拂去历史尘埃，此处群山巍然

——读魏伯河先生《高山集》

颜廷燕

        山东文艺出版社2024年1月出版的《高山集》，共收入魏伯河先生十多年来发表的研究宁阳先秦至清末的历史文化论文28篇，30余万字。这些研究，或对宁阳先贤进行籍贯考证，或对其历史评价进行辨析，或对其学术思想进行探究，或对其文学作品进行鉴赏，其中还包含对宁阳县名释义、圣邻书院创建等问题的考论。笔者读后感到，本书论述客观又饱含对宁阳历史文化的深沉热爱，对了解、弘扬宁阳历史文化乃至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 现实指导意义，有重要的学术参考及收藏价值。

   爬罗剔抉，为先贤确定宁阳籍贯

       宁阳，作为齐鲁重地，人杰地灵，历史上出现过大量先贤。但由于宁阳历史上行政区划变动不一，各种文献  资料记载并不一致，导致许多人物的籍贯存在分歧，甚至引起某些争议。而要考证清楚这些问题是很不容易的。为此，作者博览穷搜，占有了大量资料，以相当笔墨进行考证，确定了历来有所争议的鲁义姑姊、夏侯胜、夏侯建、疏广、疏受、刘沧、姜潜等人为宁阳先贤，且在宁阳文化史上享有重要地位，并对其他说法也找出了其历史渊源。这类考证，使宁阳历史文化的概貌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轮廓。  

      鲁义姑姊：鲁义姑姊故事见于刘向《列女传》，但因其不见于其他典籍，导致其真伪及发生的时间、地点等长期以来颇有争议。作者通过鲁义姑姊故事的真实性、鲁义姑姊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鲁义姑姊故事的主题、鲁义姑姊故事的传播、鲁义姑姊故事的当代意义五个方面论证了这一故事并非无根之谈，其发生时间应为春秋后期，宁阳南义（南驿）为鲁义姑姊故里，鲁义姑姊为宁阳人。至于其他地方的鲁义姑传说或纪念活动，只是证明了鲁义姑故事的影响深远。

      夏侯胜：夏侯胜，著名经学家，西汉今文尚书“大夏侯学”的创始人。关于其人，颇有悬而未决或存在争议的问题。其中，关于其籍贯就有3种说法：一说为曲阜人，一说为东平人，一说为宁阳人。《夏侯胜研究三题》据《汉书》卷七十五《珪两夏侯京翼李传》、卷十五上《王子侯表》中“鲁人”说法，以及对比当时封国变迁及现在曲阜、东平、宁阳的行政区域划分，论证夏侯胜以及夏侯建的家乡，只能是宁阳县，而与曲阜、东平则只有历史渊源，而无现实瓜葛。

        疏广、疏受：汉代疏广、疏受功遂身退的故事，在历史上一直被作为佳话流传。《汉书·疏广传》称其为兰陵人。但是此种说法，虽史有明载，但并非定论。作者从二疏其人其事谈起，根据山东宁阳古老的“东疏”“西疏”两个村庄，以及清乾隆版《宁阳县志》“汉两疏故里”、《太平广舆记》“束”姓来源及繁衍等资料，论证了汉代疏广、疏受虽然原籍兰陵，但主要居住在宁阳，其后世也在宁阳繁衍（当地至今仍有村庄“束家平”），而在兰陵却寻访不到疏（或“束”）姓后人。

      刘沧：因长期未受重视，刘沧的资料极为有限，后人的研究也几近空白。在对“刘沧的籍贯”的考证中，作者从宋代《郡斋读书志》、元代《唐才子传》等各种典籍均称其为“鲁人”“鲁国人”；当代学者多认为其为宁阳人、龚邱（唐代宁阳旧称）人、汶阳人，而刘沧诗歌中屡称家乡为汶阳等众多材料中爬罗剔抉，探赜钩玄，论证刘沧的籍贯为宁阳。至于刘沧诗歌中在外地回忆家乡，几次称“海上”“海边”“海门”，作者则举曹植《与杨德祖书》中称“公干（刘桢）振藻于海隅（宁阳）”证明，宁阳及兖州一带在汉朝以来文人及文学作品中是被视为“海隅”的。而对有的学者认为刘沧为临朐人的说法，作者则以临朐历来不属于鲁地予以否决。

