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我国恢复高考30周年，恰逢一年一度的高考之际，自然会勾起许多相关的记忆和话头来。

    近年来，随着大学扩招步伐的不断加快，高考的话题越来越热，特别是每年这个时候，有关高考的各种炒作更是沸沸扬扬，热成了一锅粥。今年因了非典，考试提前，被冠之以“非常时期的高考”更成了各种媒体争相关注的焦点，一时间，报纸、广播、电视纷纷推出高考专题，从考试应对到心理调适、营养配餐，甚至对考生穿什么衣服、乘哪种交通工具等细微之处都一一介绍，让考生和家长们看得眼花缭乱。再有，政府高度重视，在卫生防疫上大把大把地花银子且不论，居然将若大的公共汽车挂上“考生专车”的牌子，让那些没钱买车的考生和家长也着实风光和方便了一回。我家今年没有参加高考的学生，但是，如此热闹的高考景象还是牵动了我，自然地，就想起了我也曾经历过的那回高考。

    那是国家恢复高考制度的第三个年头，1979年的夏天，气温比今年夏天要高得多。当时，我正在河北崇礼县一个叫西甸子的山旮旯里当兵，因为参军前没能赶上高考，部队领导准许有两年兵龄的我去试试。所谓试试，是因为团里多出一个到师里参加预选的名额，政治处的同志考虑我虽然没有复习准备，但凭着会写几篇小稿，至少不会得个大烧饼回来。离全国考试还有一个月，我和另外9名男兵女兵们乘着一辆解放卡车出了山沟沟，赶到近百公里之外的师部大礼堂，参加预选考试。这是一场综合性的基础考试，语文、政治、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全部浓缩在几张特别大的卷子上。离开学校三年多了，课堂上的记忆早已淡漠，只能是凭着自己的老本瞎蒙了，蒙对多少算多少呗！反正那时也不抱什么希望。因为在赴考的途中才晓得，同行的几位卫生队女兵都是军部师部首长的孩子，人家已经脱产复习好久了。她们见我连高考复习大纲还没见到，考试范围也说不上来，就笑话我是一个陪练的主儿。陪练就陪练吧，至少能到师部见见世面。回到团里后，就想把这事搁一边了，但宣传股长却对我抱有很大希望。他对那帮后门兵向来都不屑一顾。他托人给我找来几本书，让我抽空复习。果然，正如他所预料的，我顺利地通过了预选这一关，拿到了参加全国高考的准考证。

    距离考试还有二十多天，我把这些时间当作有限的钱来认真算计着怎么花掉它。我要报考文科，语文、政治基本是靠吃老本，再复习也抓不了多少分；主要的精力用在历史和地理上，这两门课主要靠硬背，有立竿见影的效果，而地理对我是个空白，我上的那所农村中学，连个象样的地球仪都没有；不过，这对我倒是一件好事，学多少就能得多少分。至于数学，其系统性较强，我基础又差，绝非短时间能够拾起来的，我采取临考前两天请老师直接给我讲卷子上的题，能够拣几分就万事大吉了。外语在当时只是在上重点大学录取线后才起作用，我压根就没作这方面的准备。最大的问题是工学矛盾解决不了，团里不仅没有考前集中培训，而且也不能放下手中的工作，复习时间只能靠一点一点地挤和偷。所谓挤，不言而喻，就是尽量把首长交待的工作往前赶，把休息时间往少了压，把所有的和老乡聚会、娱乐时间全部减掉。记得最遗憾是正好赶上军区歌舞团来部队演出，那时我就住在礼堂的小阁楼上，演出前排练的声音扰得我心神不宁，那些军中名星们对我的诱惑太大了，我只好独自爬到山的背面去学习，在那里除了鸟叫没有别的声音。到了正式演出那天，我也狠下心来没去看。至于说到偷时间，就是想方设法从八小时工作时间里往外偷。招数很简单，细眼人一看就能识破。一种办法是政治学习时将复习用的书偷梁换柱，大本的书换成红旗杂志的封面，小本的书用毛选五卷的书皮；另一种办法是在开会时，乘别人讲话时，低着头不停地往本子上记，其实记的不是人家讲话内容，而是自己在默写有关历史地理的考试内容。因为在部队最轻闲的时候是学习或开会，让思想开一会小差是没人会注意到的。可以说就是靠着这些歪门邪道，我居然在短短的二十多天时间里，把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象放电影一样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将两大本中国地理和世界地理翻了个遍。

