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元大都遗址所出的紫金砚，因识者较少，在出土之初曾被当作“紫端石风字砚”（见《考古》1972年第6期第10页）来描述，时代一直被认为属“宋代”。笔者认为，这砚的造型明显具有唐、五代风格，应早于宋代。从北宋米芾书作中称其为“传世之物”也可知，这砚的制作年代应早于北宋或米芾生活的时代。不可依米芾题铭时间作为确定该砚的时代依据。http://www.zijintang.com/images/zjs/5b.jpg
    近10年间，笔者曾多次去首都博物馆观摹展览中的米芾款紫金砚。该馆在展品的说明文中认为“元章”二字并不一定就是米芾，学术界存在争议。如果他们读了米芾的《砚史》以及上述书作，或许这个争议就不是争议了。将这件出土于元代遗址（后英房主院东挟屋的砖地上）、由宋人题刻的、有可能是唐或五代时期的紫金砚，陈列于元代文化展带上，是值得进一步商榷的。
    另一方紫金砚现存西安碑林，系1957年征集的出土物。砚为长方形，长23、宽15.8、厚2.9厘米。砚面大于砚底，四边内敛。砚堂呈长的八角形，水池底部破损成洞，前、左、右三边亦破损。砚背往上隆起，有铭曰：“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笔者注）造紫金石砚”（图6）。绍圣系北宋哲宗赵煦时期第二次改元年号的最后一年。这个时期，正值米芾中年（46岁),是紫金砚盛行阶段。http://www.zijintang.com/images/zjs/5a.jpg
    宋代以后，有关紫金砚的情况，不仅不见文献记载，朝野上下，连实物（传世或出土）也不见。估计是“唐时竞取为砚，芒润清响，国初已乏”的缘故。
    在前述仅见的两方出土的紫金砚中，带有米芾款的那方，是与新石器时代的石斧等不同时代文物共存，被认为是元代贵族收藏的文物。这方砚据说原曾为宋徽宗所有，后赐米芾，又被苏轼借去，苏轼临终前曾嘱其子随葬，被米芾索回。米芾将此砚的流传过程写入《宝晋英光集》。宋代何邃在《春渚记闻》中有一段“米元章捧砚跪请”的文字，说的可能就是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