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迁是汉朝的人，《张迁碑》是汉朝的碑。
       《张迁碑》并不是张迁写的碑，《张迁碑》是为记述张迁的功绩时人给他立的功德碑。
       没有张迁便没有《张迁碑》。
       张迁是宁陵的人，《张迁碑》是今存放在山东的碑。
       张迁因碑而流芳千古，《张迁碑》因张迁魂聚灵性，是至今学习汉隶的书法经典范本。

 

 

       张迁，字公方，陈留己吾人（今宁陵县己吾城人）。秉赋聪慧，而且多才多艺。东汉末年任谷城长（谷城在今河南洛阳市西北，“城”为二等县，“长”相当于今天的副县级县长），勤政爱民，对于犯罪的人以德感化他，对于年纪大的老人使其安享晚年。在张迁任职期间，谷城可以说是社会和谐，道不拾遗，一派祥和社会之景观，为世人所称颂。
       但是东汉末年，豪强地主大量兼并土地，致使大批农民沦为奴婢或徒附(农奴)，阶级矛盾空前激化。统治阶级内部，外戚与宦官相互倾轧，交替把持朝政。外戚与宦官的专权又阻碍了朝廷中士大夫的升迁，引起土大夫同外戚、宦官间的激烈斗争，酿成东汉后期的两次“党锢之祸”，加深了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危机。由于政治黑暗，官场腐败，土地高度集中，农村经济凋蔽，广大农民苦不堪言，不断举行起义。灵帝中平元年(184年)至初平三年(192年)，在农民斗争蓬勃开展的基础上，巨鹿(郡治瘿陶，今河北宁晋西南)人张角等领导了反抗东汉王朝的全国性的大规模农民起义战争。也正是这场战争风暴，让谷城的老百姓对张迁感恩戴德，因为他保卫护城有方，使谷城的老百姓免去了战火之灾。
       当时，张角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后汉书·皇甫嵩传》)为政治口号，36方几十万义军同时举事，声势浩大。因起义军以头裹黄巾为标志，史称“黄巾起义”。起义之初，义军节节胜利：河北黄巾军生擒皇族安平王刘续、甘陵王刘忠；南阳(郡治宛，今河南南阳市)黄巾军斩杀太守褚贡，围攻宛城；汝南(郡治平舆，今河南平舆北)黄巾军败太守赵谦于召陵(今河南漯河市东北)；广阳(郡治蓟县，今北京市西南)黄巾军攻杀幽州刺史郭勋和太守刘卫。其时，黄巾起义军调集大批精锐部队围攻谷城，张迁带领军民同仇敌忾，同起义军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坚持数日，起义军伤亡惨重，遭受严重挫折，久攻谷城不下，于是撤退。
       为镇压义军，灵帝下令大赦党人，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在军事上则动员全国兵力，先后启用外戚何进、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儁、北中郎将卢植、曹操、董卓等分头进剿，最终平息了起义战争。中平三年(186年)，因为守卫谷城、抵抗起义军有功，张迁被升迁任命为荡阴（今河南省汤阴县）县令。由于勤政爱民、政绩卓著，在他离任的时候，谷城百姓哭泣挽留未成，满街巷烧香为他送行，久久不能离去，这种感人的场面实是罕见。张迁走后不久，故吏韦萌等追念县令张迁的业绩，士绅们即开始捐资为其刊石立表纪之，碑上记载了张迁的政绩。

  

张迁碑拓片(碑阳、碑阴)

《张迁碑》其碑

 

