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辽剧和海城喇叭戏为例

摘  要：当前，以辽剧和海城喇叭戏为代表的辽宁新兴地方戏曲剧种在剧种特征趋同化、院团青年艺术人才断档、青年艺术人才生存艰难，缺少舞台实践机会等方面均面临着共性的困境与挑战，想要扭转和改善当前辽宁地方戏曲生存发展的不利现状，需要在确立地方戏曲文化与艺术定位、提高从业人员专业技术水平、加大力度培养新兴地方戏曲事业接班人和为地方戏曲新人、新剧目提供更多展示平台以及完善奖励机制等多个方面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

关键词：地方戏曲；人才培养；辽剧；海城喇叭戏

中国的戏曲文化源远流长，同时因其深厚的民间基础，又使戏曲在不同的地域生发出不同的艺术风格乃至戏曲剧种。白山黑水的东北地区，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人文风土，又使在这片黑土地上形成发展起来了地方戏曲艺术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

一、辽宁新兴地方戏曲的历史及专业演出团体现状

辽宁现有五个戏曲剧种，其中，除京剧和评剧两个外来剧种，辽宁独有的地方戏曲剧种共有三个，分别为辽剧、海城喇叭戏和阜新蒙古剧。其中，阜新蒙古剧是在蒙古族叙事体短调民歌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一个新兴的少数民族地方剧种。1984年，经国务院批准，阜新蒙古剧成为中国第九个少数民族剧种，其剧种和剧目被列入《中国戏曲志·辽宁卷》。阜新蒙古剧历史上的专业演出团体——阜新蒙古族自治县阜新蒙古剧实验剧团成立于1986年，创作改编的剧目有《海公爷》《砸斗》《蒙乡烈火》《阿梨玛》《琴缘情仇》等，多系根据蒙古族民间传说、故事改编，内容以反映蒙古族的牧民生活为主。1997年后，阜新蒙古族自治县阜新蒙古剧实验剧团解体，该剧种开始转入乡镇业余演出。此后，阜新蒙古剧虽无专业演出团体，但阜新蒙古剧在民间仍偶有活动。除阜新蒙古剧外的辽剧（辽南戏）和海城喇叭戏两个剧种尚专业演出团体和经营性演出。

（一）辽剧

辽剧是辽宁独有的地方剧种之一，又名影剧、影调戏、盖平戏、辽南戏，它的前身就是辽南戏。“清代，辽南地区的皮影异常兴盛，专业和业余影班遍及城乡，居民每逢喜庆、祭祀、农闲之时都要请班唱影。”[1]1948年，影调艺人尝试用传统的辽南皮影戏唱腔，模仿影窗上皮影影人的动作，演出了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小戏《点将》，由此，影窗艺术开始向舞台艺术演进。20世纪50年代初，盖平县、凌源县皮影艺人开始探索用影调和真人演出。1956年，影调艺人自编自演了大型现代题材剧目《白杨树下》，以真人代替影人、真声和假声相结合的方法代替了皮影戏的“掐嗓”演唱，因其形式新颖，令辽南观众耳目一新。后经省、市文化主管部门组织人力挖掘整理，定名为“影调戏”。这一时期，各地纷纷演出自编自演的影调戏。把影窗艺术变成舞台艺术，这一“质”的变化标志着一种新的戏曲剧种的诞生。1958年，在东北三省协作区第四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志提出了“要繁荣发展东北的文化，丰富创造自己的地方剧种”的号召，“1959年，盖平县业余文工团改为县属专业剧团，定名为盖平戏剧团……不久中国共产党辽宁省委员会为扶植、发展新剧种，派以肖汀为首的省委工作组进驻此团协助工作，盖平戏剧目更加丰富，初步建立了生、旦、净、丑各行当，进一步确定了这一新剧种的戏曲表演体制。1961年，盖平戏剧团拨归辽宁省文化局直接领导，改名辽宁地方戏剧团，次年迁入沈阳。省文化局派王一达、徐菊华到团指导，为创立辽南戏的表演特色和艺术风格进行了探索和实践。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排演了《当箱子》《宫门断鞭》《逼嫁杀殿》《打灶王》《龙凤镜》《审椅子》《花为谁开》等一批行当重头戏……1963年5月，辽宁省地方戏剧团扩建为辽宁省辽南戏实验剧团”[2]，1985年，在剧团调整的过程中，辽宁省辽南戏实验剧团被撤销。此后，盖县辽南戏剧团和复县评剧团（后改称瓦房店市艺术团）成为了辽南戏发展的重要力量。2002年1月8日，辽宁省文化厅签发了《省文化厅关于在辽剧（辽南戏）新剧目展演期间召开辽剧（辽南戏）建设与发展研讨会的通知》。通知下发后，盖州和瓦房店分别把各自的辽南戏剧团改名为辽剧团。

