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镇和《东斋记事》

《东斋记事》五卷，又补遗一卷，附录辑佚若干条，宋范镇（1007-1088）撰，汝沛点校，中华书局1980年版，唐宋史料笔记丛书本，2006年9月3印。与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共为一册。

现在的人知道范镇的大概不多。但据苏轼（1037-1011）为他写的《墓志铭》可知，范氏在当时却名气很大。

熙宁、元丰间，士大夫论天下贤者，必曰君实、景仁。其道德风流，足以师表当世，其议论可否，足以荣辱天下。二公盖相得甚欢，皆自以为莫及，曰：“吾与子生同志，死当同传。”而天下之人，亦无敢优劣之者。[①]

君实即司马光（1019-1086），景仁即范镇，二人齐名，时人难分轩轾，可见名气非同一般。然而时过境迁之后，司马光因主编有《资治通鉴》，又有小时候“砸缸”救人的佳话，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除了专门研治宋史者外，知道范镇的却愈来愈少了。

据《宋史》本传载：范镇，字景仁，为成都华阳（今成都）人。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进士，历知谏院、翰林学士兼侍读等职，累封蜀郡公。仕宦生涯长达五十年，历北宋仁、英、神、哲四朝，有文名，知音乐，还参与过《新唐书》的修撰，而在王安石变法的政治斗争中，他是站在反对派——司马光一边的。

范镇著述颇丰。据苏轼《墓志铭》所列，有《文集》百卷及其他著作9种计78卷。《东斋记事》是范镇写的一部有关时事见闻的笔记。据其《自序》所说，此书写于神宗元丰（1078-1085）年间，写作目的，旨在仿效唐人“著书以述当时之事”，俾使后人有可考证，内容全系“追忆阁中及在侍从时交游、语言与夫里俗传说”。因写成于居第之东斋，故名《东斋记事》。因其意在存史，所以写作态度是严肃的，涉及的北宋故事、典章制度、人物逸事及蜀地风土人情等，大都持之有据，因而为南宋以来史家所重视。

但这本书在流传过程中还是散佚了。按《宋史·艺文志》著录，此书为十二卷；苏轼所作《墓志铭》说是十卷，《文献通考·经籍考》采用苏说，应该可信。但到清代乾隆年间编修《四库全书》时，已不得原书，称“旧本久佚”，馆臣把从《永乐大典》收录的内容分为五卷，另外从江少虞《事实类苑》、曾慥《类说》中辑录了部分佚文，作为补遗一卷，成了现在本书正文的样子[②]。

书中资料，不避琐屑，应该主要对治各专门史及蜀地社会风俗者有助益。一般读者读之，未必能有兴趣。予所喜者，有以下数条。

其一，“文彦博平抑米价”（条目标题为笔者所加，下同）：

文潞公任成都府日，米价腾贵，因就诸城门相近寺院，凡十八处，减价粜卖，仍不限其数，张榜通衢。翌日，米价遂减。前此或限升斗以粜，或抑市井价直，适足以增其气焰，而终不能平其价。大抵临事当须有术也如此。（卷四,35）

这是记载文彦博（封潞国公，1006-1097）平抑成都米价的故事。我们看到，在文彦博之前，官员们也曾采取措施平抑米价，但效果甚微。原因何在呢？因为他们采取的措施有问题：一是限量购买；二是强制降价。强制降价固然卖者不服；限量购买则只能加剧买者的恐慌心理，所以米价仍然居高不下。文彦博的办法是：一、增开网点，十八处靠近城门的寺院都被用作卖米的场所；二、不限数量，爱买多少买多少。结果第二天米价就降下来了。

当今社会的市场调节功能比那时候不知增大了多少倍，但因人为炒作导致某种商品价格暴涨的现象却屡见不鲜。政府部门干预调节的时候，有不少措施却是事与愿违的，效果往往不佳。是否可以从文彦博平抑米价的做法中有所领悟、有所借鉴呢！

