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在生活中很难再找到老高这样的人了，最起码在北京是。

老高姓高，名波，可能是湖北人，也可能是湖南人，又可能两个都不是。老高个儿在一米六五以下，鼻孔朝天，且很大，这是我和老胖把他确定为南方人最有把握的一条证据。据老高自己和别人传说，他来文学系上学前是个地道的江湖客，打拳卖艺、讨债算命，凡是当时我们能想到和想不到的江湖上的事他几乎都干过，这一点在同学中几乎没人愿意怀疑。能怀疑什么呢？他时常光着头，走路摇摇晃晃，攥着一双满是老茧的拳头，像外星人一样的举动和学识，没人可以再从他身上剥去什么。

有一回，一家报纸为了给老高的第一部长篇作宣传，发了一篇老高其人其事的报道，上面醒目的写着：此人曾坐牢达四十多次，二次差点被叛死刑。结果这个有些吓人的报道并没让老高的小说《南行初记》如期刊登，编辑部随便找了一个理由将他的小说换成二月河的历史小说。老高对此事颇不以为然，但报纸在文学系传来传去，却引起一片哗然，大家关注的似乎只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此事过去很长时间之后被老胖问了出来。

老胖问：“高哥，你杀过人没有？”

老高叹了一口气，说：“你这个兄弟！”

老高没有直接回答老胖的原因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老高一定没有。在和老高相处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了老高的善良和柔软，很明显，并不包裹在彪悍的外表里面。我想老胖肯定也感觉到了，所以才敢直接去问，才敢在以后变得越来越放肆。

老胖是福建人，长得胖，姓庞，所以所有跟他开玩笑和不跟他开玩笑的人都叫他老胖。当然，也有人叫他死胖子，这样叫他的人一般都跟他关系不错，起码不算很紧张。

我、老高、老胖当时同住一个宿舍，一个屋就我们三人，一张高低床，一张半人床。老高睡在我上铺，老胖为了一人霸占一张高低床，将上铺拆了，自己睡在下面，因此大家有时也叫他半人床。

那个时候，每当夜幕降临，隐藏在学校各个角落的喇叭，咯咯吱吱响起熄灯号，老胖便从他的半人床上起来，从抽屉里取出笔墨，在床对面的铁皮衣柜上，龙飞凤舞写下一行字：

  高波《远山》作品讨论会

接着挤眉弄眼的叫一声老高，等老高在床上伸出头看他时，立即郑重其事的讲道：

“高波同志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人！他的作品《远山》必将永垂不朽，流传百年、千年、万年……”

“你这个兄弟！”老高说，从声音中已经听不出任何无奈。

我这时要么是躺在床上看书，要么在笑。当时老高的《远山》还在草稿阶段，老胖此举一是为了调侃，二是他晚上不怎么看书，也不怎么想让我们看成书。

“我这个兄弟，”无论我笑或者不笑，老胖总会扩大他的攻击范围，“总比有些假装厚重，发生什么事都一言不发，以为自己是历届文学系最牛B的人强吧！”

“你这个兄弟！”老高唉了一声，从床上探出头朝下看了一眼我，又缩回头捧起了书。

我知道老胖在激我，想不打理，又觉得这样让他嚣张下去实在不行，就一下从床上蹦起来，说：“死胖子，能不能把你那张吃屎的嘴闭上。”

“哟，辛大作家还愿意和人民说话呀”他一点也不掩示自己得逞的喜悦，接着说，“自从您那惊天地泣鬼神之作《三黑》问世之后，我以为您从此不把自己当人了呢，原来你还知道自己是吃屎长大的呀！”

老高在上铺突然吭吃了一声，我知道他笑了，还没及回击老胖，就听见他那张屎嘴又兴奋起来了。

“哟，高哥高神人，莫非您嘴里也有屎不成？”说着话自己嘎嘎乐了起来。

“庞亮，别取笑你高哥了，唉！你这个兄弟。”老高说完话又捧起了书。

这时，我和老高都知道，只要我们不同他讲话，他无论怎样闹，若单以结果论，最后胜利的只能是我们，何况对当时的我们来讲，能安静看会书，就是惟一的结果。

在我们这个三个人的屋子里，我和老高在言语上都不是老胖的对手，对此我们有这样一个共识，老胖常能在众口之上占尽便宜的原因基本基于以下三点：一、老胖眼睛大；二、老胖嘴大；三、老胖头大。老胖有了这三大，整个文学系都能被他视为草芥。他的大眼睛将所有人都盯在里面，不允许自己不如别人或被别人以为不如；他的大嘴攻击别人时实是为了保护自己；他的大头让他思维过于灵活常常不知道在什么位置停歇。

在文学系，老高读书之多，无人可以企及。无论谁说起一部作品，他若在场，便能将此作品的作者、出生、思想甚至师承等讲的一清二楚。老胖自然很不服，常嬉笑着说：“高哥，你什么时候也教教我背图书目录吧！”

