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剧《焦裕禄》对当下戏曲现代戏创作的启示

刘新阳

长期以来，对英模人物题材的戏曲作品，往往不大容易受到普通戏曲观众的青睐，探究原因，事迹的简单堆砌、空洞的口号式说教和艺术创作上的禁区等因素，集中构成了英模题材戏剧作品的先天不足。相比之下，由河南省豫剧三团创排的豫剧《焦裕禄》，则是近年来继《村官李天成》之后倾力创作的一部力作，豫剧《焦裕禄》的演出以感人至深的艺术魅力打动了无数戏曲观众，应该说，这个现象在近年来英模题材的现代戏曲作品中并不多见。

豫剧《焦裕禄》的成功究竟在哪里，豫剧《焦裕禄》的成功对戏曲现代戏的创作与探索究竟有无关照和启示，我想这是该剧在演出取得成功后，身为戏曲界同仁应当共同面对和思考的一个现实问题。

一、戏剧结构的寻找与确立

促成一部戏成功的因素，自然来自于多个方面，但我以为，豫剧《焦裕禄》这部戏首先让我深深为之吸引的关键，在于它具有很多同类英模题材作品一般所不具备的一条构成戏剧的必要因素——戏剧结构。

无论是话剧还是戏曲作品，在人物、事件和矛盾之外，最重要的元素无外乎是戏剧结构。李渔在《闲情偶寄·词曲部·结构第一·立主脑》中说：“古人作文一篇，定有一篇之主脑。主脑非也，即作者立言之本意也。传奇亦然。一本戏中，有无数人名，究竟俱属陪宾，原其初心，止为一人而设。即此一人之身，自始至终，离合悲欢，中具无限情由，无究关目，究竟俱属衍文，原其初心，又止为一事而设。此一人一事，即作传奇之主脑也。”可见，被李渔称为“传奇之主脑”的“一人一事”便是戏曲的主体结构。进一步说，戏剧结构是指对剧本题材的处理、组织和设置安排，一般包括对事件的处理、戏剧冲突的组织设置、人物关系及人物行动发展的合理安排等，作为戏曲作品则多强调剧情发展和推进，浅显的说就是剧中事件的起承转合。

豫剧《焦裕禄》主要截取了焦裕禄同志上任兰考县委书记后带领兰考人民治理“三害”的一段往事。当仔细研究该剧的剧情设计时我们就会发现，该剧的剧情始终紧紧围绕焦裕禄同志在兰考县治理“内涝、风沙、盐碱”的“三害”而展开的：剧中焦裕禄“车站送别”一场戏交代了兰考乡亲逃荒的原因；为宋铁成平反引出在兰考种植泡桐、治理风沙的具体措施；植种泡桐又引出了群众因体力劳动和营养匮乏而普遍出现的浮肿病，为此，焦裕禄一人承担责任，决定购买邻县的议价粮以解燃眉之急。私购议价粮一事被人举报后，焦裕禄以“让群众吃上饭错不到哪里去”的无私胸怀，顶着压力分发粮食。当兰考“三害”治理初见成效时，为了树立瓦窑公社的典型，上报材料对瓦窑公社的粮食产量进行了夸张虚报。病床上的焦裕禄得知此事又主动同地委领导顾顺海谈心，坚决撤回虚报的粮食产量，此刻终于放下心的焦裕禄才离开兰考前往省城就医，然而，焦裕禄同志却再也没有回到他曾奋斗的兰考……从以上的情节设置，我们不难看出豫剧《焦裕禄》中几乎没有“闲笔”地把焦裕禄同志在兰考的所作所为，有机地编写在了一部有情节、有发展、有步骤、有转折、有递进、有逻辑、有感情的戏中。