盖州市辽剧团  盖州市辽南戏剧团于1980年重建。先后排演了《半月湾》《三拜堂》《柜中缘》《挑女婿》《巧县官》《二百元》《盗库银》《盗仙草》《断桥》等几十出古装和现代辽南戏剧目，并涌现出王洪喜、喻霞、王晓敏、隋竹新等一批优秀演员。1992年，营口市戏曲学校成立了辽南戏培训班，招收学员50名。五年后，学员全部调入盖州市辽南戏剧团，成为剧团骨干，其中包括朱晓霞、王丽丽、李爽、王英琪、王毅、夏冰、李华忠、刘大海、郭晓军等。

1991年，该团排演的《三十五年荒唐梦》获得全国戏曲广播剧优秀奖。1992年排演的《半庙沟》获省第二届文化艺术节剧目银奖。1995年省第三届文化艺术节，该团学员班演出的《逼嫁杀店》《龙凤镜》《梁山除霸》获得特别奖。1998年排演的《三女抢板》获得辽宁省第四届文化艺术节剧目银奖。2001年排演的《望儿山》获辽宁省第五届艺术节剧目银奖。2010年排演的《回家》参加辽宁省第八届艺术节，获辽宁省第二届文化艺术政府奖文华奖优秀剧目奖。2010年，代表辽宁省人民政府参加上海世博会，演出经典折子戏20场。2016年，该团参加国家级艺术调演活动1场、省级艺术调演活动4场，市级艺术调研活动2场，排演2部剧目；2017年，参加国家级艺术调演活动1场、省级艺术调演活动2场，市级艺术调研活动3场，创作1部剧本，排演1部剧目；2018年，参加国家级艺术调演活动2场、省级艺术调演活动3场，市级艺术调研活动3场，创作1部剧本。

瓦房店市辽剧团  前身是复县评剧团和瓦房店市艺术团。20世纪70年代末，复县评剧团创作了辽南影调戏《加林与巧珍》《少女泪》等，演出反响强烈。1997年11月，经瓦房店市委、市政府决定组建瓦房店市艺术团，1999年改称瓦房店辽南戏剧团。2002年1月，瓦房店市艺术团更名为瓦房店市辽剧团，与瓦房店文化馆实行“两块牌子，一个班子”，该团的主要演员有牛正茂、邢彦秀等。该团先后排演了大型辽剧《姜云胜》《月在别时圆》《仁义里》《又是樱桃红了时》《圆谎》《奉天落子》以及辽剧小戏《路遇》《卖马》《县长抓鸡》《祖传秘方》《谢大妈送礼》等剧目。

1999年7月，大型辽剧《姜云胜》奉调进京演出，同年，该剧获辽宁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2001年10月，大型辽剧《月在别时圆》参加辽宁省第五届艺术节获金奖，并获辽宁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2003年11月，该剧参加第七届中国映山红民间戏剧节展演，获得编剧、导演、表演等8项金奖；2006年12月，大型辽剧《月在别时圆》参加全国地方戏优秀剧目（北方片）评比展演获剧目二等奖。2014年，辽剧《圆谎》获辽宁省第九届艺术节剧目奖，2015年获辽吉黑蒙四省区戏曲展演演出奖。2017年，辽剧《奉天落子》获辽宁省第十届艺术节优秀剧目奖。