       秦汉文化有一种恢宏的气度，就汉代而言，汉赋、汉画、汉隶最能代表这种恢宏的文化精神。汉隶石刻存世数百件之多，其中《张迁碑》是世人公认的上乘之作。隶书是中国文字的五大字体之一，它产生于秦汉之交，成熟、流行于东汉。
       《张迁碑》全称为《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亦称《张迁表颂》，汉灵帝中平三年（公元186年）二月立碑于无盐（今山东省东平县）境内。现陈列于山东泰山岱庙碑廊。碑高2.92米，宽1.07米。 
       《张迁碑》碑阴三列，上两列各１９行，下列３行，刻有捐钱人题名和钱数。碑阳隶书15行，满行42字，共567字，字径3.5厘米。碑阴刻立碑官吏41人衔名及出资钱数，共3列41行323字，隶书，字径3.5厘米。额篆书“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2行12字，字径9.5厘米。书体意在篆隶之间又能有意曲屈，似汉印之缪篆。１２字分两行而无列，布局紧密大小错落，浑然一体，或挪让、或盘曲、或长短、刚健有力，实为额中之妙品。 
       此碑不知何时埋于土中，明初山东东平农民犁地时出土，由官府移置州学，立于东平儒学明伦堂前，当时碑文完好可读，到明正德年间，仅残缺5字，“东里润色”4字尚好；清乾隆年间，“东里润色”“东”字泐半边，“润”字泐半边，其水旁尚存中点，“色”字与下边的“君”字泐大半。建国后，在东平县政府院内建亭一座，立碑于内。1966年移至泰安岱庙炳灵门，外置玻璃罩加以保护。此时残泐65字，不可认读的36字。1983年10月移岱庙碑廊。 
       《张迁碑》是汉碑中书法艺术水平极高的代表作之一，是东汉隶书成熟时期的作品，书法造诣极高，多为后人效仿。明代书法家王世贞《龠州山人四部稿》评云：“其书不能工，而典雅饶古意，终非永嘉以后所可及也。”(《弇州山人题跋》)清初孙承泽评其书云：“书法方整尔雅，汉石中不多见者。”(《庚子消夏记》)(《芳坚馆题跋》)杨守敬说它在用笔方面，“已开魏晋风气，此源始于《西狭颂》，流为黄初三碑(《上尊号》、《受禅》、《孔羡》)之折刀头，再变为北魏真书《始平公》等碑。”(《平碑记》)康有为等均对此碑推崇备至，历代亦不乏得益于此而成就大家者。
       《张迁碑》在众多的汉代碑刻中，风貌极为强烈，格调方朴古拙，峻实稳重，字体方整中多变化、朴厚中见灵动，蚕不并头，雁不双设，外方内圆，内捩外拓，碑阴书法尤有流畅自然，碑额篆书也别具意趣，堪称神品。《张迁碑》虽然不以秀逸取胜，而率真质朴之气更具风采。落笔稳健，似昆刀切玉；运笔劲折，斩钉截铁，是雕刻、书法艺术的珍品。
《张迁碑》的结构布局也颇有特色：其一，扁平匀称，端庄大方。此碑在体态上多取横势，字形以扁平为主，同时以长、方为辅，风貌古朴。在横向上比较开张，纵向上则较为收敛，而长和方的体态则是根据笔划的繁简而产生的，在整体布局上，起着协调变化的作用。其二、错综揖让，生动丰富。每个字的各个组成部分相互之间形成的关系非常谐和，讲究相互交错穿插，使每个部分都成为具有生命力的个体，相互依存，缺一不可，变化极为丰富。其三、复杂的空间对比。由于线条之间的穿插组合，使得《张迁碑》中的空间分割关系变得错综复杂，对比也就异常地强烈；它有多种形式存在；如“兴”字的左右对称；“为”字的上紧下松，“善”字的上松下紧，“铭”字的左疏右密，“勋”字的左密右疏等等，真正做到密不容针、疏可走马的矛盾调和，可见其空间对比是较为丰富多彩的。 
       《张迁碑》因出土于明初，故欧、赵、洪、郑诸录均未载，最早著录见于明都穆《金薤琳琅》。清初顾炎武《金石文字记》疑其为后为摹刻。但大多数学者认为，从风格特征及此碑朴茂端庄的气息来看，此碑非汉人所不能，而且风化剥蚀的自然现象也并非后人摹刻所能及，当为原作无疑。１９７３年出土的《鲜于璜碑》与此碑风格相近，而《鲜于璜碑》早《张迁碑》２１年，二者均为汉隶中方笔之典型。 

 

       《张迁碑》流行的有明拓本、清拓本、影印本和翻刻本。明拓本为最早版本，而又以其第八行“东里润色”四字完好的故宫博物院藏本为最佳称“东里润色”本。有古物同欣社及中华书局影印的翁同龠审定明初拓本，有正书局印有石印本《明拓汉隶四种》及新印本问世。
       书法艺术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古老的又是年轻的，既是古典的又是现代的，既是高深的又是普及的，对历代文化和艺术产生着深远的影响，甚至成为某些时代文化的象征。著名书法家告诉记者，对于书法爱好者来说，在临习《张迁碑》时应该注意一些细节问题。其一、粗细相间，变化微妙。在《张迁碑》中，线条的粗细对比非常地醒目强烈；且随结构的变化而变化。粗线条显得粗犷有力，厚实奔放；细线条显得含蓄深沉，内敛雄浑。在整体上一般以较长的粗线条为主，较短的细线条为辅；然两者相辅相成，极为自然。其二、直曲结合，方劲沉着。《张迁碑》的线条多平直朴实，沉着痛快，方折意味浓厚。不过，在平直的线条为主的情况下，也结合一些圆转的笔调。如作品中的“一波三折”以及转折处的一笔带过就很明显。但两者相互并存，变化也就显得非常细微。

       2004年12月5日，国家邮政局、山东省邮政局、山东泰安市政府在东岳泰山脚下举行《中国古代书法—隶书（张迁碑）》邮票首发式。《中国古代书法—隶书》邮票一套四枚，分别选取汉代碑刻《乙瑛碑》、《张迁碑》、《曹全碑》、《石门颂》，是中国历史上隶书书法影响最大的“四大名品”。

 

《中国古代书法—隶书（张迁碑）》邮票发行

 

       一代张迁，成就千古《张迁碑》。
       一拓《张迁碑》，引无数书法家竞折腰。
       重温张迁，以史为鉴，链接今世，贯通未来。
       解读《张迁碑》，汉碑集大成者，隶书经典之范本也。
       张迁和《张迁碑》，共享天秨，亿载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