放眼当代的英模题材戏曲作品，不能不说在情节编织和戏剧结构上，当前能做到如豫剧《焦裕禄》这般精如榫卯、层层推进的英模戏，在现实中实在是凤毛麟角。为什么在创作中会出现这种艺术现象，我想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客观上说，在众多英模戏主人公原型的身上，多数英模人物的先进事迹之间，并不存在其内在的逻辑关系和外在的必然联系，这就使得很多编剧只能根据先进人物的真人真事组织、排列并创作各自的戏曲作品，这就很难保证剧作在“一人一事”的原则下进行创作，所以更多根据现当代先进、英模人物创作的戏，在表面上尽管堆砌、罗列了很多真人真事和好人好事，然这些事件却大多缺乏剧作内部应有的推动人物和事件发展的联系和动力。这样原本“一人一事”的戏就不得不成为并无关联的“一人多事”。诚然，如果作为报告文学在案头捧读，“一人多事”的文学作品自然无可非议，但如果当戏来看，假如只是对英模人物的先进事迹进行简单的罗列，一个不讲结构的戏，显然也就不应该被称为戏。也有人把这类戏称之为“报告文学剧”，意谓该剧是根据真人真事创作而成，言外之意不应对真人真事改编戏加以苛求，但我始终认为即便是“报告文学剧”，它的第一属性也应该是“剧”而不是“文学”，既然是“剧”就要遵守“剧”的标准与原则。

无论是现代英模人物，抑或其他题材，是否能够作为戏曲的素材被创作为戏曲剧目，一方面固然在于编剧的巧妙构思和生花之笔，但同时作为真人真事为创作题材的戏曲作品，其题材本身是否具有剧情发展与推进相应的缜密逻辑和推倒关系，同样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选材标准。假使一个先进英模的事迹，在构思上实际并不具备戏剧必要的矛盾冲突和“一波三折”的基本结构框架，那么，最好不要把这个不构成戏的素材编成戏，否则只会事倍功半，得不偿失。但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作为英模题材类作品创作的主体，也不能不提存在于剧作者身上主观的思想倾向。假如在面对这类题材创作总以这类题材根本写不好为由，仅是以“完成组织交派任务”的心态来对待英模戏的创作，简单地做一个先进事迹材料的搬运工，最终草草应付了事，那显然也不会创作出优秀的英模题材作品。

二、反思批判精神的挖掘与升华

然而，一部好戏仅有戏剧结构也是远远不够的，在戏剧结构的依托下，剧作还需要表达出引发观众感动乃至思考的思想内涵，这样的戏才会在思想维度上更加具有张力，剧作思想性的内在动力也正在于此。

作为县委书记，焦裕禄同志是一名政治合格的共产党员，但合格的共产党员却不等于对上级领导决策盲目与绝对的服从，共产党人最根本的执政理念是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这个问题的态度上，豫剧《焦裕禄》旗帜鲜明地通过剧中主人公的一系列言行，体现出了焦裕禄作为一名优秀共产党员和基层领导的个人魅力。如剧中焦裕禄在火车站决定放灾民外出逃荒时，那一句振聋发聩的“饿死人才是最大的政治错误”；又如焦裕禄决定购买议价粮分发给患浮肿病的群众时，所唱的“党派我兰考担重任，为群众造福是根本。既然是应急只有这一条路，我为何不敢推开这扇门？让群众吃上饭错不到哪里去，真有错我负责，纵受处分也甘心”那段铿锵有力的唱段；再如已躺卧病床上的焦裕禄在得知瓦窑公社为树立典型而虚报粮食产量时，对地委领导顾顺海同志所讲的“在粮食产量这件事上，咱们要将错就错、装聋作哑，这意味着一个共产党的县委书记，向上级政府提供了虚假的数据。因为这个虚假的数据，将导致上级政府错误的决策——过量征购。那就是减少老百姓的口粮！在口粮标准本来就不高的老灾区，这将给老百姓再次降临一场灾难！这不是天灾，是人祸呀！”那段掷地有声、意味深长的道白……该剧通过编、导、演各方共同的精心打磨，真实而感人地向观众传递出了焦裕禄同志始终是把兰考人民的根本利益摆在了心中最高的位置。作为观众，我一次次地深切感受到在焦裕禄同志身上所展现出的作为一名基层党员领导干部的磊落情怀与博大胸襟。也可以说，豫剧《焦裕禄》在没有单纯口号式说教的前提下，成功地歌颂了焦裕禄同志的感人事迹，生动而鲜活地塑造了焦裕禄同志的光辉形象，更重要的是该剧还在当下赋予了“焦裕禄精神”更为深刻的时代阐释。