      姜潜：姜潜，北宋后期泰山学派重要代表人物，但他是泰安人还是宁阳人存在争议。在《北宋名士姜潜生平考略》之“关于姜潜的籍贯”中，作者据《宋史·姜潜传》《宋元学案·泰山学案·姜潜》、石介《朋友解》、元代陆友《墨史》、咸丰版《宁阳县志·良吏·姜潜传》等考证，主要依据石介《朋友解》“潜居奉符之太平镇”之说，指出前人关于姜潜籍贯有兖州、泰安（奉符）、宁阳三说，只是古今隶属关系不同造成的记载各异，当时兖州辖奉符（今泰安）、奉符辖太平镇，而太平镇即今宁阳磁窑镇，追本溯源，论证姜潜按明代以后区划只能是宁阳人。 

明辨是非，为先贤评价破除误解

      古代人物身处特殊历史环境之下，其所作所为、成败是非均有其特殊因缘和理由。今人对历史人物的研究和评价，固然要参考前人的成说，但也必须本着历史地评价历史人物的原则，力求作出客观评判。本书另一重要价值就是对宁阳先贤破除误解、纠正恶评，为其辨明是非。每篇论文均以充足的历史资料为依据，力求给予人物及事件公正合理的评价。

      夏侯胜决非利禄之徒：夏侯胜本《传》有这样的记载：“初，胜每讲授，常谓诸生曰：‘士病不明经术。经术既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学经不明，不如归耕。’”宋代徐钧咏诗嘲之曰：“精推洪范罚常阴，一语知几耸在廷。却道取青如拾芥，是贪利禄始明经。”在他的笔下，夏侯胜似乎是典型的利禄之徒了。《夏侯胜研究三题》一文为其正名：“他是一位很有骨气的知识分子，绝非利禄之徒，与此有关的诸多争议可以休矣。”作者辨析夏侯胜所说“明经术”与“取青紫”是强调学以致用、知行合一，列举夏侯胜的处世态度和人生经历，尤其“庙乐之争”中夏侯胜体现的凛然正气，义正词严地指出：“他因此（庙乐之争）受到弹劾，被下狱治罪，几乎丢了脑袋。但出狱后不改初衷，仍以耿介立身处世。这岂是一个利禄之徒所为？”

      于禁为何晚节不终：于禁，东汉泰山郡钜平（今宁阳县磁窑镇西太平村）人，在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汉朝末年，凭借赫赫战功拜将封侯，成为曹魏方面著名的“五子良将”之一。但在其晚年襄樊之战关羽水淹七军时下令投降，被曹氏父子及后代史家视为“弗克其终”的典型。于禁素以“毅重”著称，他当时为何选择投降？作者从从历史地看待“降”与“叛”、战败的主要责任不在于禁、于禁“遂降”有内在原因三方面探究，证明于禁实属发于卒伍的“五子良将”之一、深明大义的大将之才。他之所以兵败时未能慷慨赴死，并非由于贪生怕死，而是因其思想性格饱受邹鲁文化的浸润，为了避免陷于洪水的数万名部下将士死于非命而不惜自污英名。证明于禁是颇有操守的儒将。

      刘桢诗的文学地位：刘桢少年时即有“神童”之誉，所作文赋受人激赏，对《诗经》的研究也颇为深入，是著名的“建安七子”之一。但王士禛在其著作《香祖笔记》《古夫于亭杂录》和《分甘余话》中，多次贬斥刘桢的诗“无一语可采”。作者认为：王渔洋一贯贬斥刘桢，有悖情理，明显失于公允。究其原因有二：一是刘桢的诗风不符合王士禛力倡的“神韵说”；二是刘桢作品的大量散失也影响到人们的评价。经过建安风骨内涵辨析、《文心雕龙》与《诗品》对刘桢的评价、曹刘并称等话题探析，作者认为，刘桢的诗在历史上与曹植并称“曹刘”，是历史定论，不能因其作品流失太多就认为名不副实，其应该是建安风骨的代表人物之一，是文学史上的著名诗人。

