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采众长  为己所用

——京剧名家李麟童先生的艺术道路 

刘新阳 

李麟童先生是我省乃至全国闻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他本出身于官宦家庭，但因时代变迁和家庭变故不得不走上了从艺道路。李老早年曾拜焦秀山为师学戏，后改学京派，先后向王亚东、关盛明、曹艺斌等前辈问艺。经常演出《文昭关》《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群英会·借东风》《四郎探母》《红鬃烈马》《清官册》等戏。1953年，在东北区第一届戏剧·音乐·舞蹈观摩大会上荣获表演奖。李老曾历任沈阳市京剧团教育科长、业务副团长、沈阳京剧院二团团长、沈阳京剧院少艺班主任、沈阳京剧院院长，现为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沈阳京剧院艺术顾问、辽宁省老艺术家协会副会长。

日前，《辽宁文艺名家口述史研究》课题组采访了这位85岁高龄的京剧表演艺术家。下面，我们用文字再现了采访现场的情景，希望透过李麟童先生娓娓道来的那些辛酸快乐并存的从艺经历，为今天的文艺工作者以及读者，在艺术和人生等角度带来更多启示和思考。 

一 

过去有这么一句话，“身在江湖中，都是命薄人”。我呢，恰恰相反，我在文艺界应该说是宦门子弟（出身）。我的祖父是晚清的进士，我的父亲是张作霖时代，驻齐齐哈尔督军吴俊升的上校谘议，我的两个（同父异母）哥哥都是黄埔军校（毕业），东北军张学良的部下。我们家祖居辽西的北镇县，我父亲在“皇姑屯事件”后，没有职务了，我的父亲、母亲都吸毒（鸦片），家业很快就败落了。我在七岁以前还有奶妈、佣人，我在家排行老六，家里的佣人都叫我六少爷。我的父亲和哥哥都喜欢京剧，我七岁以前还有印象，过年过节家里还把演员请到家里唱戏，我还记得书曲演员霍树棠还到我家里演唱过堂会，我的哥哥票（演）过《独木关》，所以说，我一小就受到了京剧的熏染。

我七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我母亲带着我们姐弟三人，后来我母亲维持不了生活，没办法就改嫁了。姐姐十七岁就嫁人了，我和我哥哥没有办法，就到北镇县的戏园子安庆舞台，到那混口饭吃。干什么呢？就是给剧团跑龙套。就这样，我就是算进入了梨园行。

过去，在家里都叫我六少爷，后来在剧团别人就叫我小六子了。在戏班里，一天三顿就是高粱米稀饭，那高粱米也不是今天的白高粱米，是比较粗的红高粱米，就的就是大咸菜。住在剧团单人演员的集体宿舍，炕上没有炕席，就是土炕。冬天屋里冷，晚上睡觉就把砖头放在灶坑里烧热，用破布包上抱着睡觉。在这种情况下，我就看到剧团的业主接来的主演，我们的生活和人家没法比，所以我就想不能在戏班混一辈子，我得学习争取当主演。这个时候，安庆舞台接来了一个演员，就是后来我的奶教师——焦秀山先生，他本来是唱秦腔的，后来改了京剧。最后，焦先生收了我做手把徒弟，写了一个字据，我跟师父学戏五年，这五年是不挣钱的，这五年当中“投河溺井，打死勿论”，等于是一个卖身契吧！我母亲去签字，为这个事还大哭一场。当时，我就跟我母亲说，你放心，我不会死的，等我学成挣钱了，将来养活你。这就是我开始学戏的过程。 