（二）海城喇叭戏

海城喇叭戏是流布于海城、鞍山等一带的民间小戏剧种。海城喇叭戏“起源于海城地秧歌。其母体主要是商贾传入海城牛庄的民间小戏，时称山西柳腔。”[3]由于主要伴奏乐器唢呐在当地俗称喇叭，故称“喇叭戏”。明代海城地区盛行秧歌，由于商业繁荣，当地戏曲活动亦随之兴盛。山西等地驻牛庄、海城的商号，多会在年节组织乐会，演唱家乡曲调。继之，各地声腔相继传来，使海城喇叭戏得以广泛吸收，迅速发展。清同、光年间，海城地区盛行高跷，海城喇叭戏遂进入高跷会，得以进一步的融合与发展。1949年后，专业文艺工作者与民间艺人共同创作了《翻身农民庆解放》《傻柱子接媳妇》《王二嫂过翻身年》等小戏，受到海城、鞍山一带观众的欢迎。1953年，海城喇叭戏艺人高德震等赴安东（今丹东）参加辽东省民间艺术汇演，演出《王婆骂鸡》，获表演一等奖和剧本获整理改编奖。随后，省直有关专家对海城喇叭戏进行了调查采访，挖掘整理出了《王婆骂鸡》《梁赛金擀面》《打枣》《双拐》《锔大缸》等传统剧目。1958年，辽宁省文化局根据文化部《关于地方剧种以流行地区定名的通知》精神，将喇叭戏正式定名为海城喇叭戏。“1980年，海城县成立了专业海城喇叭戏剧团。但由于人员及经济条件的限制，年底即解散。至1982年，海城县有业余剧团十个，其中牛庄、八里庄、南台等业余剧团尚能坚持经常演出”[4]。2008年，海城喇叭戏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鞍山演艺集团海城喇叭戏剧团  该团成立于2005年，这是目前辽宁唯一的专业喇叭戏剧团。2004年，鞍山戏曲剧院创作排演了大型现代海城喇叭戏《跷中情》，受到一致好评。该剧目演出60余场，在辽宁省第六届艺术节获优秀剧目奖。2009年7月，鞍山市文化局正式将该团确立为海城喇叭戏传承基地。之后，该团相继排演了《寿礼》《找坏种》《王婆骂鸡》《梁赛金擀面》等一批海城喇叭戏现代剧目和传统剧目。2017年，该团创排的《孝顺媳妇》获辽宁省第十届艺术节优秀剧目奖。主要演员有肖杰、曹华等。2016年，创作4部剧本，排演4部剧本；2017年，参加省级艺术调演活动1场，创作4部剧本，排演4部剧目；2018年，参加国家级艺术调演活动2场，创作剧本2部，排演2部剧目。

二、当前辽宁新兴地方戏曲人才培养与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戏曲文化土壤贫瘠，剧种艺术特征在逐渐趋同

戏曲的文化根基置于民间，而地方戏曲的立命之本也必然在于其深厚的地域基础。造成当前辽宁新兴地方戏曲剧种生存困境的原因很多，但不可回避的外部环境是戏曲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正在历史前进的车轮中发生着悄然无声的变化。这一外部原因直接导致置身于传统文化之中的戏曲文化的衰落。

与此同时，不可回避的新兴地方戏曲也有自身内部的原因，即剧种艺术特征个性的趋同化，从而使地方戏曲的艺术创作走上“泛剧种化”的发展道路。戏曲音乐理论家汪人元认为，“所谓‘泛剧种化’，是指在地方戏发展中，出现消解剧种艺术个性、模糊剧种特征的现象。音乐最能集中体现一个剧种的个性特征，但是，当下地方戏曲剧种音乐的发展走了一条模式化的道路，不仅音乐技术甚至连音乐语汇都一概取自大剧种和外来音乐，唱腔上的‘串秧子’、场景音乐的歌剧化也比比皆是。一出戏开演，如果提前不告知剧种，开幕曲响起，直至合唱出现，仍然无法辨别，是常有之事。可能直到主演开唱，方可恍然大悟。再细听下去，戏曲唱腔创作平庸，缺乏剧种音乐本来应有的鲜明、浓郁、抓人的风格神采。整台音乐歌剧化、西洋化问题严重，与本剧种的唱腔音乐几乎完全是两张皮。”[5]汪人元所谈的“泛剧种化”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各个新兴地方剧种之中，辽剧和喇叭戏自然也不例外。辽剧和喇叭戏的母体分别是皮影和秧歌，但在新编大型剧目的创排中对它们母体元素的吸纳、化用与利用却同样不尽如人意。这一方面使新兴剧种在艺术风格上无所附依而缺乏独有的艺术风格，另一方面，也使新兴剧种的审美受众方面失去了其原来业已形成审美习惯以及深厚群众基础。此外，目前辽剧和喇叭戏相应的剧种理论建设还很不完善，缺少针对剧种创作与发展的专门理论研究与创作力量。这又对剧种独特艺术风格的打造又构成了诸多的不利因素。

