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病人---转载(五)
(2011-07-19 13:0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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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杂谈 |
分类: 记忆 |
谁来保障病人的权利?
上世纪80年代,我国就展开了“解开枷锁”、救治精神病人的活动,可令人震惊的是,“枷锁”并非是虚拟的比喻,而是沉甸甸、血淋淋的现实,并延续至今。
“直到现在,海淀区仍有一个精神病患者被家属锁在大磨盘上,拒绝将其送入医院。”一位医生告诉记者,为此,区政府、精神卫生防治院都曾展开过多次营救,但都遭到了患者家属的激烈抵制。“他们把患者藏起来,我们根本找不到。”
除去个例,更加比比皆是的现实是,大量患者被家属“流放”在精神病院里,财产也被“接收”。
就如一直表达“无奈”、“心怀愧疚”的小安的哥哥,也忍不住问我,“怎样才能把小安的房子转到我的名下,成为合法财产?”
王诚院长说,在海淀精神卫生防治院里,有100多名患者都早已具备了出院的条件,但是由于无人监护,而无法离开。
小小的医院,沉淀了太多的怨气。
“违规出院”
根据现行规定,“谁送来,谁接走”,“由近亲属担任监护人”,没有监护人签字,医院无法单方面同意患者出院。“不只是程序的问题,他们出去了无人监管和照顾,怎么生活?出了事谁负责?”
没有出院,“小安们”就是没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也就无法诉讼、无法维护自己的权益。
最近,一桩案子在病友和医生们之间引发了广泛讨论。一位精神病患者已经康复,但他的哥哥为了侵占其财产而拒绝接他出院,于是这位患者私自逃出医院,并与前妻复婚,使“第一监护人”从哥哥转移到妻子身上,然后状告哥哥非法侵占财产。
令人失望的是,在审理过程中,因为弟弟是违规出院,其“民事行为能力”遭受质疑,他的复婚、监护人转移、维权也就难以成立……
小安认真地研究了最新公布的《精神卫生法(草案)》,其中有患者可在“复诊”合格的情况下向院方申请“即时放人”的内容,但他不知道,“轻微的幻听是否够出院资格?”
维权,这对于“小安们”来说是一条如此漫长而又艰辛的路,站在起点,陪伴左右的是贫穷、无助和难以摆脱的病痛,站在那一头的,是他们仅剩的亲人。
失去保障的人生
面对抛弃甚至侵夺,绝大多数患者都表现出难以想象的宽容,他们平静、坦然,接受了现实。
“我们不能光谴责,还要学会理解。”杨甫德院长再三提醒我。
一旦发病,一个人,乃至一个家庭都如同跌进了无底洞。终生服药、频繁检查、心理测试、康复治疗……稍有疏漏,病情就会反复并恶化。
“不只是钱的问题,还有无休止的照顾和责任。”杨甫德说,很多家庭都是经历了多年的煎熬和折磨,最终选择了放弃。
随着医保制度的完善,精神疾病可以通过医疗保险、新农合和大病统筹等方式得到报销和补助,但是,就全国平均水平而言,报销总额不到花费的一半。
“一个精神病患者每年的开销少则几千,多则几十万,这对于绝大多数家庭来说,都是一笔沉重的负担。”
更加难以承受的是,其中要付出的人力成本难以计量。很多患者父母过世、配偶离异、尚无子女,仅剩的亲人是兄弟姐妹、外甥侄女。
“他们都有自己的家庭和生活,怎么可能管我们。”阿忆说。
阿忆的姐姐已经远嫁山东,每个月给阿忆打个电话,每年寄来一万元钱。“我还能做什么呢?如果把阿忆接到身边,我的丈夫和婆家怎么可能接受?”阿忆的姐姐再三说,“希望阿忆能够理解我。”
“我不能破坏姐姐的幸福,也不能给哥哥增加负担。”阿忆在画一幅人像,我问他画的谁,“母亲。”
阿忆特别羡慕一位病友,每个月的25号,一位年逾八旬的老妈妈就会来这儿看望她的儿子,每到过年,就接儿子回家,二十多年来,从未间断。就在上个月,这位老妈妈还在暴雨中,从河北农村赶往北京,带着亲手做的面。
“有父母,就是一个患者最大的幸福。”王诚院长感慨万分。
每个病人背后,都有一个令人心酸的家庭,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他们需要解脱,需要理解,需要新的方式。”王诚院长递给我一份宣传单。
今年1月,北京海淀精神康复服务协会成立了,他们希望能把更多人组织起来,包括患者的家庭成员。
“很多家属不愿意把患者接回家,但他们愿意提供服务和帮助。”王诚院长希望,能够根据家属们的情况排班,让他们定期到康复中心,与患者一起生活、劳动、学习,帮助患者康复。
目前,已经有患者的家属参与进来,虽然只是几个人。
举步维艰的“乌托邦”
治愈者回归社会有多难?
意大利,6000万人口,数十万精神病患者,无一所精神病专科医院。
他们生活在社区里,与病友、志愿者生活在一起,他们参与社区活动、找工作、结婚、生子……他们与得了感冒、哮喘的人一样,享受着或多或少的特殊照顾,过着正常生活。
“我们的理想是没有精神病专科医院。”海淀精神卫生防治院院长王诚说,其他病种的治疗都以专科医院“为荣”——体现领域细分、技术高端、人才集中等特点,唯有精神病专科医院的存在是一种“耻辱”。
“这是偏见、歧视、无知的表现。”王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