老高面对老胖常是一幅无奈的样子，包括对我也是，当然还有洪涛、远峰和他的几个老乡，我们一直在生活上资助他，并也有意无意在他面前做了资助者的姿态。面对这些，他或许只有忍让，他年已四十，比我们大很多，并无什么生活来源，家里有一个十三岁的儿子和看守果园的妻子。他常说自己这是拼命一搏，我仿佛都体会到了他，但却很难真正理解。因为他，我心中怀揣的梦想也慢慢变得沉重。

同我所知道的一样，或者比我要早，他知道庞亮是一个心底很善良的人，只是因为强烈的自尊里面包裹着一颗极度自卑的心。他很怕别人瞧不起，所以总在言语上垫高自己，他总怕低人一等，所以处处与人争锋。

有时我想，如果我们这个宿舍没有老胖将会多安静，我或许就不用天天晚上去402教室了。但转念一想，如果没有老胖，这个宿舍只剩下两个像死人一样安静的抱着书的人，会有多无聊。有老胖在，宿舍里总会有意想不到的东西被他制造出来。老高睡觉打呼，他自己也打呼，甚至比老高还响，但他不准老高比自己先打，说：“你不能比我先睡啊！”老高白天写一天晚上总会很累，看一会书就着，因此，俩人经常在夜深人静时要起床投入一场战斗。这大约是我们这个快乐的小屋里，除了诸如《远山》作品讨论会这样的事外，一幕或许只有我这个老辛才有福享受到的美景。我虽很少被他们的呼噜打醒，但也经不住他们在各自的床上折腾。半夜，我从迷离蒙胧中醒来，床仍旧在摇晃，我伸出头一看，老胖站在自己床上，手里拽着老高的一半被子，老高站在我上铺，手里拽着自己的被子，俩人一高一低，僵持着，除了颜色不一的大裤衩和小裤衩外，两人都光着身子，在窗外月光的映照下像古希腊两座不太完美的雕塑。起初我禁不住哈哈大笑，后来见的多了，便大笑不起来了，但却奇怪地感觉到一种幸福。

这种幸福还可在老胖的歌声中听出来，老胖的歌唱得很好，歌词也写得不错，曾给自己起笔名为绿骆驼。但我们很少有人说绿骆驼歌词写得好，因为一说他写得好，他不是非让你讲出一二三，便是要给你唱。如果每次一首两首还可以，多了谁能受得了，于是当他毕业时将自己的歌词集结出版后，拿到谁面前谁都不说话，要是被他逼急了，不管歌词好坏先来一阵猛批，直到批的他红着脸自己回去。

唉！谈起毕业，也是一件伤心事。因为在学校时就想到了珍惜，可是如此之后时间反而过得更快。毕业就是一段生命的完结，能够继续前行的只有回想。可回想是什么呢？是得到了一种记忆，还是失去了人生中的一个位置？

老高的《远山》终于写出来了，我看了两遍，有些小失望。老胖的歌集《妈妈的四季》就摆在我的书架上，里面虽有那时候的照片，我也很少能想起拿出来看。听说他回到福建后不到一年就结婚了，大前年还是大大前年给我来过一个电话，很礼貌的说：“你最近怎么样？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我生了个女儿。”我听后很高兴，但明显觉出一种生疏，对他说：“起了什么名？”他客气道：“等你起呢。”我说：“庞亮的庞，光明的光。怎么样你看？”他一听急了，在电话里大声喊道：“你他妈才叫膀胱。”我哈哈笑了。他那边也笑了，然后说：“你他妈怎么还不结婚？”我说：“等你女儿长大了再说吧。”“你他妈怎么不说等你妈长大了，”他笑着说，“怎么嘴里的屎到现在还没洗干净。”我大声笑了起来，当时我在朝阳公园门口，有很多闲逛的人都看着我。我希望被他们看，就像我希望这篇文章被老胖看到一样。我知道他一定会生气我这样写他，一定会满嘴喷粪，同时，也一定会觉得我的语言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力量。

老高的儿子今年已经有二十岁了吧？不知道他和他的妻子这会是不是一起看守着他家的果园？其实有一个问题我是一直想问他的，但却一直都没有机会问。他说他走江湖时身边惟一的行礼就是一麻袋书。我想问他怎么可以在白天替人充当打手上门讨债，晚上再抱着《安娜卡列尼娜》读，怎么可以翻山越岭贩卖穿山甲时将但丁、浮士德、日瓦戈医生、肖洛霍夫这些牢牢记在心里，怎么可以对中国的过去了如指掌而在中国的现世举步艰难。

或许这些都不是问题，所以我当时没问，现在更没有必要去问。只是每当他来电话，说他又在进行另一部书的创作时，我便会感觉到一阵紧张。他说：“我读书是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往过读。”他说：“你必须建立自己的图书馆。”他说：“兄弟，我可能又需要一部分钱。”他说：“你这个兄弟。”

一切远去的似乎都在走近。

老高毕业后准备在北京完成他的《远山》，老胖给他留了一些钱，然后看着我说：“高波是阿尔卑斯山上的神，是魏公村厕所里的砖，但不是现实中的人。”

我说：“我会一直在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