（二）院团呈现青年艺术人才断档现象

从年龄结构上看，盖州市辽剧团共有编制数量50人，从职称系列上看，在该团50名在职演职人员中，已聘副高级职称2人，中级职称31人，初级职称6人，其中演员28人，演奏员13人，艺术监督1人，舞美设计4人，团内无专职编剧、导演、作曲和指挥。与此同时，海城喇叭戏剧团现有编制数量36人，其中，已聘正高级职称2人，已聘副高级职称5人，中级职称25人，初级职称3人，其中演员22人，演奏员14人，团内无专职编剧、导演、作曲、指挥、艺术监督和舞美设计。可见，辽剧和海城喇叭戏剧团队伍分别出现不同程度的行当不齐和老化趋势，尤其是辽剧团的青年人才已出现了严重的断档迹象。

除此之外，盖州市辽剧团和海城喇叭戏剧团的现有从业人员自2015-2018年四年间，也从未参加过国家艺术基金等相关人才培养项目的培训与学习，这也限制他们专业技能的提升和艺术视野的开拓。以上困难与制约，直接导致了辽剧团和海城喇叭戏剧团，无论是复排传统剧目还是创排新编剧目，都面临着青年人才匮乏，岗位、行当配置不全等实际问题，这也直接影响到剧团乃至剧种的未来发展。更为严峻的是目前辽宁省内既无培养辽剧、海城喇叭戏表演的专业和学校，又无辽剧团、喇叭戏剧团内设的“团带班”，尤其是辽剧表演专业的后续力量已呈现出断档的势头。

（三）演出场次少、收入少，青年人才生存艰难，缺少舞台实践机会

目前，盖州市辽剧团作为县级市的演出团体，演职人员的薪金待遇相对较低。其中，在具有副高职称的4名职工中，只有2人兑现了薪级，即便如此，他们的工资只在4000余元，而大多数演职员都还处在中级职称，月工资平均在2800元左右，少量具有初级职称的演职员工资则在2600元左右。鞍山海城喇叭戏剧团的薪酬由于是按差额50%发放，实际情况比盖州市辽剧团演职员的收入还要低，其中正高职称工资在1900元左右，副高职称在1600元左右，中级职称在1100元左右，初级职称在1000元左右。

因基层戏曲市场需求滑坡，戏曲院团的演出场次正在逐年下滑。以2016-2018年为例，三年间盖州辽剧团在城市和乡村演出场次总计295场，其中，2016年城市10场，乡村95场（含皮影戏演出，下同），2017年城市15场，乡村90场，2018年城市10场，乡村90场；由于海城喇叭戏剧团规模与实力问题，演出场次同样不乐观，以2016-2018年为例，三年间海城喇叭戏剧团在城市和乡村演出场次总计122场，其中，2016年城市演出11场，乡村演出8场，2017年城市演出15场，乡村演出17场，2018年城市演出20场，乡村演出51场。

辽剧和海城喇叭戏在乡村的演出大部分为政府采购的送戏下乡，即政府出资，由剧团为百姓免费提供戏曲演出，但演出场次越多，剧团所承担的各方面费用就越高，因此两个剧团的演出须由政府补贴，才能有所盈余，对于从业者工资之外可以拿到的演出补助自然少得可怜。自主及商业演出几乎没有，无论是剧团，还是剧种都缺乏有效的良性市场运营。这样的现实也严重束缚和制约了青年戏曲表演人才的舞台实践机会，收入少、实践机会少使青年演员很难看到自己以及剧团、剧种的未来和希望，想要留住青年艺术人才并切实管理好青年人才，显然是不切合实际的。

