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缀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出版的《钱钟书集》之一种（全集收书10种）。系由《旧文四篇》和《也是集》中的三篇文章合成。钱先生在1984年11月写的《序》中说：“这本书是拼拆缀补而成，内容有新旧七篇文章。我想起古代‘五缀衣’、‘七綴钵’等名目，题为《七缀集》。”本书最初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5年出版，1994年又由该社出版了修订本；其间，台湾书林出版公司和花城出版社出的钱钟书作品集又均曾收录该书；三联此前先出繁体字版，此次再出简体字版，增补了作者后来增订的内容。据此，本版实为作者的最后定稿，最为完备。

本书就内容论，均属文艺美学范畴。行文风格，一如钱先生的其他学术著作，视角独特，征引繁富，说理透辟，多有创见。予早年曾读过先生之《管锥编》（四卷本）、《谈艺录》、《宋诗选注》等，受益良多。今读此书，颇觉亲切。此书为一小册，较之前列诸巨制，犹园林一角与大殿华屋，然自有其恢弘气度。

《中国诗与中国画》（p1-32)：

本篇论中国诗与画相通而不不同的审美传统。

开篇先对“传统”做了释义：“一时期的风气经过长时期而能持续，没有根本的变动，那就是传统。”（页2）但传统又不是一成不变，盖因“传统有惰性，不肯变，而事物的演化又迫使它以变应变，于是产生了一个相反相成的现象。传统不肯变，因此惰性形成习惯，习惯升为规律，把常然作为当然和必然。传统不得不变，因此规律、习惯不断地相机破例，实际上做出种种妥协。……传统愈悠久，妥协愈多，愈不肯变，变的需求愈迫切。”（页2）“一个传统破坏了，新风气成为新传统。”（页3）

关于“载道”和“言志”，作者有一段精彩的论述：“我们常听说中国古代文评里有对立的两派，一派要‘载道’，一派要‘言志’。事实上，在中国旧传统里，‘文以载道’和‘诗以言志’主要是规定各别文体的职能，并非概括‘文学’的界说。‘文’常指散文或‘古文’而言，以区别于‘诗’、‘词’。这两句话看来针锋相对，实则水米无干，好比说‘他去北京’、‘她回上海’，或者羽翼相辅，好比说‘早点是稀饭’‘午餐是面’。因此，同一个作家可以‘文载道’，以‘诗言志’，以‘诗余’的词来‘言’诗里说不出口的‘志’。这些文体就像梯级或台阶，是平行而不平等的，‘文’的等次最高。”（页4）

第2节，转入正题，指出：“诗和画既然同是艺术，应该有共同性；它们并非同一门艺术，又应该各具特殊性。它们的性能和领域的异同，是美学上重要的理论问题。”（页7）

第3节，指出：“中国画史上最有代表性、最主要的流派是‘南宗’。”（页8）但南宗北宗之分与画家所处地域不是同一概念。

第4节，指出：“在那些西洋批评家眼里，词气豪放的李白、思力深刻的杜甫、议论畅快的白居易、比喻络绎的苏轼——且不提韩愈、李商隐等人——都被神韵淡远的王维、韦应物同化了。”（页16）这是因为“和西洋诗相形之下，中国旧诗大体上显得情感不奔放，说话不唠叨，嗓门儿不提得那么高，力气不使得那么狠，颜色不着得那么浓。”（页16）接着指出“一个事实：神韵派在旧诗传统里公认的地位不同于南宗在旧画传统里公认的地位。传统文评否认神韵派是标准的诗风，而传统画评承认南宗是标准的画风。在‘正宗’、‘正统’这一点上，中国旧‘诗、画’不是‘一律’的。”（页17）

第5节，专论王维：因为“恰巧南宗画的创始人王维也是神韵诗派的宗师，而且是南宗禅最早的一个信奉者。”（页17）指出：“中国传统文艺批评对待诗和画有不同的标准：论画时重视王世贞所谓‘虚’以及相联系的风格，而论诗时却重视所谓‘实’以及相联系的风格。因此，旧诗的‘正宗’、‘正统’以杜甫为代表。”（页23）在作者的笔下，神韵派的倡导者王士祯扮演了一个尴尬的角色。

《读<<font face="宋体">拉奥孔>》（p33-61）：

与上篇内容相关的文字。《拉奥孔》为莱辛的论文，讲绘画或造型艺术和诗歌或文字艺术在功能上的区别。本文以大量例证说明“诗中有画而又非画所能表达”，例如“凡画奏乐，止能画一声”（沈括《梦溪笔谈》卷一七）。诗文里大量“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情景，绝非绘画或造型艺术所能表达；而莱辛所说的“（故事）画家应当挑选全部‘动作’里最耐寻味和想象的那‘片刻’，千万别画故事‘顶点’的情景。一达顶点，情事的演展到了尽头，不能再‘生发’了。而所选的那‘片刻’彷佛妇女‘怀孕’，它包含从前种种，蕴蓄以后种种。”（页48）则不仅绘画应该遵守，叙事的文学作品也应遵行。高潮之后即戛然而止，给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和回味的余地。

《通感》（p62-76)：

本篇专论文学创作中五官通感现象，是一篇富有新意、且有重要价值的论文。不了解通感，文学欣赏中便不可避免地会有许多阻隔。自作者揭橥此义，遂为中外学界所普遍接受。予多年前即曾专门读之，颇受教益。

《林纾的翻译》（p77-114)：

作者少年时曾热读林纾翻译的外国小说，并由此诱发了对外国文学的兴趣；1963年3月写作此文前又重温了大部分林译小说。经历了对林译由热读到厌弃再到客观分析的过程。此文以此为话题，讨论了与文学翻译有关的一系列理论问题。

《诗可以怨》（p115-132）：

本文为作者1980年12月20日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恳谈会上的讲稿，讲析的是中国文学审美的一个传统，由“诗可以怨”演化为“以悲为美”。此论题与予上世纪80年代前期探讨的论题关系密切，当时几乎阅读了所有能找到的中国文学史、文学批评史、文论选及诗话、笔记，做了大量的卡片，写成了《中国古代文学悲剧性特色成因初探》一文，刊发于《枣庄师专学报》1986年第1期上。该文在网上传布甚广，也被许多人或明或暗地引用甚至抄袭过。当时如能读到钱先生此文，无疑可以少费大半的力气。

《汉译第一首英语诗<</FONT>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p133-163）：

此文原为1949前用英文所写，后经人建议译为中文，乃据原文大意重写，1982年发表。文章考证出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美国人郎费罗所作）译者为曾任户部尚书、时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副大臣的董恂，时在咸丰年间，但非从英文直接译出（董不通英文），系据英国公使威妥玛汉译改为七言绝句。借此揭橥了许多至今被忽略的当时中外交流情事，并发表了对文化交流、文学互译若干问题的看法。

《一节历史掌故、一个宗教寓言、一篇小说》（p164-183）：

本文最早刊发于1983年《文艺研究》。属文化比较范畴。宗教寓言指西晋三藏竺法护译《生经》第十二篇《舅甥经》，历史掌故指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历史》中的记载相关趣闻的章节，小说指十六世纪意大利小说家邦戴罗《短篇小说集》里的一篇，三者为同源故事。连带而及的还有海涅以此为题材写的诗《拉姆泼森尼脱王登宝殿》。因比较而显现其异同，颇能启人心智。

                                          2013年6月24日读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