凭心而论，作为县委书记的焦裕禄同志，难道他不知道在“极左”的年代里，在“祖国形势一片大好”的主流宣传下，兰考灾民外流会给上级领导带来对自己工作不利的印象？难道他不知道在统购统销的岁月中，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公然购买议价粮是知法犯法的行为？难道他不知道通过虚报粮食产量，可以迅速地使兰考县在省市各级领导面前获取“政绩”并以此成为他个人升迁的资本？我相信在焦裕禄同志的内心一定多次拷问过自己。然而，他为何会在深明利害的情况下，一次又一次作出种种不利于自己处境乃至前程的选择？然而在“这一个”焦裕禄的身上，我们没有看到一个始终把领会或贯彻“领导意图”视作“最高指示”的基层领导；我们也没有看到一个时刻把自己的政治生命和仕途升迁作为唯一从政理念的党员干部；我们更没看到一个奉行“官僚主义”、“好人主义”和“圈子文化”的共产党员，在“这一个”焦裕禄的身上，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不计个人得失，时刻把人民的幸福安危放在首位的好党员、好领导、好干部。如果说，这是豫剧《焦裕禄》在情感和思想上打动普通观众的原因，我认为这恰恰是今天我们党对于“焦裕禄精神”最为深刻的时代阐释，本剧正是通过焦裕禄的一言一行，直观立体地阐释了作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应具有的敢于直面现实的反思精神、批判精神和担当精神的高贵品格，而这也恰恰是豫剧《焦裕禄》在同类题材的剧作中脱颖而出的原因所在，诚然，这也是该剧在思想意义的探索上取得的最大价值。

豫剧《焦裕禄》的成功，代表了英模类题材的戏剧作品已经从简单的事件堆砌、概念化的人物塑造和简单口号型的创作模式，开始向真正的戏剧结构和创作禁区探索，以还原人性的真实情感为目的，最终完成了戏剧本应承担的反思、批判和担当精神这一职能性的成功转化，从这个角度上说，豫剧《焦裕禄》在英模题材戏剧的创作方法和观念上的突破，具有不可忽视的划时代意义。

三、“戏曲化”唱念做舞的有机融入

戏曲毕竟并非纯粹意义上的文学，在具有结构和反思、批判精神外，还不能不考虑豫剧作为一门舞台艺术所应具有舞台的艺术性，尤其是对戏曲唱、念、做、打这四功的展现，这是戏曲独有的特性，因此，不论是什么戏曲剧种，都应该把它的“戏曲化”摆在二度呈现的首要位置，否则，它就不是豫剧和戏曲而是话剧或文学了。

河南豫剧三团是全国唯一一个专门创作演出戏曲现代戏的演出团体。该团成立至今，先后共创作演出过二百多个现代剧目，新中国成立以来，豫剧历史上著名的《朝阳沟》、《刘胡兰》、《小二黑结婚》、《李双双》和《村官李天成》都出自河南豫剧三团。河南豫剧三团也在数十年如一日的现代戏创作中积累和总结出丰富的经验，加之，豫剧在长期舞台实践中已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点、浓郁生活气息的艺术风格，因此，豫剧《焦裕禄》的二度呈现自然流畅，既有本体化特征显著的优美唱腔，又有贴近生活化的质朴而真实的表演，并没有使观众产生“这还是豫剧吗？”的错愕之感。