三、辽宁新兴地方戏曲人才培养与管理解决对策

（一）确立地方戏曲文化与艺术定位

戏曲艺术人才的培养，离不开戏曲剧种自身的发展，特别是对于一些新兴的地方戏曲剧种来说，倘若剧种的发展尚不理想，那么，剧种从业人员的培养便也无从谈起、无的放矢了，因此，与其要讨论如何培养戏曲人才，不如先冷静地审视并确立那些新兴地方戏曲剧种在当下的文化与艺术定位以及未来的发展这一方向性问题。

地方戏曲是流行于一定地区，具有显著地域特色的戏曲剧种，作为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它是一个地区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指徵，也是一个地域对外传播交流过程中不可缺少的文化名片，同时还是地域文化继承与发展的重要载体。辽剧和海城喇叭戏都是从当地民间艺术生发出的新型地域文化样式，要发展辽宁的地方戏曲曲种，首先，要确立其鲜明的地域艺术风格，坚守创作理念，创作具有地域艺术特色的高水准、高水平的艺术作品。刘景亮认为“中国三百多个剧种，各有特色，汇成戏曲百花园万紫千红的壮丽景观，形成互争互补的良好生态。每一个剧种存在的依据就是它的个性。”[6]

与此同时，马明捷也曾对辽剧的前身——辽南戏的音乐创新表示过一定程度的担忧，他说“辽南戏音乐家最好能抑制一下所谓的‘出新’意识和‘现代’观念。艺术的千差万别全在于个性，个性即风格，风格即生命，消失了影调戏的个性即‘影味儿’，把辽南影调戏搞成辽南新歌剧，辽南戏便没有存在的价值了。”[7]无独有偶，汪人元也表示“忽视剧种的个性价值，其实质是对戏曲文化多样性的不珍惜。轻易地丢弃地方特色来追求所谓的成熟，甚至不加分析地盲目要求每个剧种能古能今、能中能外，这些都是不可取的。一个剧种缺乏个性、缺乏独特的艺术创造，就会失去其本身的光彩，必将丧失被尊重和保护的资格，也终将被时代和观众所淘汰。”[8] 诚如上述三位戏曲学者所言，艺术的风格就是艺术的个性，是艺术门类可识别性的重要依据，更是地方戏曲剧种的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的“原动力”。这种独特性是由剧种的地方戏的曲音乐和声腔所决定的。因此，发展地方戏的重中之重就是保护和完善自身的声腔体系，探索并确立属于辽剧和喇叭戏剧种自己并且独有的代表性声腔音乐与表演程式。

其次，在树立文化自信的基础上，从剧种的经典剧目中探寻与挖掘出剧种特色的源泉。源自民间的戏曲剧种其自身的发展，离不开其表演程式和音乐唱腔的完善，但在这个自身完善的过程中，所依靠的必须是源于这个剧种或其母体提供的程式与音乐为主要参考依据，而绝不可能是花样翻新的“声光电”和“灯服导化”。仅以活跃于东北吉林地区的吉剧为例，在各级文化领导部门的齐抓共管下，近年来吉剧的发展呈现出了勃勃生机，但归根结底，吉剧的发展离不开其独特的艺术魅力、风格以及群众基础和演出市场，而在打造剧种风格时，周刚认为“振兴发展吉剧的出路在于更好地向母体艺术靠拢。在这方面，一是以退为进，重新从二人转中汲取艺术精华。吉剧在创建之初主要向京评大戏靠拢，逐渐疏远了母体，导致‘子不如母壮’的情况。因此，吉剧要创新发展，就要贴近二人转母体，借鉴和汲取二人转的优势。对于吉剧来讲，最为幸运的是，作为母体的二人转艺术至今仍然具有巨大的生命力和感染力，具有巨大的群众基础和市场号召力。”[9]周刚先生的论述道出了如吉剧、龙江剧、辽剧、海城喇叭戏等一批新兴地方戏曲剧种植根群众开拓市场时最不应忽视的地方戏曲艺术的魅力源泉。因此，在剧种特色的打造之初，创作人员需要会同戏曲理论、史论工作者一起，先虚心地向业已恢复的剧种经典剧目入手，从中寻找地域、剧种、传统中应有的个性化经典元素，使剧种的创新有所根基和依据。这样才能使新兴戏曲剧种的探索之路有方向，有追求，从而抵制“泛剧种化”的影响，同时又使新兴剧种在创新中有传统，进而尊重地方戏曲观众的审美习惯，并在此基础上创作出具有传统根基、地域风貌和剧种特色新编剧目，最终以剧种独特风格为依托，经典传统剧目与现代题材剧目相结合的创作模式，以富有正能量的主题和地方戏曲精湛的舞台表演艺术吸引观众。只有剧种有了希望，剧团和剧团中的青年从业人员才会有希望。

