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世

题  记

为什么要写我的家世，这也是我时常反问自己的一个问题。扪心自问，在茫茫人海和芸芸众生中，我和我的家世实在平凡得不能再平凡，既无传奇人生，又无非凡经历。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写？一方面，由于兴趣和职业的关系，我曾为很多京剧演员撰写、整理过他们家世和艺术人生的文章，却从没为自己写过一个字，想来确有“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的些许感慨。另一方面，假使后人有关注这些陈年旧事的，到头来又说不清楚，实在也是一件令人无奈和扫兴的事。我不得不承认随着年龄的增长，自己的记忆力在逐渐的衰退，所以，我想把自己的家世和经历记录下来，或许可以给后人以消遣，从中了解一些我所了解的世家。

如果说，这份自述有所谓的“意在笔先”或“主题先行”，那也很简单：第一条是：人生不易，第二条是：人生终需自己奋斗，希望看官不会认为这是“主题强加”。 

是为题记。

我的祖上

我们家的祖籍在山东登州府蓬莱一带，但具体是什么县，什么村，父亲也说不上来，可惜，当我有“寻根问祖”这个意识的时候，祖父母和大姑母已经过世，所以我家的祖籍究竟是哪里，可能已很难说清了。

此外，还有一条线索，据父亲和大姑母说，我们家在苏家屯的十里河镇还有祖坟，而且我的曾祖父、曾祖母都葬在那里。那里也有本族的枝蔓，但具体什么村我并没问过，至今也没有机会去探寻，所谓的祖坟怕早已被平，改建了高楼大厦。但我估计在十里河的刘氏家族，应该是从山东“闯关东”到辽宁十里河安家落户、世代繁衍的，也就是说我们的祖籍不会在辽宁沈阳的十里河，十里河只是闯关东后真正落脚的第一站而已。

从小听家大人说，我的曾祖父叫刘全贵，字伯清，是铁路上的一位管账的先生，小时候我还见过他及我大姑妈的一张照片，后来这张照片被年幼的堂弟撕坏了，再后来也没有见过。在我的记忆中，那是一位穿着长衫的老人，头发花白很短，清瘦的脸颊，微微留着胡子，不苟言笑。他身边的孙女——也就是我的大姑母，应该就是六七岁的样子，也穿着长袍，跟电影《城南旧事》里的女学生的打扮一个样。曾祖父去世是在解放初期的五十年代。我的曾祖母姓於（读yu），没有名字，婚后自然只能叫刘於氏。这个姓氏并不多见，但在十里河是个大姓。曾祖母是六十年代去世的。他们一共生养了三个子女，按年龄大小排序分别是大姑祖母刘静芝、祖父刘钟启（后改为刘忠启）、小姑祖母刘静芳。

我没有见过这两位姑祖母，只见过她们的照片，知道她们生活在上海。另外，我的两位姑祖父分别叫孟伯仁（也许是字，名字待查）和张彦，据说他们都是曾祖父供出来的旧中国的大学生，孟伯仁的照片我还见过，相貌堂堂，穿着西服，只是他有了妻儿以后，仍然朝三暮四、沾花惹草，以至搞到我们本家没出五服的小一辈儿的女孩子薛某芳（小名叫小芳子）的身上，最终在解放前夕从上海去了台湾。临行前，他还不忘和姑祖母生的儿子孟来宁，曾到学校去接儿子，要带他一同去台湾。倒是他的儿子较爸爸有情有义，告诉生父，自己要留下来陪母亲，不然你走了，我也走了，我妈妈就没法活了。无奈，孟伯仁带着小老婆和孩子去了台湾。听家人讲，后来他在台湾做生意遭人算计，赔了钱，有天晚上在家里喝闷酒，之后头疼吃了些镇痛药就睡了，结果再未醒来。后来，他的妻子和孩子移居美国洛杉矶。留下来的孟来宁和母亲相依为命，但孟来宁也未能逃脱“反右”的厄运，1957年被打成了右派，劳动教养多年。八十年代初，他曾只身从上海到沈阳看望他的舅舅和舅妈——也就是我的祖父、祖母。那时学龄前的我还有印象，家人让我叫他“二大爷”，但我不知道他还有哥哥，不晓得“二大爷”是怎么论的，“大大爷”又是谁。“二大爷”住在家里的时候，还动手打过我哥哥一个耳光，也许是为了管束调皮的孩子吧，此事我没见过父母如何不快，倒是我的祖母很不高兴。记得当时家里人还一起去了沈阳的南湖公园游园，拍了照片。