二 

因为北镇是个小的县城，也接不到什么大的演员，我那个时候按学戏的年龄就比较大了，十四五岁了嘛，练功也很困难。我在师父家基本就是个小奴隶，买菜、洗衣服、做饭什么活儿都得干到。那时候一天两场戏，晚上晚场戏打住得夜里11点多，我得给师父做饭，伺候师父吃夜宵。完了事就得1点钟，然后我再上舞台上练功。早晨天不亮就得起来，4点多钟吧，就起来去外面喊嗓子，一出太阳就得回来，得给师父买菜做饭啊！所以那个时候睡眠严重不足，有一次扮好了戏，还没到我上场，我就在后台睡着了，该我上场了，催场的找不着我，后来我师父发现我出溜到桌子底下睡着了，薅起来踹了两脚，我一惊就上台了。误场是大事儿，师父在下场门拿着藤条做的枪杆儿，准备等我下来就打我。当时也仗着年轻，记忆力好，上了台一点儿没出错，下来以后师父也乐了，把枪杆儿往地下一摔，没打我，算是对我表现满意的态度吧！这样大概是三年的时间吧，17岁我变声了。变声对普通人来说，只是正常的生理变化，但对演员，特别是指着嗓子吃饭的演员来说，那就是一道鬼门关。这段时间没法唱戏了，最痛苦了，我就抓紧练武功。因为我入行晚，打小又没练过幼功，所以练武功也苦，也没人指导。当时，有个演员叫田子丰，唱武生是，他就问我你为什么这么拼命地练功？我说我就是想活出个样来。他很感动，就给我说了出武生的开场戏，也是基础戏，《白水滩》。这个戏里有个从桌子上翻下来的动作，当时也没人给我抄功，就听说练这个动作要扎头、甩腿。当时我也没有练功服，也没有练功鞋，我还记得那是个初冬，我从外面喊嗓子回来，鞋底儿踩的有冰雪，进屋了鞋上的雪就化成水了，我也没注意，等在桌子上甩腿翻下的时候，有雪水的鞋底在桌面上不是打滑嘛，这一下子平衡和重心就都没有了，等于我是从桌子上打滑摔下来的，当时左胳膊杵地，就把胳膊摔脱臼了。也不敢和师傅说，等晚上做饭的时候，被师父发现了，结果脱衣服都脱不下来了，就用剪子把袖子剪开，最后在理发店找了个师傅给端了一下，毕竟不是专业的正骨大夫，也没端正，结果我的左胳膊肘至今都比别人多一块骨头。

再一个事就是过去在家乡北镇，我有个姑父，五姑父，他在我父亲还在的时候，经常上我们家来。后来我父亲去世了，我到戏班了，有天我在北镇的菜市场遇见这位五姑父，我就叫他，他看见我转过脸就走，结果我追着他喊，他始终没回头，装没听见。这个事对我打击也很大，过去我们还算殷实的时候，你是我们家的座上客，现在我们家败落了，亲戚也就不是亲戚了。再有，我在伪满的时候，挨过日本人的打，光复以后也挨过国民党兵的打。过去旧社会有这么句话，叫‘鹌鹑戏子猴儿’，就说演员是下九流，和（斗）鹌鹑、（耍）猴儿是等同的。所以，我下决心下苦功学好戏，活得像个样。 

三 

1946年，日本投降的第二年吧，我和师父一家来到沈阳，就是城里大舞台，一直到现在没离开过沈阳。那时候，我师父是唱海派老生戏的，师父演出也忙，也没时间给我说戏，就是叫我看戏。比方说，这个戏会了没有？我说不太会，这师父简单给我说说，我就上了，这样我也演了一些麒派戏，像《扫松》《追韩信》《打严嵩》等等，我都唱过。等到沈阳了，眼界开阔了，我变声也变过来了，我就觉得我的嗓音条件唱海派、麒派戏不对工。那时候，我就接触到了京派戏，可是师父又不唱京派戏，我就只能寻师访友，跟人家偷偷地学。沈阳解放以后，在党和组织的培养下，我成为沈阳市京剧团的业务副团长，也有了更多向名家学戏求教的机会，像东北有位著名的票友，叫王亚东，据他说呢，他在北京的时候，曾经是一位军阀少爷的马弁，具体是哪个军阀，他好像说过，但我现在不记得了。这个军阀的儿子喜欢戏，经常去余叔岩先生家里学戏、聊戏，王亚东是少爷的马弁啊，他也爱戏，每次都跟着少爷去余家听他们聊戏，所以学了很多余派戏，也可以说是‘熏’的。我就跟王亚东先生学戏，当时跟他学戏的还有管老（管韵华）、（尹）月樵、焦麟昆，王先生在唱念方面很讲究。后来，我又跟在辽宁戏校教戏的关盛鸣先生学习了余派的《搜孤救孤》，还跟到沈阳演出的哈宝山先生请教过杨派《文昭关》的唱法。后来像《失·空·斩》《群英会·借东风》《四郎探母》《红鬃烈马》《杨家将》《乌盆记》《伍子胥》这些戏我都演。包括“文革”后，包括大连的曹艺斌先生，也是东北很有影响的名家，我也拜师了……我都向他们问艺。所以我在京剧里，算是麒派打底，后来主要演出京派老生戏。我21岁就当业务副团长，开会啊，邀请演员啊，这样接触名家的机会也多，在艺术上有一定的收获，也受到一定影响，因为年轻，有嗓子，戏路子也比较宽，所以在东北的同行里，就算是小有名气吧！ 