（二）提高现有专业人员的技术水平 

随着老一代辽剧、海城喇叭戏表演艺术家告别舞台，目前支撑辽剧、海城喇叭戏剧团演出的中坚力量是当前剧团担任主要演员的一批中青年演员。作为辽宁新兴地方戏发展的青年力量，在现实中同样存在来自业务方面的困惑。一方面，作为基层戏曲剧团的主要演员要面对各种形式的演出任务，另一方面，由于年龄轻、会戏少、表演经验不足、艺术视野等方面的局限，又使他们在专业水平的提升方面存在严重制约。从演员自身的来看，不仅他们在主观上纷纷表达了希望提高现有专业技能的迫切愿望，而且从剧团乃至剧种建设来看，如果由于演员专业技术能力不足导致既不“出人”也不“出戏”，势必也将严重制约着剧团和剧种的双重发展，致使剧团和剧种的前景、未来更加堪忧。有鉴于此，具体可借助拜师传艺、委托培养、艺术基金人才培养项目的短期培训以及艺术讲座等一切方式，提高现有专业人员的技能和理论水平。同时不拘一格，通过本团培养与外部引进编剧、导演和作曲人才，充实到辽剧、喇叭戏剧团中，整体提高辽剧和喇叭戏院团的综合创作力量，最终通过剧目和演出质量吸引观众、赢得市场，继而提升地方戏曲的艺术水准，把辽宁地方戏曲的整体面貌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上。

（三）加大力度培养新兴地方戏曲事业接班人

作为辽宁的两个新兴戏曲剧种，辽剧和海城喇叭戏的表演专业目前并没有专门培养人才的学校、专业与机构，而鉴于当前辽剧和海城喇叭戏各剧院团的青年表演人才后继乏人的现状，可利用本地剧团以“团带班”的形式招收辽剧、喇叭戏表演、乐队专业的学员，并会同教育部门使学员经过五至六年的学习后，具有中专学历，毕业后充实到辽剧、喇叭戏演出团体，为辽宁地方戏曲艺术输送后备力量。如果想让辽剧和喇叭戏这两个地方戏曲剧种在未来得到传承与发展，这是必须直面并应该解决的必要问题。否则二十年后，辽宁地方戏曲的专业演出院团将面临专业从业人员自然老化直至枯竭，院团“有团无人”的尴尬境遇。如不抓紧时间开班办学，二十年后，辽宁专业地方戏曲剧团乃至剧种将遭遇衰亡的可能。

（四）为地方戏曲新人、新剧目提供更多展示平台，完善奖励机制

戏曲人才的培养与管理，固然不可能是一朝一夕、一蹴而就的短期行为，但也不能等闲视之、长期搁置，必须设立长期可控的有效机制。

第一，要在切实加强基层地方戏曲从业人员的工资待遇，如不能在短期内改善工资待遇，则要在增加演出实践上着力改善现有境遇，既使青年演员得到更多的舞台实践机会，又能使他们在实践演出中通过演出补助的收入提升，改善青年演员的收入和生活待遇，尽可能地解决或减轻青年演员在生活上的后顾之忧，使他们能够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放在业务工作中。