      黄恩彤不能以“卖国官吏”定论：黄恩彤因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参与签订《南京条约》而长期被贴上“卖国官吏”的标签。作者认为，对历史人物，尤其是处于社会变革时期的复杂历史人物，不能简单地用贴标签、划线站队的方式加以品评，而应全面进行考察，对历史问题做出历史的评价。黄恩彤参与《南京条约》谈判属于临危受命，在谈判中他也尽量维护了中国的利益，不能简单以“卖国”定论。论文通过大量资料证明：黄恩彤是施政有方的官场能吏、进退维谷的外交使者、情系桑梓的布衣乡宦、著作等身的硕学鸿儒。在他身上，传统士大夫品格和睁眼看世界的先驱并存，一生施政有方和治学有成兼顾，几乎集合了全部的传统道德，是修齐治平理想的忠实践行者。

探赜钩玄，对先贤思想进行点评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无数先贤以其深邃的思考和独到的见解，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宁阳先贤亦然。本书以独特视角剖析了战国时期荣启期，汉代疏广、疏受，东汉刘梁，北宋姜潜，明代吴孟祺、吴崇礼，明末清初宁之凤等宁阳先贤的生平及思想，让人汲取智慧，深入思考。

      荣启期的“三乐”人生观：荣启期“三乐”一向被认为是道家思想，作者则从乐天知命的文化传统对儒家文化人本观、生死观、贫富观的影响等方面指出其对儒家思想形成亦有深刻影响。而当代有人把荣启期的“三乐”观视为类似于阿Q精神的自我安慰，甚至作为不思进取的典型，这样的见解显然是庸俗的。作者认为：乐天知命、参透生死、珍惜人生，是一种高深的人生境界，绝非庸碌之辈所能企及。历代人士尤其是宁阳后人，在面对进退荣辱、生老病死等世俗问题时，大多持“乐天知命”的达观态度。后世典籍也一直把荣启期尊为“高士”“贤者”，列入隐者之流。

      二疏的“功遂身退”：汉代疏广、疏受虽然博学，却没有著作传世；虽贵为太子之师，所完成的其实只是启蒙教育，但却因其知机而退、主动请辞，和对待金钱、子女的豁达态度而受到时人和后世极大的尊重和赞扬。作者从历代大量追和陶渊明诗《咏二疏》这一独特视角，归纳赞扬了二疏的生平及处世哲学。这固然与陶渊明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有关，但这也同时有力证明了二疏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典范作用。

      刘梁的“得由和兴，失由同起”：刘梁，的《辨和同论》在东汉后期问世，但长期以来未受重视，作者从刘梁的从政经历谈起，辨析了其任尚书郎时期的论文《辩和同论》，认为刘梁关于和同的哲学思想可归纳为：“得由和兴，失由同起”。作者指出，第一，刘梁对“和同”的认识，是先秦“和同”思想的进一步发展；第二，刘梁对“和同”之是非的思考、研究和判断，是“考之以义”的过程和结果；第三，刘梁之“辨和同”，旨在弘扬和而不同、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和包容精神，祛除党同伐异、画地为牢的狭隘观念和恶劣作风。作者认为：“源远流长的‘和’文化，是中华民族不同于世界其他民族的重要特色之一。在挖掘、梳理我们宝贵的文化遗产、重读《辩和同论》的精粹论述的时候，我们理应对刘梁这位先贤保持充分的敬意。”

      姜潜属于“无表现的人物”：姜潜对《易经》有深入研究，政治上属于与王安石对立的保守派阵营，曾因“沮格”青苗法而挂印出走；他不喜作诗，却制墨有术。作者认为，姜潜于立德、立功方面无所作为，于立言方面又无所用心，他为人所称道的，主要是不为时势所屈、任情率性的独立人格，颇有名士风度，属于钱穆先生所说的历史上“无表现的人物”，他们以自身的存在传承了中国文化某一方面的优良传统。作者从姜潜的学术交游、姜潜与王安石变法、姜潜的名士风度、姜潜的籍贯、生卒及其经历所折射的北宋人文环境方面入手，还原了一个“活生生”的姜潜，也折射出作者对北宋宽松活跃的人文环境的赞扬。