至少是在八十年代初，我的大姑母每月在工资以外（她工资是要交给祖母的），每个月在平邮的信件中总是会夹寄五元钱给她的大姑妈，而大姑祖母回信也从来不写“我”而是写“吾”。据我母亲说，她结婚进门后还碰到见过，我的奶奶发现家里背着她寄钱给她的大姑姐，而跟女儿吵架，后来祖父得知以后，又不知从哪儿拿出十块钱（祖父的工资也是要如数交给祖母的）悄悄地交给姑姑，让她寄给自己的姐姐。其实，我的这位大姑祖母对娘家人也是很照顾的，我听大姑母说过，曾祖父带着祖父一家到北京去就住在了自己的大女儿家，恰值那时她打听到了丈夫孟伯仁和那个女人在上海，便带着儿子要去上海，于是家里的一切度用就留给了老父亲一家，曾祖父当着外孙的面给了女儿一个“小宝儿”（金元宝），后来女儿背着儿子又把这枚金锭还给了自己的老父亲。后来我的几个叔叔去上海出差，也无不去看望他们的大姑妈，为此她也很感动，回信曾说，自己没带过这几个娘家侄子，现在反来花他们给的钱，很过意不去。

我祖父去世后，大约是在九十年代末，孟来宁又携妻子来沈阳看望舅妈，也许其中有表达感谢的成分。这一次，又听“二大娘”说起婆媳之间的往事，婆婆如何厉害、骂她，我的大姑母也深表同情地说：“对，我姑没念过书，就是爱骂人……”由此，也使我联想到我的姑祖母和孟伯仁不幸的婚姻……这一次来，大家又一同聚餐，那时盛行卡拉OK，记得他在餐厅的包房里一连唱了好几首歌，还会跳舞，想来也是个热爱生活的人。记得我父亲去世后不久，听说他也在上海去世了。他们夫妇唯一的女儿好像嫁到了台湾。

祖父和祖母

我的祖父叫刘忠启，字宣铎。生于1913年3月13日（农历二月初六），去世于1995年的5月19日。退休前是中国黑色金属材料总公司东北分公司的会计。现在我手里还保存着祖父的两枚印章，上面刻的都是“劉鐘啟印”，因此我断定他的家谱排字应该是“钟”，祖父名字里的“忠”是“文革”时改的。“钟”的下一代是“祥”（我们一个本家的大伯就叫刘祥仁，也已去世多年），但是我家父辈兄弟四个都没按家谱起名，以至“祥”再往下是什么字，谁都不知道。祖父去世时，我还是个高中生，曾写过一篇三千字的怀念文章，当时还冒冒失失地请吴小如先生看过，吴先生还真用了半天的时间看了，提出了很多总体需要修改的建议，所幸，这份请吴先生看过的手稿我还保存着，从中也找到当时我转摘下的祖父履历。本打算再找到祖父履历的原件，可惜找了很久也没找到，只能根据我1996年的文稿引摘，倘若他年找到原件，再做补充。

