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6日日落时分河南大学的“评估之战”终于结束了。
为了得到教育部评估团的一个字——优，河大的几万人马付出了近两年的努力。现在这场“战争”终于结束了，这个周末真是轻松啊！
刚听说教学评估的时候，谁也没有太在意，尤其是像我们这样的普通教师更是心不在焉。总是觉得评估是领导们的事，与我们关系不大。但从今年春天开始，心情就不是那么轻松了，因为学校把责任落到了每一个老师的头上。“谁在教学评估工作中出了问题，谁自己负责”，这句话就像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每个人的头上。说实话大部分人是从看到了这把长剑才开始重视的，从此，河大就没有“休息”这两个字了。五一假期没有了，两个月的暑假也没有了，直到10月20日一切的一切才算准备就绪了。
10月21日是个星期天，教育部评估团如期到来，当天晚上“战争”就打响了，评估团的在校一周的工作安排，当夜就要传达到各院系甚至与此相关的个人。院方领导基本上彻夜未眠，要求每个教师不准关机，必须保证通讯的畅通无阻。周一天刚亮我就接到电话，说我辅导的学生毕业论文要提交到评估团审查，当我赶到院教学评估办公室的的时候，里面已经熙熙攘攘了。抽到的试卷、论文和各种资料必须在9点之前送达新区评估团驻地。说实话，谁也不想自己评阅的论文和试卷被抽到，“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是多数人的想法。但真正被抽到也就那样了，随便看吧，知道自己尽到努力了，心里也很坦然。
接下来老师所关心的就是专家听课了。被指定听课的两位老师已经接到通知，他们当然抓紧时间再准备一下自己的教案和讲稿，未被指定的老师都在问院里的有关领导，“是否还会听其他老师的课？”得到的回答是“不一定！可能还会有随机性的听课”。当时就有老师分析：一共才来了15位专家，河大有三十多个院部，文学院有两位老师被听课已经不少了，所以再听文学院其他老师课的可能性不会很大了。我觉得也是，哪能有时间听那么多的课，听课固然重要，但那毕竟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他们有很多工作要做，再说还有三十多个院部呢。
但是，这种很小的可能性还是成为现实了，并且还是在我身上成为现实的。
周三（10月24号）11点10分，是我上午的最后一节课，我已经开始上课了，教室的门被打开了，领专家来的工作人员向我招手，我知道院领导所说的“随机”可能到我这了。走下讲台和专家握手寒暄：“你好！”“你好！”“田老师，是吧？”“是的，田锐生！”“听听你的课。”“欢迎指导！”，在学生的一片热烈掌声中，专家就坐我重返讲台。已经是10月底的天气了，温度竟然还能高达24度，一百多人的教室满满当当，室内的温度自然更高。我生性怕热，尽管穿的很薄，但还是让我汗流不止。些许的激动，些许的亢奋，哇啦哇啦五十分钟很快就过去了，12点准时讲完，领学生用掌声送专家离席。我收拾好教案、讲稿，匆匆出门，专家和陪同的学校领导在问外等候。
“多多指教！”我觉得那时候自己的态度肯定是真诚和谦虚的。
“不错，呵呵！”专家很有涵养地说。
接着，他说起了厦门大学的台港文学研究的情况，说到了余光中，甚至说到了余光中的《乡愁》，说到了三毛和琼瑶，说到了白先勇和他的青春版《牡丹亭》，说到了姚一苇和他的戏剧《红鼻子》，说到了他们学校的台湾文学研究专家徐学和他的专著《白先勇评传》，说到了台湾的其他方面......当然我也只能说跟着说余光中、三毛和琼瑶、白先勇、姚一苇，说徐学的研究成果。呵呵，院方领导传达学校领导的指导思想时说：“专家跟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不要乱说！”不知为什么，跟专家聊天时，我忽然想到这句话，心里憋不住想笑，但我还是憋住了。没有笑，也没有“乱说”。要是当时憋不住笑了，专家一定会感到莫名其妙。
回家的路上我就想，指导的学生论文也提交了，课也听了，我的任务估计不会再有了。
后来知道了，专家叫潘世墨来自厦门大学，是厦门大学的常务副校长，评审专家组副组长。厦门大学是研究台湾文学的中心，潘教授虽不从事台湾文学研究，但他作为副校长曾接待过白先勇和余光中，我推想，这有可能是他“随机”到我这的原因之一吧！
“教学评估重在以评促建”。看到河大由外到内的环境变化，看到河大由硬件到软件的加强和提高，我充分理解了那句话！但不知道是否能继续保持下去，但愿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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