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去北京，是1981年10月份，是为了鉴定俺们发现的沂源猿人头盖骨化石。第一次走进了北京大学。而那一次，因为水土不服，居然跑肚拉稀。

    1982年，是为了鉴定俺们在临沂凤凰岭发现的中石器时代的细石器，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见到考古学家夏鼐先生，次年5月，俺们的第一篇考古报告就发表在《考古》第5期的第一篇。

    1983年，为了鉴定在日照竹溪村发现的旧石器，与日照县的杨深富先生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在那个所里住了一个月，一墙之隔就是著名的科普作家高士其爷爷。为了那个科学简报能够在《人类学学报》发表，该杂志的编委张森水研究员让我们四易其稿。在当时，我们俩人都没有学术职称，能够在国家级专业的学术杂志上面独立发表文章，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那个时间，北京天文馆门口卖小笼蒸包的人就开始黑心了，据说，因为缺水，竟然用洗脚水蒸包子。他们打来的自来水，先自己洗脸，然后洗脚，再蒸包子。所以，至今我都不敢在北京的街上吃小笼蒸包。

    1985年，在北京周口店参加了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所举办的“第四纪地层与旧石器考古培训班”，著名考古学家贾兰坡院士担任班主任，成为了俺们的老师。就是在那个学习班上，贾老鼓励俺把沂源猿人头盖骨化石的发现写出来，并推荐给《人类学学报》、《化石》杂志分别发表。《人类学学报》是学术性的，《化石》是科普性的。正是因为贾老的鼓励，才走上了旧石器研究的道路。

    1986年。。。1987年。。。。。。

    自此以后，几乎每一年都有去北京。有的时候是为了与科学家们的合作，有的时候是为了鉴定紫金砚石，有的时候是为了《羲之书画报》的业务，有的时候是为了书画的经营，有的时候是为了参加学术会议，有的时候就是为了去看望朋友，有的时候。。。。。。

    30多年来，北京城的四九城俺们几乎都跑遍了。那些当初俺们跟着学习的老科学家们多数都到另一个世界去了；在世的，几乎全部退休了；另外一些中年的多数都出国了，许多人在美国拿了绿卡就不回来了。可以说，俺们是看着北京城怎么发展的，如同俺们是怎么样看着临沂城的发展一样。

    而这一次去北京，在一些科研院所，居然看了许多笑话，说给大家听，考虑到当事者的前途，就不能提名道性了。

    其一，鉴定化石。这次带了一块疑似的人类化石，是十几年前采集的，还有一个用陨石制作的旧石器，去一个研究所想请专家看看。值班的女人不认识老徐，坚持让科技处的人先看，我就同意了。下来一个小伙子，可能是博士，2个标本都看不懂。于是乎，他又电话喊来一个小伙子，是个在读博士。距离化石还有几十厘米，手都没有伸，站都没有站稳，就脱口而出：不是的。我说，你拿起来看一看！他果然拿了起来，在手里翻转一下又说，有些像。我再对他说，你仔细看看，是不是。他再看了又看，说有点像，说不准。我就问他，你的老师是谁？他回答是某某人。我说，我认识他，找你老师看吧。于是乎，就作鸟兽散了，随他去找他老师了。结果，老师也没有看出来怎么回事，我就把标本留在那里，让他们仔细看。我告诉他们，我的老师告诉我，把纸片撕一个手指甲那么大的洞，蒙在骨头上面，就可以知道是不是人类的。他们听了感到诧异，我估计他们就没有读过恩师贾兰坡的书《悠长的岁月》（第55-56页）。

    其二，咨询陨石。带了一些陨石，去找一个大名鼎鼎的科学家，想请他看看是否可以检测。他倒是拿在手里看了一眼，说不是的。我问他是什么，他答：铁矿石！天啊，那个标本的含铁量不会超过10%，可能连铁矿石都不够。既然他这么说了，我就无话可讲了，因为老徐是主动上门请教的。我不知道，是他老师没有教他，或者是他真的不会看，或者是故意信口雌黄瞎说的，如果属于前者，有些悲哀。如果属于后者，似乎是职业道德层面的问题了。其实，他的办公室门口贴的科普宣传画上面，就有一个类似的照片，上面写的是月球陨石。如果在美国，这样的事情可能会被称作“铁矿石门”了。

    我举上面2个例子，就是想说现在科学届一些现象，轻浮，浅薄、浮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