其二，“置习不可不慎”：

黄筌[③]、黄居寀[④]，蜀之名画手也，尤善为翎毛。其家多养鹰鹘，观其神俊以模写之，故得其妙。其后，子孙有弃其画业，而事田猎飞放者，既多养鹰鹘，则买鼠或捕鼠以饲之。又其后世有捕鼠为业者。其所置习不可不慎。人家置博弈之具者，子孙无不为博弈。藏书者，子孙无不读书。置习岂可以不慎哉!予尝为梅圣俞言，圣俞作诗以记其事。（卷四，页37）

黄氏父子均为著名宫廷画家，他们为作画而养鹰鹘，后世子孙遂以养鹰鹘为业而弃画业；养鹰鹘需以鼠为食，后世子孙遂有以捕鼠为业者，可谓每况愈下者也。推而广之，“人家置博弈之具者，子孙无不为博弈。藏书者，子孙无不读书。”由此得出结论：“置习不可不慎”。家庭环境对子女志趣的养成影响甚大，今之为人父母者不可不知此义。

其三，“不足则夸”：

欧阳永叔[⑤]每夸政事，不夸文章， 蔡君谟[⑥]不夸书，吕济叔[⑦]不夸棋，何公南[⑧]不夸饮酒，司马君实不夸清节，大抵不足则夸也。（补遗，页47）

真有长处的并不向别人夸耀自己的长处，因为长处自己不夸别人都已知道。向人夸耀的往往倒是其不足的方面。“不足则夸”，符合心理学原理，也是社会常见现象，虽名人亦不免也。

其四，“钱若水治狱”：

钱若水为同州推官，知州性褊急，数以胸臆决事不当。若水固争不能得，辄曰:“当陪奉赎铜耳。”已而果朝廷及上司所驳，州官皆赎论。知州愧谢，已而复然，前后如此数矣。有富民家小女奴，逃亡不知所之，奴父母讼于州，命录事参军鞠之。录事尝贷钱于富民不获，乃劾富民父子数人共杀女奴，弃尸水中，遂失其尸。或为元谋，或从而加罪，皆应死。富民不胜榜楚，自诬服。具上，州官审覆，无反异，皆以为得实。若水独疑之，留其狱，数日不决。录事诣若水听事诟之曰:“若受富民钱，欲出其死罪邪。”若水笑谢曰:“今数人当死，岂可不少熟观其狱词邪。”留之且旬日，知州屡趣之不能得，上下皆怪之。若水一旦诣州，屏人言曰:“若水所以留其狱者，密使人访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惊曰:“安在?”若水因密使人送女奴于知州所，知州乃垂帘，引女奴父母问曰:“汝今见汝女识之乎?”对曰:“安有不识也。”因从帘中推出示之，父母泣曰:“是也。”乃引富民父子，悉破械纵之。其人号泣不肯去，曰:“微使君之赐，则某灭族矣。”知州曰:“推官之赐也，非我也。”其人趣诣若水听事，若水闭门拒之，曰:“知州自求得之，我何与焉。”其人不得入，绕垣而哭，倾家赀以饭僧，为若水祈福。知州以若水雪寃死者数人，欲为之奏论其功，若水固辞曰:“若水但求狱事正，人不寃死耳，论功非其本心也，且朝廷若以此为若水功，当置录事于何地邪。”知州叹服曰:“如此尤不可及矣。”录事诣若水叩头愧谢。若水曰:“狱情难知，偶有过误，何谢也。”于是远近翕然称之。未几，太宗闻之，骤加进擢，自幕职半岁中为知制诰[⑨]，二年中为枢密副使[⑩]。（辑佚，页52-53）

钱若水（960-1003）真德才兼备、会做人、会做官者也。其深入调查，用釜底抽薪之法，避免了冤狱，已属难能可贵。而其对“性褊急”、屡出偏差的顶头上司知州、对挟私报复、造成冤案的录事，均能以宽厚待之，甚至以德报怨，更非常人所能。要之，庄敬于职事，而不以功利得失为念，是其成功之秘诀。他不孜孜于名利而很快得到提拔重用，两年中即由地方官吏跻身朝中重臣，亦可见当时任人唯贤之风。今之执法者、为政者，知其事而效其人，岂不大有补益乎！

得此数条，购读此书也算不无所获了。

2012年1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