祖父是1927年毕业于奉天省立第四小学，1930年毕业于辽宁省立第一初级中学，1933年毕业于东北大学附属高级中学，1937年在西安毕业于东北大学政治系（“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大学从奉天迁到北平，“卢沟桥事变”以后，东北大学又从北平迁往西安）。大学毕业后，祖父一家留在北京，1938—1940年在《泰东日报》北京分社任职，1940—1944年间在北平中国大学附属中学任国文教师。抗战胜利以后，举家迁回东北，曾先后在辽源县政府和沈阳市政府任秘书等职务，祖父所以能给辽源县的县长任秘书，是因为他和“光复”后的辽源县县长（记忆中好像叫孙某玺）是东北大学的同学，至于在沈阳市政府任职是何原因，我猜多半也是由于同学、校友们照顾的结果。1948年11月，沈阳解放后，祖父先后在东北机械局第二机械厂、沈阳市建筑公司、建工部东北管理总局三公司、二公司以及辽宁省建设厅、辽宁省建筑学院工作，最后才到的中国黑色金属材料总公司东北分公司。

好像是在“光复”以后，一度赋闲在家的祖父还随一位风水先生学过“风水术”。这是在祖父过世后，我无意间听姑母谈起的，说起来真有点儿传奇色彩。从北京回到东北，一家人先是在老家十里河居住，这时村上来了一位给人看坟地风水的风水先生，还带着一个女儿，好像是吃住在曾祖父家里。因这时祖父没有事由，所以遵从父命跟这位风水先生学“风水术”，一段时间下来，果然学有所成，据姑母说，祖父能根据死者坟墓提供的各项信息准确推算出谁家的后人“乱伦”、“扒灰”——可以想象，如果说不准，别说挣不到钱，那是要挨打的。在写这一段时，我还查了些相关的资料，没想到还真有类似的文字记载，姑且抄下来做个参考资料。

家中淫乱地：向前地形连续高起，靠山后地势低洼（指平原地），向前之水通过坟地左右膀，向坟后流去，这种水叫卷廉水。诗曰：为坟要见前卷廉，家中淫乱不堪言。公爹抱着儿媳睡，侄抱小姑坐堂前，又诗：坟前水坟后流，其家尽出扒灰头。

我打小接受的是唯物主义的无神论教育，对待这些是不会在意和相信的，至于先祖是否是根据上述内容给人家看的坟地，而且看得还很准，我就更不得而知了。姑母说，五十年代，曾祖父病重期间，还不忘向儿子交代后事，不愿后人做官为宦，只希望子子孙孙能平平安安，保个“人全”，后来祖父也是按这个要求安葬的父亲。我想可能是老人亲身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那样痛苦不堪岁月的缘故吧。后来，祖父在辽源县谋到了县长秘书的差事，加之后来到了沈阳城市居住，也就再未给人家看过风水。姑母说家里还有一个看风水的罗盘，动迁时考虑没用扔在垃圾箱了，我从来也没见过这个东西。

记得在我读小学时，祖父还经常受邀去东北工学院，也就是后来恢复的东北大学参加校方举办的同学聚会，带回一些黑白的长幅合影、主办方印发的同学通讯录以及纪念东北大学的文集。

祖父一生不嗜烟酒，晚年最大的兴趣就是遛早儿和养花。记得住平房的时候，每天早晨只要不下雨、下雪，祖父都会在四五点钟起床，步行去青年公园或万柳塘公园晨练，回来以后再打水洗脸、吃早饭。我在学龄前的记忆中，还有无线电里在播放《新闻和报纸摘要》时，祖父在洗脸的场景。祖父遛早的经历一直坚持到1990年突发脑出血，后来迁入楼房才中断的。

在我的记忆中，祖父好像是没怎么做过家务，偶尔见过他洗过衬衫。此外退休后，他还做过一个阶段的“补差”，用今天的话就是给别的私营单位代帐，除此之外的大部分时光都是以养花来打发时光。祖父很爱养花，但只养月季和茉莉两种。祖父养花很认真，沤豆饼的肥料、打药、剪枝、下窖，从不嫌繁琐，所以换来的是每到花期，院子里几十盆月季、茉莉竞相开放，小时候觉得很壮观。那时候，家中的院子里还有葡萄架，盛夏时可以在葡萄架下纳凉，还可以吃到自己家里种植出的绿色葡萄。此外，家里还有一棵盆栽的桃树，桃树并不高，却很茂盛，估计最初也是用来观赏桃花的，但它确实结果，果实也就和今天杏的大小差不多，一到结果的时候，我和哥哥几乎每天都去看桃子的生长情况，盼着它早一天成熟，好被我们摘下来吃掉，类似这些儿时的记忆，恐怕不是所有同龄人都拥有的。

