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0号，我依约带孩子做听力睡眠监测。头天要让孩子熬夜到12点，第二天凌晨4点要叫她起床，7点半要到儿童医院，到后第一件事是吃上事先买好的麻醉剂，然后挂号，8点在五楼听力室门前等待，给孩子脱掉棉衣，让她睡觉。

已经有四五个孩子在门口等待，有的睡不着，有的想睡但是没买上药，我们第一个睡着了，护士说，谁让你自己给她吃药？ 原来吃药可以早，但要告知护士。护士拿来清洁皮肤用的棉球，在孩子额头耳后狠狠地擦，要擦红才行，所以每个孩子在睡着了之后，还要再哭一回。

这一种测试一般孩子会睡得很死，家长可以陪同。

等结果却是无比漫长，要所有孩子都做完才能出结果。这个时间，我们患儿的家长抱着死睡的孩子开始闲聊。

周围的孩子，一个早产儿，可能浑身都是毛病，一个两岁还不会说话的孩子，可能是聋儿，我心想，我们眼里不得了的痛苦，有人还宁肯跟我们交换呢，跟她们相比，我多么幸运。

接下来，我得到一个惊人的信息，儿童医院凡手术都不允许家长陪床，每周只周二周四可以探视。白天黑夜只有一位医生一位护士，看护大约一个病房七八个孩子，有刚几个月的婴儿，两个星期出院后声带嘶哑，人瘦了整整一圈。

我害怕了，这动摇了我的底线，倒戈，我瞬间倒向么爸，这样的手术，我不想给三岁的孩子做。

真的吗？如果检查结果显示确有必要呢？

在医院浑浊的空气中，这个问题好象天问，我的眼睛好象在盯着走廊的对面，实际上我什么也没有看见，因为在真实的世界里，一个同样真实的问题正在浮现。

我了解人为什么会回答“我不知道”了。

如果仅有的两个知道都令我害怕，

上帝，求你给我第三种可能。

做检查的护士，问我，孩子有中耳炎是吧？那结果肯定就是这样的。她一副见多识广的样子，我真想再进一步请教她，可是她的职业习惯就是点到为止，包括医生在内，如果我问，孩子将来听力会怎么样？这里面有太多不靠谱的因素，谁敢为这么不靠谱的结果负责呢？结果谁都不会回答。而这恰恰就是我最关心的核心。

于是我拿着那张护士不肯讲解的结果，去找大夫，路上其它家长窃窃私语，正常孩子是30，你的孩子一只耳朵是40，一只耳朵是50，都不算正常。但是我们都80了，你们比我们好很多。

医生也沉吟着，我直接问：要手术吗？

他说：要看时间有多长

我说：一年多了

他说：9月14号，你还是有点恢复成曲线的。再治疗一两个月，如果成为曲线，就行了。

一两个月。

我多希望一两个月的时间能出现奇迹。一路上，我在考虑，我要不要哪怕是放弃工作，象训练运动员那样训练孩子一个冬天？？？

这天阳光明媚，回到家中才两点多，我想，奇迹是要靠锻炼的。但我头天只睡了四小时的觉，加上抱了孩子一天，实在没有力气把孩子带到有阳光的地方。

于是我迷迷糊糊的把同样有点迷迷糊糊的孩子放在自行车后座上。

刚骑出一小段，自行车怪叫了一声，么么哭叫起来。我慌忙下车，把她的小脚从自行车轮里拿出来，脚踝后面的横纹不见了，只见白白的一片。

这下我有了力气，飞也似的抱着她跑到门口的小诊所。

脚还能动好象骨头没事，应该只是皮肉伤，但是我的心里感到无望，好象一个本来很穷很饿的人一不小心又丢了十几天的口粮。

谢大夫的药已经吃了十天整，客观的说，在停了西药之后，么么的鼻子和耳朵没有变好的迹象。

这一天我还发疯一样给么么买了一个鼻可乐清洗鼻子的装置，洗起鼻子来，么么哭的死去活来。每天给脚消两遍毒，纱布都粘在脚上。这样的一天，孩子不哭的时候真是不多。哭得多耳朵更加听不清了。刚用了两天，我就在考虑要停下使用这个一点也不可乐的玩意儿。

如果没有中药，没有西药，没有艾炙，没有体育锻炼。

我是不是只剩下幸福一件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