北宋时期，是道教在中国古代发展的一个高峰期。真宗、徽宗掀起的两次崇道高潮，使之有了重大发展，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宋代统治者仿效唐朝做法，想方设法与道家联宗，宋徽宗集教主、上仙、皇帝于一身，甚至还令僧尼改穿道服，对道教的崇奉达到了疯狂的地步。道教的势力，也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停滞之后，得以迅速发展。一时之间，道教之徒汇集京师，其中许多道士得到徽宗的信任。正因为如此，唐宋时期便成了道教发展的鼎盛时期，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既互相排斥，又互相吸收，既互相对立，又互相融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不可或缺和赖以互补的两个方面。儒、道、释在思维的深层次进一步融合，就产生了宋代理学。在此意义上来说，儒道本是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