说到这里，再说一说我家居住过的地方。在我记忆里我家的地址是沈阳市沈河区小南街三段永清里12号，我第一代身份证上的地址还是这样写的。之前听说叫过大柳树胡同，但我没见过这样的门牌号。后来我们家的地址又被改成了小南街清泉东巷16-8号。那是一座很大、很气派的正房，从正门进入，中间是两家各自的厨房，左（西）右（东）是两间宽敞的屋子，南北都有窗户，很通透。祖父家就在左边（西），炕在南窗，是通炕，烟囱在西山墙。北窗曾经也搭过一铺小炕，但不是通炕，我还从小炕上掉下来，摔倒炉盖儿上，幸好当时炉火不旺，没有大碍。说来也挺神奇，据家母说，这是发生在我两三岁时的事，但我的记忆中居然还有印象，我至今仍记得当时我一个人在北炕上玩儿，奶奶出屋去外间厨房不晓得做什么去了，我一个人在炕上喊了两声，也没见人回来，于是就从炕东侧的木头围栏往下扒，结果失去重心掉了下去，再之后是不是哭了，如何被家人抱起的，就都没有印象了。后来这铺小炕就拆了。小时候看房梁上的木头是很粗壮的整块料。这且不言，这座正房还有间“倒杂”——就是在进门后的厨房厨房往北还有一间只有北窗、房门对进户门的小房间。正常估计是用来堆放杂物的，因为这个房间窗户朝北，终年不见阳光，也不通风，屋子很潮。最初，我记得里面住过一位双目失明姓赵的老妪。后来，我的三叔叔和婶子以及堂弟住在这里，再后来他们搬进了小西路的楼房，这个小屋就用来堆放杂物了。小学四年级时，我们家还在这间屋里住过一小段时间，尽管是夏天，但屋子里却很闷。我还记得这间屋子的门上雕刻着古代的人物。听我爷爷和客人介绍，说这座房本是“黄带子”（清朝近支宗室的别称）的住处，具体是谁的寓所就不得而知了。不过现在想想，这个地方恰是在沈阳大南门外和大南边门里之间的地段，应该算是过去沈阳的繁华地段。当时家的院子里还有个沈阳市电控开关厂，西边另有一个沈阳市分马力电机厂。平房1992年动迁后，改建成为通天小区，所有的参照物都推平了，也就很难再确认原址的方位，不过大致就是在今天南关路附近的沈阳满族中学一带。

我的祖母叫李文芳，生于1918年3月7日（农历正月廿五），去世于2000年11月15日。据祖母说，他的父亲叫李树先，母亲的姓氏她和我说过，可惜被我忘记了，祖母的父辈也是从山东“挑担儿”（走旱路）“闯关东”来到沈阳的。祖母的父母亲共生养九个子女，我的祖母是老姑娘，也就是九姑娘。祖母的父亲是在大北门一带学校附近开小铺的，还供祖母读了“国小”，因此识文断字，这在我亲历的那个还是“小脚老太太挎筐买菜”的时代，能看报纸的祖母，在邻居中是件挺让人羡慕的事。奶奶还和我说起过她亲身经历“九·一八事变”的场景，现在能记起的就是当天晚上听到了枪声，家家关门闭户，不敢出门，第二天早晨开门就发现日本兵和日本的“膏药旗”遍布大街小巷了。想想也难怪，当时一个13岁的小女孩，又能了解到什么关于日本军队占领沈阳的细节呢？别看祖母识文断字，但她却每每抱怨自己没有“劳保”，祖母没有参加工作不是她没有这个意愿和能力，在解放初期“扫盲”的时代，就有街道、居委会的同志，来家动员祖母到“夜校”给扫盲对象上课识字，而且我奶奶也很乐意。但因家里孩子多，且她的婆婆和她说：“你要走（指工作），我就走（指不在家带孩子）。”这使祖母没法去夜校当老师，也就失去了解放后参加社会劳动的机会，顺理成章也就成为了家庭妇女，没了“劳保”。尽管祖母在家里管钱，除困难时期之外，从不愁吃穿，但“没劳保”确实她在晚年经常抱怨的一个遗憾。