豫剧《焦裕禄》在表演上取得成功的核心在于贾文龙在通过唱腔和表演对焦裕禄同志的形象塑造上。作为戏曲四功之首的“唱”是戏曲的灵魂，也是一出戏的命脉所在，本剧中的唱腔以豫剧原有的慢板、中二八板、快二八板、流水板、散板等板式为创作基础，在充分保证豫剧音乐形象和本体特征的前提下，做了许多有益的尝试，如将唱腔由散板切入后再进入上板的唱腔设计，从音乐的表现力上说，更加配合剧情赋予了唱腔抒情性的感受力。例如在“我这里向大家说声对不起，这一声对不起——说不尽我心中的愧疚和焦急”、“春打六九冰河开，三月雁归报春来”、“风沙滚滚心如焚，粮荒急，愁煞人，浮肿病，揪我心；冒险违规把粮运，粮未到口罪上身”和“一声爸叫得爸爸心头暖，女儿的理解比金子珍贵比蜜甜”等唱段中这种在相对自由传情的切入，很容易把观众的情绪带进当时的剧情之中，从而在充分尊重豫剧观众听觉习惯的前提下，又进一步起到了渲染和推动人物情感抒发的作用。

与此同时，贾文龙的舞台表演也为本剧的二度呈现增色不少。就豫剧《焦裕禄》的舞台呈现，固然不能否认这个戏在一定意义上有“话剧加唱”的痕迹，但同时也应看到，在主演贾文龙举手投足的表演中，看不到诸如夸张的表情、刻意的语气以及传统身段的痕迹等这些戏曲演员在演出现代戏时所有的通病，观众也看不到“拿相”、“做状”等给人以不真实甚至是虚假的表演，在贾文龙的身上始终保持着生活自然、轻松流畅的表演风格。坦白地说，这个对戏曲演员看似并不高的要求，实则是衡量戏曲演员会不会、能不能把身上绷着的劲泄下来的一个重要标准，因为只有这样，戏曲演员在现代戏的人物塑造上才不至会给观众一种是“古人”在穿着现代人的服装却在说“古人话”的错觉和障碍。

此外就本剧的情节而言，豫剧《焦裕禄》的创作团队始终很努力地将戏曲中的程式表演最大程度地融入在本剧的创作演出中，例如在顾顺海告诫焦裕禄“触碰政治高压线”时，焦裕禄在内心挣扎和病痛折磨过程中所运用的“跪步”、“跪蹉”和“肘棒子”，再如“排涝”一场焦裕禄带病扛麻袋包因体力不支而采用的“下岔”，又如群众演员在“排涝”中的跟头组合，这些既融于剧情设计，又符合戏曲表演程式使用原则，还增强戏曲演出看点的处理，都是本剧在情节允许范围之内，运用戏曲表现手段使之“戏曲化”的有益尝试，而这些尝试从现场观感上看也均达到表现剧情、塑造人物和烘托情绪预期的效果。我希望豫剧《焦裕禄》在荣膺“文华奖”后，不要就此止步于对该戏在情节和表演上的进一步修改和完善，例如在焦裕禄“下岔”程式逻辑顺序的理顺，又如在跟头组合中怎样表现出兰考群众英勇“排涝”的情节……须知，程式技巧的运用同样需要生活真实的依托，而非是纯粹的炫技。历史和实践无数次地证明，好戏一定是改出来的，希望豫剧《焦裕禄》在未来的实践演出中，根据各方的反馈和总结，继续不断地对该剧进行完善和打磨，使该剧成为河南豫剧三团的常演和保留剧目。

结  语

豫剧《焦裕禄》的成功证明了戏曲现代戏在表现英模人物类题材作品时，并非只有事件堆砌、概念化、口号式和“话剧加唱”这一条固化的创作途径，该剧在戏剧结构的设定、主题思想的深度开掘以及通过戏曲固有艺术表现手段塑造现当代人物形象，并使之具有更高艺术性等诸多方面均做了有益的尝试，我更希望这些体现于《焦裕禄》创作之中的成功经验与启示，能在未来戏曲现代戏创作的不断探索中发挥其应有的推广和借鉴作用，进而，从观念到方法整体推进戏曲现代戏的创作，使之在积极健康的艺术创作道路上劈荆斩棘，奋勇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