      吴孟祺无愧“百鸟中孤凤”：吴孟祺，一向只被认为是清官能吏，作者从文武兼备的官场良吏、节用爱民的执政理念、经世致用的文学追求三个方面对其全面进行研究，证明吴孟祺无愧于“百鸟中孤凤”（参加乡试魁其经房时考官赞语）。政绩之外，他与“前七子”中的康海、王九思渊源颇深，其文学观念和主张与“前七子”同调，还原了这位先贤的完整形象。“他生于东鲁，饱受儒家文化浸润，以修齐治平为人生理想，并身体力行；他才兼文武，治民、治兵各有其道，且卓有实效；他有明确的执政理念，以节用、爱民自律、律人，无论处境顺逆始终坚守不渝；他诗文兼擅，慕古而不泥古，以经世致用为写作目的，关注民生疾苦，朴实无华而自成风格；他为人耿介，正当中年即急流勇退，虽未尽其才，而不挠其志，颇有上古贤者之风。从他身上，折射出儒学传统和齐鲁文化的多重光彩。”

      吴崇礼为官吏翘楚：吴崇礼与其族叔吴孟祺一起，先后活跃于明朝后期政坛，均以勤政爱民的官场名吏著称，他们死后均入祀宁阳乡贤祠，成为历代宁阳人的骄傲。吴崇礼自幼天姿聪颖，好学不倦。14岁补邑诸生，26岁中举人，33岁成进士，其后活跃于明朝政坛长达四十年，成为朝中重臣和封疆大吏，最后在南京刑部尚书任上以身殉职。但这样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卷帙浩繁的《明史》竟然未为其专门立传，以致长期以来声名不彰。作者从情系民生的清官廉吏、抚绥有方的边防重臣、鞠躬尽瘁的刑部尚书、令人钦仰的高风亮节四方面论述了吴崇礼的思想品德、文韬武略，指出他应属当时官吏翘楚。

      宁之凤堪称循吏：宁之凤前后共在外为官15年。论文依据《宁邑宁氏族谱》中保存完整的《守河南郡伯宁公德政实绩》（简称《德政录》）资料，从宁之凤其人、《德政录》概况、宁之凤政绩归类述略、《德政录》的价值四个方面，介绍了宁之凤“安抚百姓，恢复生产”“剿匪戢兵，稳定社会”“从严治吏，反腐倡廉”“振兴文教，培育人才”“注重公益，扶危济困”五个方面的政绩，认为宁之凤作为地方主官，治理战乱初平之后的河南地区，的确做到了尽心尽力，尽职尽责，符合历史上循吏的标准。顺治帝驾崩，朝政紊乱，宁之凤遂引疾致仕，作者认为：如果顺治帝不是年纪轻轻就死去，宁之凤进入权力中枢是完全可能的。

披沙拣金，对先贤诗文进行赏析

      诗文是人类情感和智慧的结晶，历代先贤通过诗文表达了他们对生活、自然、爱情、社会等多方面的深刻感悟。先贤诗文不仅具有文学价值，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宝库。《高山集》选取了晚唐刘沧、明代许彬、清代程鸣岐、吴瀛洲、黄恩彤的部分诗文进行赏析，分别揭示出其独到的文学价值、思想价值和史料价值。材料的选取，或出自于史书，或取自于方志，或搜集于族谱，或得之于民间收藏，其中不少篇章第一次进入当代研究视野，是披沙拣金、颇具慧眼的成果。如作者所说，他写作这类文字，目的决不限于文学欣赏的范畴，意在借此引起人们对相关历史人物及其作品的关注。

      刘沧诗作赏析：刘沧是晚唐诗坛一位重要诗人，但因其长期未受重视，留存资料极少，后人的研究也几近空白。作者先论述了刘沧的生平及交游，后在他《全唐诗》中留存的100余首诗作中探赜钩玄，总结他的咏史诗置身于历史废墟间审视现实；咏怀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隐逸诗向内审视的同时，也在更深入地探究外部世界的本质。归纳刘沧诗歌的艺术特色为清丽浑成、苍凉哀婉、幽深玄远、格律精严。认为后人对刘沧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评价远未到位，而且对其在诗歌艺术上的贡献也缺乏深入研究。对于刘沧这样一位重要的晚唐诗人而言，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许彬老来的桑梓情：许彬曾一度为内阁首辅，诗文享誉海内，品格亦颇足称道。但因其属文学侍从之臣，不为历史学家所重视；而又因被归入馆阁体作家，亦被文学史家所忽略。论文从许彬的生平和文学成就讲起，梳理其从政经历及创作轨迹，并赞誉其学养深厚，文笔华赡，随后例举许彬晚年歌咏家乡的诗歌《灵山胜迹》《汶阳春耕》《洸滨垂钓》进行赏读，意在抛砖引玉，希望借此引起人们对这一历史人物及其作品的关注。