第二，积极参与业内汇演和地方性赛事以及专业评比。目前，几乎每年都有全国性的地方戏曲调研或者汇演活动，这是地方戏曲走向全国，向全国戏曲观众展示独特艺术风格的机会。2015年，辽剧《圆谎》在首届“辽吉黑蒙”地方戏调演中首演并得到观众的欢迎；2017年，首届百戏盛典在浙江昆山举行，盖州市辽剧团和鞍山喇叭戏剧团双双应邀在“百戏节”上一显身手；2019年，鞍山演艺集团喇叭戏剧团携现代剧目《孝顺媳妇》进京参加全国地方戏曲基层汇演……这些活动为辽宁地方戏曲剧团乃至剧种在全国舞台上的展示创造了机会。这些活动也是锻炼新人、展示剧目的绝好机会，各级政府以及文化主管部门应鼓励院团积极参加此类交流活动与赛事，积极鼓励地方戏曲走出去。同时，也要充分借助辽宁省艺术节这一平台，在遴选中对基层的地方戏曲院团的报评剧目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与扶持，鼓励地方戏曲院团的新剧目参评或传统经典剧目的展演，调动基层戏曲院团艺术创作和参与的积极性。

第三，鼓励在市级和院团内积极开展专业评比。尽管目前的演出市场面临种种的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对于戏曲演员来说，诸如练功、吊嗓一类的专业训练却不能因此废弃和中断，但对青年演员来说，面对那些改行或经商的同行，每天坚持苦练技能的目的和意义又在何处？因此，要通过市一级或院团内的业务评比和展示，给予一定的精神嘉奖或物质鼓励，从而，使青年演员看到坚持练功所能取得的荣誉，以及来自于单位和上级主管部门对坚守岗位、苦练基本功的同志们认同与表彰，要让青年演员在一个剧团或一个团队里感到公平，有存在感、参与感和归属感，最终让他们对自己的剧团以及从事的事业看到希望。

第四，积极借助外力，如剧院联盟、演出经营机构代理等机制，帮助院团推广演出，积极培育演出市场。艺术推广是艺术市场得以建立、丰富和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也是院团对自我艺术价值正确评估的一种手段和途径。

第五，积极鼓励中青年地方戏曲演员走进学校和社区，参照“京剧进校园”的形式，在学校和社区开展“地方戏曲进校园”和“地方戏曲进社区”等灵活多样的“艺术沙龙”和普及性的公益讲座，从中既在校园和社区通过形象的讲述与示范，普及了新兴的地方戏曲的基础知识，又调动了优秀中青年演员的参与感与积极性，还提升了地方院团艺术人才和优秀剧目的曝光度与知名度，更拉近了地方戏曲与受众的距离，最终起到提高剧种的知名度、培养引导观众和含养演出市场的根本作用。

结 语

不可否认，在娱乐多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同其他地方戏曲一样，辽剧和海城喇叭戏的生态环境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植根民间的辽剧和海城喇叭戏具有显著的地域特色和浓郁的生活气息，这是地方戏曲得以生存的命脉。同时，国务院在下发《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展的若干政策》的通知中指出，“戏曲具有悠久的历史、独特的魅力和深厚的群众基础，是表现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这对当前戏曲的发展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机遇。仲呈祥认为“中国戏曲艺术蕴含着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文化基因、伦理道德和家国情怀，体现着中华美学精神。……代代相传的300余种中国戏曲的经典剧目，是传承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和中华美学精神的重要载体。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正是通过覆盖面甚广、扎根于民间的戏曲艺术这一重要渠道而历经沧桑而弥久不衰的。”[10] 希望辽剧和海城喇叭戏以及所有新兴地方戏曲剧种在《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展的若干政策》和《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的指导下，把“戏曲具有悠久的历史、独特的魅力和深厚的群众基础，是表现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和“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层、更持久的力量”作为剧种自身发展的动力，坚守剧种特色、寻找适合题材、培养管理优秀青年艺术人才，在传承和发展地方戏曲艺术事业的征程中开辟出一片崭新的天地。

2019年辽宁省经济社会发展研究课题项目“辽宁地方戏曲艺术人才培养与管理研究” 成果，项目编号：2019lslktyb-077。 

（《戏剧文学》2020年第5期）

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XJWX20200501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