四 

我过去跟师父的那个时候，师父也没时间给我说戏，但是他演戏我得跟着，一方面做师父的跟包，就是现在演员助理的那个角色吧！另一方面，就是看师父演戏。所以他演的戏，基本都是我看会的。后来，我又在师父的戏里来个二三路的配角，有不对的或者不会的地方，师父再给说说。再后来，有的时候，师父就让我唱正戏里的主角。我师父演的都是海派戏、麒派戏，他嗓音条件没我好，但是他会表演，会抓观众，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演人物，这也给我的表演打下了注重表演、演人物的基础。

但是在我到了沈阳以后，眼界开阔了，看到了京派戏，特别是我的嗓子在变声后恢复了，嗓音条件还可以，就觉得京派戏在唱念上，特别细腻、规矩。另外，麒麟童，就是周信芳的唱片大家都听过，他是那种沙哑的嗓音，这是他的自然条件，而我的嗓子又不是那种沙哑的嗓音，我不能用我的好嗓子去学、去憋那种沙哑的嗓音，毁掉我的本来好的嗓音条件，所以我就开始学习京派戏。京派戏的唱念非常规矩，这是京派的特长，但海派戏的身上、表演又很鲜活，所以我在学京派戏的时候，就不自然地把我学海派戏注重人物的表演和刻画加进了京派戏里，等于说，我演的戏在唱念上注重京派的规范，在表演上注重人物的刻画。等解放以后，我离开了师父，我基本就不演海派戏了，只演京派戏了。演的比较多的有《四郎探母》《红鬃烈马》《群英会》《清官册》《失·空·斩》，另外像折子戏《文昭关》这些戏演的多一些，所以有人说我演戏是京派、海派两合水儿。就是说虽然我演的是京派戏的剧目，但在戏里我加强了人物的表演。用现在来说，不是很归路，但应该说我走这条路还是对的，因为特别是在东北，有很多河北、山东的观众，这些观众大都喜欢看表演，用过去的话说，是“卖力气”，我就属于“卖力气”的演员，我的表演既有京派的（成分），也有海派的（成分），这适合我的自身条件，也适合东北观众的口味，也可以说我是杂家。 

五 

我从21岁就当了沈阳市京剧团的业务团长，业务团长就要负责剧团的剧目安排、节目安排和演员的角色分配，这是个很重要的剧团业务管理人员。当时沈阳市京剧团还不是完全的国营，是自助的，这就要考虑到上座率，什么样的剧目观众爱看，剧团里有什么样的主演，安排他什么样的剧目，剧团里面有什么样的青年演员，他适合演什么样的角色，他的自然条件在哪方面能发展起来，我是这么走过来的，因为我是演员出身，一个剧目的质量，他的主题，观众爱看什么，在这方面有切身的体会，有一些严格的管理和要求。所以选择剧目上，安排演员上，在剧团的业务管理上，我还是积累一些经验的。