      程鸣岐歌诗动鬼神： 程鸣岐出身书香门第，才华出众，诗文名闻郡国，却终生未能中举；他鬻田购书，藏书万卷，贯串百家，著述颇丰，藏书和著作却都毁于一场大火，书法作品亦未能传世。如此生前坎坷、身后堙没的不幸经历，堪为传统社会文士悲情人生的代表。作者据清《宁阳县志·艺文》保存其诗赋十余首（篇），例举《观剥枣歌》《灾异述事》《题宁照彤表兄书势》《题临池家兄筋草书势》《兰为王者香赋》进行赏析，揭示了其人文情怀和艺术成就。

      吴瀛洲诗人兼奇士： 死后立碑刻石是我国悠久的文化传统，但是墓主生前预先自撰者极少，生前自撰且刻石树立者更为鲜见，清代吴瀛洲自撰墓道碑即其一例。作者取材于当地新发现的吴瀛洲碑文抄本，开篇论述了吴瀛洲特立独行、不偶流俗的为人处世风格；对吴瀛洲此碑文进行了释读和赏析，认为其不拘程式，率性为文，诗文穿插，别具一格，值得反复吟诵欣赏。文中还对县志中保存的吴瀛洲其他诗文进行点评，赞扬了吴瀛洲深厚又灵动的笔力，歌颂了其对桑梓山水的热爱，描绘了其充满社会责任感的文士形象。

      黄恩彤诗文管窥： 书中《黄恩彤的书卷人生》一文通过黄恩彤自撰年谱《稀龄追忆录》《汶南黄氏世谱》及《宁阳续志》等资料，还原了他酷爱读书、热爱著书且富有藏书的人生轨迹。同时选取了《昭君咏》《近事诗》《兖郡行》《彩山赋》《明湖竹枝词八首》及农事词四首等黄恩彤诗文进行赏析。这虽然得益于作者近几年搜集资料、点校出版了五卷本的《黄恩彤文集》的优势，也从一个侧面反应了作者对黄恩彤本人客观的研究与理解。

      

      魏伯河先生是宁阳人。80年代初大学毕业后回宁阳工作，初回宁阳，便发现并忧心于当时的宁阳文化现状，在发动学生办起的第一份手抄报上，他发出了“宁阳无文艺，念此意难平，人民七十万，翘首盼新兴”的感慨，并为此躬耕于宁阳教育事业。他从一位普通的语文教师，成长为宁阳一中校长，通过十余年努力，创造了宁阳教育的辉煌。2007年受聘为山东外事职业大学教授，现任副校长。虽年届七旬，但其长期以来除尽力做好本职工作以外，一直在无怨无悔地对宁阳文化发展做出贡献。这种贡献一是来源于其本人笔耕不辍，先后发表论文百余篇，著作十多种；二是来源于他的弟子们和大量宁阳后学已如雨后春笋般俏然屹立于宁阳乃至中国文艺之林。从宁阳一中的洸河文学社到现在的宁阳历史文化促进会，无不显示着金灿灿的教育力量与沉甸甸的文脉传承。人们欣喜地看到，宁阳的文化气息正日渐丰厚起来。

      《高山集》为我们展示了宁阳历史上丰富的人物群像和灿烂的人文画卷，我们阅读此书，感受到的不仅是文字之优美，更是心胸之开阔。当然，本书的问世，只是揭开了宁阳璀璨历史文化的一页。由此想到，宁阳，不仅是宁阳，还有多少宝贵的文化遗产被沉埋于历史尘埃之中？我们热切地期待有更多的专家学者，能像魏先生这样，以对桑梓故土的深情厚爱，不辞劳苦，为我们揭橥出更多的巍峨群山，共同组合出我泱泱华夏一望无尽的万里江山图！

                    （作者系山东外事职业大学副教授）

                                                                                        原载《人文天下》2024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