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古典与现代的文化记忆之五十九
三代炎帝朱襄氏（上）
 
文/图马学庆     来源：商丘网—京九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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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襄氏塑像 
 
  【阅读提示】

  “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它的名字就叫中国。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每当听到《龙的传人》这首荡气回肠的歌曲，便为自己是一名龙的传人而骄傲和自豪。因为“五千年的风和雨,八千里山川河岳,像是一首歌。黄色的脸黑色的眼，不变是笑容”，我们同是炎黄子孙。

  为何我们称“龙的传人”？为何我们称“炎黄子孙”？这要追溯到远古的“三皇五帝”时代，人祖伏羲氏以龙为图腾，以后中国人便以“龙的传人”自居。而炎帝首先发明了种谷技术，黄帝首先统一了中华民族，他们对人类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是开创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先祖。中华儿女为了世世代代永远纪念他们，就自称是“炎黄子孙”。

  “三皇五帝”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帝王，关于他们的说法自古不一。中国古书上，习惯把燧人、伏羲、神农称为“三皇”，把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称为“五帝”。很多学者认为，“三皇五帝”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想象中的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的领袖，他们被神化成半人半神的英雄，却也充分反映了中国古代原始社会氏族和部落的历史。

  黄河流域是最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华夏文明最早在黄河流域形成。“一部河南史，半部中国史”说明河南历史文化分量之重。自古以来在黄河流域就流传着许多鸿蒙初辟时期的神话。处在黄河下游流域的商丘为“华夏祖地”，这里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在“三皇五帝”时代，曾有“火祖”燧人氏、“乐神”葛天氏、“炎帝”朱襄氏、“栗姓始祖”栗陆氏、“文字始祖”仓颉、“商先公”帝喾、“商祖”契、“天文家”阏伯、“舜之子”商均九大人文始祖源商丘；这里又是都于陈（今河南淮阳）的伏羲氏太昊、都于新郑的黄帝、定都阳城的大禹等主要活动地。商丘是中华文明的原点，这里是乐舞、诗歌的源头，文字的肇始地，华夏观星第一台的诞生地，气象科技、治洪工程技术革新的重要源地，玄鸟图腾崇拜的意蕴诞生了商业、商人和商族，至今仍存的多处“堌堆遗址”以神秘的力量昭显中华文明的曙光，以至于后代众多王朝在此建都。火种刀耕，是中华原始农耕文明的开端；而诸人文始祖在此创造的远古的和谐，展现了原始“理想之世”的沧桑容颜。“你家在哪里”，东夷、华夏、商文化在商丘融汇交融，根文化成为中华姓氏的重要源头。总之，远古商丘历史曾是中国历史的主流和浓缩，不仅影响和推动着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而且在今天乃至将来仍然具有巨大的价值。

  朱襄氏，曾为三代炎帝，是商丘“三皇五帝”原始社会时代历史文化见证的重要符号。朱襄氏是中华重要人文始祖之一，系出伏羲氏，属东夷民族，风姓。其社会身份是氏族部落首领、部落联盟共主；其重要贡献为，发明了五弦瑟，以定众生，是原始音乐家、发明家、仁人；其民族地位是人类历史的开创者和杰出代表，是中华文化的开创者和杰出代表，是文明社会的开创者和杰出代表。朱襄氏，亦是朱姓发源的重要源头之一。

  朱襄氏的源流脉络：系出伏羲东夷风姓

  说到当今的汉族，就不能不说原始社会时期的几个民族集团。当时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曾居住着许多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炎帝、黄帝等华夏部落居于黄河上中游，伏羲氏太昊、少昊等东夷部落居于黄河下游。南方的长江中游是苗蛮部落的根据地。古史学家将它们分为华夏集团、东夷集团和苗蛮集团。其中，东夷集团较早与炎黄部落融合，成为汉族的主源之一。

  《王制》篇：“东方曰夷”，东汉许慎《说文》：“夷，东方之人也。”历史上，商丘一带属于东夷、华夏、先商文化的交汇地区。20世纪80年代李白凤先生的《东夷杂考》，认为东夷族生活地域在今天的山东、苏北和河南东部。再加之近年来的诸多考古发掘证明，远古时期，商丘地域属东夷部族范围无疑。当时商丘为东夷、华夏文化相互碰撞和融合的地域。睢县及以西（如杞县）居住的主要是属于仰韶文化的华夏先民，睢县以东居住的主要是属于大汶口文化的东夷先民（如宁陵、柘城、永城）或属于先商文化的商部族先民（如商丘）。

  朱襄氏，远古“三皇”时期继伏羲氏、女娲氏之后的我国东夷部族的首领。关于朱襄氏，在古籍今本中有诸多记载。晋代皇甫谧的《帝王世纪》记载：“庖牺氏殁，女娲氏代立为女皇，亦风姓也。女娲氏没，次有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连氏、赫胥氏、尊卢氏、混沌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阴康氏、无怀氏。凡十五世，皆袭伏羲之号。”《汉书·古今人表》、《遁甲开山图》、《路史·禅通纪》亦说在东夷族先祖伏羲之后有天下的15个部落联盟，皆承继了伏羲的称号，其中就有朱襄氏。

