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场全国文化历史专家学术研讨的盛宴，这是厚重信陵古文化历史的狂欢。在中国·宁陵第四届梨花节期间，由中华炎黄研究会、河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河南大学、商丘市炎黄文化研究会共同举办的“葛天文化与吕坤思想学术研讨会”在宁陵县隆重举行，来自国家、省、市的39名考古、历史、文化专家学者和教授参加了此次盛会。
    “往昔的唯一魅力就在于它已是过去”。著名诗人王尔德的这句话，让驻足在几千年前留下的葛天氏陵、葛城遗址、吕坤墓等历史遗迹前面的专家学者们有了更深刻的感受。远者若近，古者若今。历史已成为永恒的存在，而文化则源远流长，像是一张张耀眼的名片，诉说着远古的神秘与底蕴。

悠悠古筝：承传《葛天氏之乐》之神韵

    似远古的呼唤，如山涧的流水，这悠扬的天籁之声来自吴钊先生在古筝琴弦上飞奔的手指。此时，研讨会会议室除了这来自灵魂的声音，便寂静一片。与会的专家、学者都被这承传自《葛天氏之乐》的曲子魅力所震撼，心情随琴声波荡起伏，悉心领略着那种高山为枕、河为衣带、天地为家、天人合一的精神。
    一曲终罢，如今担任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博士生导师、中国琴会会长兼全国业余古琴艺术水平考级委员会主任的吴钊告诉大家，他研究音乐已经50多年，一生与琴做伴。对于《葛天氏之乐》，他认为是中国音乐、舞蹈的重要源头之一，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葛天氏之乐》“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建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禽兽之极’。”不仅可以让后人了解远古时代原始人类生活的片断，而且还显现了葛天氏族部落在与大自然作斗争、求生存的同时，在原始农业、原始歌舞、原始气功保健等方面的艰辛探索及不朽业绩。那种“三人操牛尾歌八阙”，成鸟羽而舞的形象，是最古老的音乐文化艺术，也是世界上最为原始的歌舞艺术，为当时葛天族部原始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吴钊先生说，文化的魅力在于传承和发展。如今的京剧、豫剧等各流派戏曲，以及歌曲、舞蹈以及很多民间艺术形式，如果追根溯源的话，很多都是以《葛天氏之乐》为源头和出发点的。
    站在石桥葛天氏陵前，吴钊先生静然无语，在中国音乐歌舞之乡宁陵追寻、谛听着远古《葛天氏之乐》的那份深邃，那份恬然，那份无法诉之于语言的内涵......

 

葛城遗迹：历史与文化的交响曲

    岁月的年轮犹如汹涌澎湃的黄河之水,在历史的长河中滚滚向前,将每个遗迹的乐章串联，就组成了整个历史的交响曲。葛城遗迹，被滔滔黄河水湮没于地下的，是历史；被和谐社会所传承和发扬的，是文化。葛伯国，也最能代表古宁陵文化。
    在学术界有 “夏文化研究第一人”之称的主持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关于夏文化研究课题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郑光在研讨会上说，说葛伯国就不能不说商汤与亳，说商汤与亳就不能不说葛伯国，《孟子》记载：“汤居亳，与葛为邻。”《尚书》云：“葛伯仇饷，初征自葛。”郑光说，亳在商丘，葛在宁陵。最具说服力的就是1978年郑光教授前来考古勘探的资料、断代工程的考古和童饷堌堆的遗址。河南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马世之、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导师李玉洁认为，葛天氏和葛国的地望在今河南宁陵。
    “葛伯仇饷”，作为夏末商初著名的“商汤革命”的直接起因，往日征战的风云在成为历史之后，其文化的气息浓烈醇香起来，成为豫东这方热土最具谈资的话题。前来旅游的人们，在听说这里就是当年葛伯仇饷的故地之后，便又添了几分惊奇，几许感叹。
    历史的生命力总是有着潜在的或蛰伏的灵动。专家们一致认为，葛城遗迹系与葛天文化一脉相承，这里是葛、权、葛伯、诸葛四姓祖籍之地，葛天氏、葛伯为其得姓始祖。近几年，宁陵那个叫葛伯屯的村庄不再沉寂，开始热闹起来，美国、英国、加拿大、日本、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的葛氏后裔经常组团到葛天氏陵、葛城遗迹处拜祭先祖，香港、台湾地区的葛姓更是频繁回家，关心着祖根之地的建设和发展。
葛城遗迹，给后人留下了久久回味的音符和乐章。

研讨会后,商丘师范学院中文系魏峨教授在吕坤墓前接受记者采访

文化典藏：《呻吟语》承载吕坤思想精髓

    社会在刚柔并济、兼容并蓄中发展，不断汲取的是中华传承的文化精华与思想活力。商丘一方水土，千百年来为民族为社会的融合与发展哺育了众多的杰出人物。吕坤，作为名代的民生思想大家和他的著作《呻吟语》为商丘文化思想史写下了浓浓的一笔。
    研讨会上，中华书局编审王国轩介绍说，吕坤思想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他和妻子整理、评注吕坤的著作已经躬耕了20个年头。复旦大学教授马涛说，他沥10多年心血著成中国第一部全面反映吕坤思想的著作《吕坤评传》。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解扬博士认为，“《呻吟语》是一部闪耀着唯物史观光芒、开启了明清救世启蒙思潮先河的名著”。
    专家们认为，吕坤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和文学家，是“宁陵这片热土上走出的杰出人物”，“是我们整个中华文明的光荣”。其“无神论”唯物哲学史观与伦理观兼容并蓄，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重民、亲民、爱民、养民“以民为本”的民生思想成为他的社会思想根基；其“我只是个我”的独立治学态度和《呻吟语》等诸多论著、诗作，反映了他求真求实的态度和熔铸百家的精神、忧国忧民的胸襟和重教兴学的责任使命感；其清正廉洁、以德为首、以勤为要、推崇法制的为官从政理念和“中和”的处世原则等都在当今构建和谐社会中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吕坤的诗词《靳庄行》、《毒草歌》、《围裙词》、《官府来》等诗被清代、近代人评为“明之《三吏》《三别》”，反映人民疾苦、揭露社会黑暗。如今，吕坤思想不仅在国内有着重大影响，而且在美国、日本、韩国等很多国家都有很高的学术地位。
    沿着古老的文化坐标溯源而上，我们在专家学者的声音中再一次审视葛天氏之乐、葛城遗址和吕坤的思想光芒，仍然被这样一个充满千种生灵万般神韵的艺术殿堂所震撼——凝睇这层层叠叠的文化遗存，如同目耕岁月深处写就的一部卷轶浩繁的历史大书，那是古代文明史的一个浓缩，它凝结着追求与希望，连接着过去和未来，为我们开阔了一个无限的视野，也给了我们一个多彩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