    考前的最后一个星期天，我进城想获得一点有关考试的具体信息。中午，我在张家口一中的校门口转悠了几个来回，也没见到一个老师和考生，人家都在临阵磨枪，哪有工夫和心情在烈日下闲逛呢！就在我饥肠辘辘、灰心丧气要离开学校门口时，从传达室走出一位老人，他问我是不是找人。我说是。他说你找谁。我说想找老师请教个问题，最好是教数学的。他见我汗水湿透了军衣，脸晒得黝黑黝黑，就说：你先到树荫下歇会儿，等老师午休起来再去找。说完他给我写了个纸条，上面是一位范老师家的门牌号。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敲开了范老师家的门，没想到人家对我这个不速之客一点也不见外。老师说经常有学生来家问题，只不过象我这样当兵的还是头一个。在老师家里，我一边吃着刚从冰箱里取出的西瓜，一边听老师讲卷子上的题，不知是什么原因，平时觉得十分抽象乏味的数学题突然变得鲜活生动起来，我听得入了迷。临走的时候，老师把自己儿子的一部分复习资料递给我。我担心影响他儿子的复习，他笑着说：“没关系，他今年考不上，明年再接着考。他缺的不是时间，而是你身上的这种精神！”

    考试的前一天晚上，我住进师部招待所。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按着昨晚打听好的路线直奔考场。我所在的考场只有我一个军人，张家口驻军有一百多名军人被分散到全市各个考场。那会儿，我已经把考场当作战场了，心里早就打定主意要坚决打胜这一仗。考试进行到一半多的时候，有两个现象引起我的不安。一是老师总爱在我身边转悠，二是许多考生早早地就交卷出去了。我怀疑是不是自己的水平太差了，立刻有些局促不安起来。监考老师看出了我的心思，主动凑过来对我说：“小伙子，这个考场里你答得最好，放心地答吧！”这句话给我吃了一颗定心丸，同时也让我感受到了老师们都有一颗伯乐心。下午考试的时候，由于天热上火，我突然流鼻血不止，这下可把监考老师忙坏了。她从外面端来一盆凉水，不时地将凉水浸过的毛巾递给我止鼻血。我一手拿毛巾捂着鼻子，一手答题写字。那场面颇有几分悲壮和感人呢！等五门考试结束时，监考老师认为我的成绩应在重点大学之列，就主动劝我加试外语。当时，部队替我报的是俄语，其实我只听了一个月的俄语课，倒是英语我一直在隔三差五地自学着。监考老师请示了上级，不知通过什么渠道为我调换成了英语试卷。

    考试结果自然是我考中了。据说我的成绩不仅在军队考生中数第一，在张家口地区考生中，我的语文成绩名列前茅。写到这里，似乎是该给这篇有关高考的回忆文章结尾了，不，此后还有两个戏剧性的波折不能不写。头一个波折是省高招办打来的电话引起的，说我的成绩经过认真复核，比原来高出十多分，请我去省城重新填报志愿。我原来报的志愿从头到尾全是中文系，那会儿正迷着文学呢，非文学专业不学。在省城，负责招生的同志特意给为推荐了两个学校，一个是南京大学的历史系，另一个是南开大学的哲学系，这两个学校都比我原来报的那所学校名气大，属于全国重点大学，而我填报的第一志愿是一所二类综合大学的中文系，那两个学校负责招生的老师我都见了，但我还是不改初衷，除非他们能给我调到中文系。现在回想起来，一个土里巴几的新兵蛋子，第一回独自到省城，在众多权威教授面前能够坚守自己的选择也确实不容易。如果说这一波折还不算大，那第二个波折就很险了。我虽然去过了省城，在招生办最后决定了自己的志愿，应该说心里的那块石头早已落了地。但是万万没想到，当别人拿到录取通知书一个多星期了，我还没拿到。怎么回事？原来，通知书早已到团里。首长们说要研究研究再决定是否放我走。初步研究结果是将我留下来。那天，政治处主任手里拿着一张预提干部登记表来找我谈话。起初是替我算了一笔账：不去上学，很快就可以提干，两个兜变成四个兜；去上学还是个学员，四年后才能提干，穿上四个兜的衣服，经济上的损失也是显然的。我听着直摇头。后来团政委也来找我谈话，讲我在部队的发展前景，讲实践是最好的课堂，讲他自己为什么在地方大学学了四年工科要到部队来锻炼，讲了好多远的和近的例子。我还是不动心。最后，我担心他们真不让我走，就哭着求他们：“求求你们放我走吧！我真的很想去大学里读几年书，到时候你们需要我，我一定回来！”不知是我的眼泪感动了他们，还是我的固执起了作用，我终于如愿以偿，在这一年的9月1日踏进了大学的门槛。

    行文至此，该收回我的思绪了。如果不是看现在热乎寻常的高考现象有所触动，我也不会将自己这段高考经历重新翻出来。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我都不把高考看得这么重。我觉得，做学生的，从幼儿园到小学，从小学再到中学、大学，就象我们搞新闻的，从助理记者到记者，从主任记者到高级记者，都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往高处走，何必人为地夸大其难度和分量呢！要说难，我当年参加高考的录取率是历届高考最低的，在37个考生中录取1个，而如今600多万考生中可以录取330多万，在大城市里达到了10：7还多。如果大家都不去炒作这件事，让考生们象参加正常考试一样，自己安排自己的事情，那些莫须有的压力和烦恼不也就自然而然地消失了吗？对待高考，国家、学校、家庭和考生，都要有一颗平常心，这就是一个过来人的忠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