我的祖母抽烟，而且是从结婚前就抽，婚后也一直抽，直到上了七十岁，由于痰多咳嗽才不得不戒烟。我还记得小时候拿着一毛多钱去小铺给她买“大生产”牌香烟，而后，她坐在炕上一边抽着烟，一边戴着花镜看报，渺渺的香烟在上午阳光透过玻璃窗的照射下，显得十分惬意和悠然自得。我只记得祖母说过娘家众多兄姐中的一个就是她的二哥，日本占领东北时期，做过日本翻译，但在什么机构不得而知，因此，他在“文革”中受尽迫害，最终选择上吊，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其他的哥哥姐姐，我从未听祖母说起过。

我不知道祖父母是哪一年结的婚，若按大姑母出生的前一年算，应该是1935年，如果是这样，祖母是17岁嫁给了22岁的祖父，而祖父那时还是大二的学生，但这也仅仅是我的猜测，也许他们结婚更早。我的祖父母共养育了七个子女，四男三女，此外还有夭折的。我听祖母说，父亲去世后，他的母亲很担心自己有一天不在了，小女儿会落在儿子家当一辈子伺候人的老姑娘，所以才匆匆嫁出了最小的女儿。这种说法也不无道理，若论生肖，祖父属牛，祖母属马，到我上高中以后才知道旧社会迷信算命的话里有一句“白马怕青牛”，也就是说牛、马在封建迷信中属于属相不合，我不知道在旧社会两家为什么在明知属相不合的情况下还结了亲。以幼小的记忆，祖父母生活得并不算愉快，一方面，祖父的脾气很急躁，另一方面，祖母很早就患上了耳鸣，双方几乎无法交流。在幼小的记忆中，家里人似乎总向着祖父，为此小时我总觉得祖母在家里很受委屈，也见过她独自流过泪。

我学龄前没上过幼儿园，说没上过其实也上过几天，就是我母亲工厂里办的幼儿园，只有两个工厂职工作为阿姨。幼儿园就在母亲的单位里，中间没事家长可以去探看。一天，母亲去看我，见两个阿姨在聊天，但就是不见我，找来找去却发现我被蒙在了被子里大哭，估计可能是当时我在哭闹，阿姨哄劝不奏效，嫌烦就把我蒙在了被子里。为此，我的母亲抱着我和两个阿姨大吵了一架。但这件事我毫无印象。用母亲的话说，她担心我再回到这个幼儿园会被两个阿姨报复，于是父母白天上班，就把我撂在了祖父母家，让祖母看着我（我的哥哥好像也没上过幼儿园，他也是由祖母带大的）。所以在我2到8岁的那些年里，一直是由祖母照看吃饭、睡觉和玩耍，她上街买菜也用小车推着我，直到1984年我上小学前，不得不去家附近的“大南一”，勉强上了几个月的“学前班”，放学则是由祖父来接。除此之外，期间周一到周六的工作日，每天白天我都和祖母在一起。学龄前的小孩子都贪玩，不愿意吃饭，我还记得祖母就端着饭碗追着喂我，对此祖父很不满意，常生气地对祖母说，等他饿了就自己吃了。但祖母历来置若罔闻，依旧追着给我喂饭，所以我和祖母的感情很深，也很真挚。我之于祖母最大的遗憾，就是她在世时，我还没有参加工作，所以她没有花过我给她自己挣的钱。哪怕祖母再多活一年，甚至三个月，我就到电视台参加实习工作了，每个月有800块钱的收入了。这是我对祖母最大的一个遗憾，也是没办法补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