后来，1959年沈阳京剧院建院，我在二团，后来又当了二团的团长，我在二团的时候，排了两个戏都比较成功，一个是《狸猫换太子》，一个是《十五贯》。《狸猫换太子》过去是上海的本戏，我们东北的观众喜欢看群戏，喜欢看故事性强的戏，我们排这个戏的时候，一共排了三本（集）。我演一本的陈琳，陈琳是不戴胡子的，但是由老生来演。这个戏也是批判了刘妃、郭槐，坏人陷害好人，救太子。我们剧院最早排这个戏是1962年，那时候好像是宣传部的副部长周扬，正好来辽宁视察，在沈阳看了这个戏，到后台接见演员，认为改编得很好。因为这个戏在解放前有一些迷信的色彩，但我们排的时候，都把这些删掉了，62年那次我们演了就有一个多月。第二次就是“文革”后，我们又复排了这个戏，前前后后演了三年左右。当时京剧院有三个团，那会儿剧团演员和观众就说，京剧院吃猫肉——《狸猫换太子》不是有猫吗？京剧院吃猫肉吃了三年！因为观众爱看买票啊！

《十五贯》也是那个时候排的，当时也是“四人帮”刚被打倒，社会上普遍存在了冤假错案，我们二团就抓了这个《十五贯》。《十五贯》原来是个昆曲戏，后来改编成京剧。《十五贯》也是反官僚、平反冤假错案的戏，由于和当时社会实际情况结合，观众爱看！一开始是一天一场，但是满足不了观众，所以就加演一天两场，后来两场也不够，最后就一天三场。后来有人统计，三个月下来，二团的《十五贯》总共演了170多场。我在这个戏里演一号人物况钟。在这个戏里，我就用了麒派的耍水袖、抖髯口、哆嗦、搓手啊，表现况钟急切地心情。但是在表现思想斗争方面，我就用了京派的杨派啊，马派的唱腔，抒情！假如单用麒派来演这个戏，不行；单用京派来演呢，表演上又受限制，所以，我就在这个戏里充分地把京派的唱念和海派的表演结合起来了，今天说，应该不归路儿，但是，可看性强，观众爱看，也受欢迎！ 

六 

1984年，我被（沈阳）京剧院全院370名员工经过四次不记名投票，选为沈阳京剧院院长，在院长的位置上干了四年吧，后来因为身体原因，在1988年初提前退休。退休以后，经过一年多的休息和治疗，我身体有了一定的恢复。我想自己年龄还不算太大，既然退了下来了，但其他的工作还可以做一些，总要发挥余热，力所能及为社会做一点贡献。

退休后，我开始给京剧票友做起了辅导。之后，我又被辽宁人民广播电台《戏友知音》栏目聘为艺术顾问兼嘉宾主持人，从2000年到2007年，我又被辽宁电视台的戏曲栏目《戏苑景观》聘为艺术顾问兼节目策划。后来，还应邀在中央电视台第四、五、六届全国青年京剧电视演员大奖赛中担任该大赛初赛评委，在所有初赛的评委里，只有我一人是东三省的代表，我还是担任评委里年龄最大的一个。之后，我又应中央电视台《空中剧院》的邀请，三次参加直播做嘉宾。2000年，新民市要策划建一个普及京剧知识的京剧展览馆，冯永久同志请我参与策划，从2000年开始，我参与了新民市青少年教育基地建立艺术园地——国粹园的策划工作。经过三年多的时间，建成了第一馆，主要普及京剧知识，推介辽宁京剧名家、剧目。后来又参加策划了第二馆的建设，还建成了京剧名家腊像馆。2007年，国粹园对外开放，被国家旅游局认定为4A级博览园。作为一个老京剧人，这也是我在晚年为普及京剧知识、振兴国粹艺术所做的一点贡献吧！

我今年86岁了，身体情况的确大不如前，前两年做了内白内障摘除手术，去年心脏也出了问题，下了支架，但是，人无论年龄多大，只要是活着就应该去尝试着做一些积极的、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这样活着才会有意义！ 

（《艺品》201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