  根据目前商丘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朱襄氏氏族是从伏羲大部族分离出来后由东向西迁徙，在时属东夷地区的盛产株树（生长在我国北方的一种树木——赤心木，木质呈红颜色，古名朱木，或称株木）的今商丘柘城一带定居后，以“株”（朱）命为地名并创命氏族名的一个部落，故号曰“朱襄氏”。

  朱襄氏的历史贡献：发明五弦瑟定众生

  朱襄氏是人而非神，具有鲜明的真实可信的人格特征。《吕氏春秋》、《汉书》等将朱襄氏视为历史人物正式载入正史，是因他的历史功绩。《吕氏春秋·古乐》载：“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风而阳气蓄积，万物散解，果实不成，故士达作为五弦瑟，以来阴气，以定群生。”南朝梁元帝《言志赋》：“有庖羲之八索，称朱襄之五弦。” 唐代刘允济《天赋》：“轶大庭而包太昊，孕元顼而掩朱襄 。”清光绪二十二年版《柘城县志》记载亦很详细。

  “五弦之瑟”人天以和，情以乐抒，乐以象德，为“和谐之乐”。朱襄氏作瑟，与伏羲作琴、女娲作笙簧、伶仑以竹子作乐器，在人类史上有重要意义。古籍《礼记》一书中提到“乐者心动，乐者德之华”、“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依照古人的理解，朱襄氏发明了“五弦之瑟”，遂草木才使阴阳平衡，群生定、寒暑适、百物生、万民安，民众安居乐业，达到了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的教化作用。

  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字学》还记载：“六书，伏羲氏命朱襄氏造六书。”这个记载虽不能说“六书”已经出现，但极有可能在朱襄氏之时，已经出现了刻画符号。

  由此可见，朱襄氏虽为原始人，但已是当时时代的智人（发明家、音乐家），他以创新的智能、科学的智慧、超凡的智商，发明“五弦之瑟”与“六书”，推动了社会文明进步。同时，他还是一名具有成熟资质的管理者与仁人，知人善任，在极其艰难的困境中，以圣人之心、仁人之爱领导族人战天斗地，终于在从事农耕奋斗的实践过程中创造革新，哺育构建了原始的和谐社会，恩泽着千秋万代，因而被时人和后人称为伟人，赞为英雄，标为典范。

  朱襄氏称炎帝原因：担当部落联盟共主

  《吕氏春秋·古乐》：“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风而阳气蓄积。”汉代高诱注：“朱襄氏，古天子，炎帝之别号。”为什么说朱襄氏为炎帝的别号呢？

  朱襄氏因其发明“五弦之瑟”，给族人带来的好处是空前的。因功德和地位，他逐渐成为这个氏族的代表人物和首领，其个人称号便渐成为氏族的代号，也就是该部落氏族首领皆称“朱襄氏”。我国一些少数民族直至近代其首领仍世代袭用一个称号，如西藏的两位宗教领袖历来都分别称为“达赖”和“班禅”，他们个人的名字很少为人所知。有鉴于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朱襄氏”不是特指某个人而是群体形象。朱襄氏的业绩就是这些首领，实际上也是该氏族集体创立的。

  后来，朱襄氏因德高望重、才能突出，其仁圣名声和治理能力渐渐为其他氏族相知相信，由此朱襄氏氏族首领被推举为多氏族联合体共同领袖，即中原部落联盟首领。其时代当属炎帝时代，作为领袖的朱襄氏便被称为“炎帝”，成为炎帝系统的重要继承人之一。

  朱襄氏，历三代称为炎帝，因此有炎帝朱襄氏之说。但并不代表炎帝就是朱襄氏一人，因为做炎帝的有很多人，还有神农氏、共工氏、烈山氏等；也不代表每代朱襄氏都是炎帝，至少在没有成为部落联盟共主之前的朱襄氏不能称为“炎帝”，不再担任部落联盟共主之后的朱襄氏也不能称“炎帝”。朱襄氏部落生生不息，首领朱襄氏有很多代，但能称“炎帝”的朱襄氏只有三代。因此，不能将炎帝的所有业绩笼统地套加于朱襄氏头上，三代朱襄氏的业绩则被载入炎帝之列，成为炎帝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朱襄氏作为部落联盟共主“炎帝”，共在位多少年呢？汉书《春秋纬·命历序》：“禅通纪第九纪元年——前3354年……16氏为：朱襄氏，传3 世。”《中国历史年表·盘古王表》：“跃起中原时期——约前3150年—2231年……朱襄氏，共3代”。从上述“传3 世”、“共3代”的含意是说朱襄氏做“炎帝”总共在位三代，处于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的时代，共在位约109年。

  炎帝是我国上古时期的三皇之一，他和黄帝一起被尊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深受国内外华人、华侨的敬仰。朱襄氏作为炎帝系统中有影响

  的先帝之一，是中华人类文明和社会文明之发轫，是东方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之典范。“民智渐启，中国文明之滥觞，实始于斯时。”朱襄氏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深入研究对于我们深刻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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