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窗外的锣鼓声渐远。我们老家里大年初一是没有这种仪式的，但这锣鼓的节奏却很熟悉，似乎全中国都是那样的“咚咚呛咚咚呛”。

    年二十九还在上班，索性就只身在外过年了，第一次，开始以为难免的孤寂会遍布全身和空洞的房间，原本预备的排遣防御有点多余了，也许自己并不害怕孤单。毕竟这仍然不是自己的城市，虽然它现在只是我一个人的羊城。朋友们总是关切地怀疑我如何能度过本该举家团圆的节日，一个人吃饭也不热闹呀（何止不热闹，都三天没吃油了），找地方玩玩呢（最远的地方是去肯德基）。

一早（也不早，醒来时都已经过了中午，看雷蒙德·卡弗的《大教堂》到天亮才睡）和女朋友通电话的时候，她问我怎么不出去逛逛，我说这附近都那么熟悉了，逛远了又怕迷路。她在那头笑，还出招说先上网查查路线。就算是在家里，除了新年上市地去亲戚家拜年，闲聊、打牌、等吃饭，没什么活动，唯一的“活动”也是和乡里的玩伴们围着八仙桌劈里啪啦地搓麻将，这个“活动”总不会缺人的，今年也不会。

昨天三十下午四点或五点，我突然想到，往年这时候我该去贴春联了。“今年谁会去贴呢？”女朋友在电话那头问。我说，“我爸爸或我妹妹吧。”“你妈妈呢？”“做年夜饭。”然后我听见电话里劈劈啪啪声，只持续了十秒。

“好吵哦，你听见了吗，黄运丰？他们在‘烧’鞭炮呢！”

“烧——鞭炮？”

“不是烧吗？”

“放鞭炮吧，广东人都说烧的吗？”

“反正就是那个意思啦，我们快要吃年夜饭了。”

“就‘烧’这么一会儿？我们那里的鞭炮要‘烧’好几分钟呢，十分钟都有！”

“那么长干什么？”

“我们那里都样，震耳发聩的！”广州的炮声稀少，而且十分短促，顶多三秒钟，有的一瞬间就没了，你几乎不能确定那是鞭炮声，但毫无疑问那肯定是的，年夜饭都快上桌了。

昨天我给她打了好几个电话，反正我一下楼去公话超市（昨天手机欠费，所以去公话打电话给姥姥姥爷辞岁，祝贺一些能打得通电话的朋友新春快乐）就会播过去和她聊一会儿。她好像很闲（我更闲，没得忙而已），她说来那个了干活会晕倒的，所以都是爸爸妈妈和弟弟在做，弟弟买了烟花，准备待会放烟花。“这回不是‘烧’了？”“讨厌！”“年夜饭吃的什么呀？”“好多东西，我都吃累了。你想家吗？”

“想啊，说不想那不是畜生了？”

“想我吗？”

“当然也想，说不想那不也是畜生了？”

“你给家里打电话了吗？”

“打了一直没打通，老是线路忙，可能是家里下大雪，通讯出故障了。”

后来终于是打通了妈妈的手机。八点，春晚要开始了。

“妈——”我以为我会哭出来，结果没有，年轻十岁也许会吧。“怎么电话老打不通呢，爸的妹的家里的都打不通。”

“这不是通了，我们在你三娘家吃的年夜饭，正回去路上，走到狮头了，毛女（堂妹）今年回来了，带了个男朋友人高马大的，你梅姐邪乎说跟姚明样，你三娘让我们都到那儿过的年。你吃的什么呀？”

“去肯德基吃的。”

“那能吃个什么呀，没有去饭店点点菜？”

“一个人懒得去的。”其实这边过年没啥气氛，商铺小店基本都照常营业，人来人往不比平时少，所以我也是照常地过，并没有当作是在过年，去饭店也只在三五朋友在一起的时候。

“女朋友呢？你怎么没去她家呢？”

“坐车也要三四个小时，再说这边风俗我也不知道，说话也听不懂。爸呢？”

“也路上走着呢，我让他接——”

这时我听到他们三个踩着雪地咯吱咯吱的声音。

2010年2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