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渔洋何以贬刘桢？

——王士禛晚年笔记读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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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士禛（1634—1711），字子真，一字贻上，号阮亭，晚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今桓台）人，出身官僚世家，本人累官刑部尚书。其主要成就却在文学领域，一生勤于笔耕，著述繁富，论诗主神韵说，诗歌创作为一代盟主，在有清一代影响很大，在文学史上亦有重要地位。71岁罢官家居后，仍耕耘不辍，著有笔记《古夫于亭杂录》和《分甘余话》二种。二书卷帙不多，但涉及内容广泛，而其精华所在则主要还是品评诗歌创作和阐释诗歌理论。近日读过二书，颇有收获。间有疑义，录为笔札。

一、王士禛贬斥刘桢

《古夫于亭杂录》卷五“诗品舛谬”条云：

 

    钟嵘《诗品》，余少时深喜之，今始知其舛谬不少。嵘以三品铨叙作者，

自譬诸“九品论人，七略裁士”，乃以刘桢与陈思并称，以为文章之圣。夫

桢之视植，岂但斥鹌之与鲲鹏邪！又置曹孟德下品，而桢与王粲反居上品。

他如上品之陆机、潘岳，宜在中品；中品之刘琨、郭璞、陶潜、鲍照、谢朓、

江淹，下品之魏武，宜在上品；下品之徐幹、谢庄、王融、帛道猷、汤惠休，

宜在中品。而位置颠错，黑白混淆，千秋定论，谓之何哉？建安诸子，伟长

实胜公幹，而嵘讥其“以莛叩钟”，乖反弥甚。至以陶潜出于应璩、郭璞出

于潘岳、鲍照出于二张，尤陋矣，又不足深辩也。

 

这一论述影响颇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品题诸诗，亦皆惬当。”赵伯陶先生也在本书点校《前言》中评价上述论述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作者的诗学观，识见甚高。”

笔者以为，王氏这段论述固然有其卓见，尤其对于曹操、陶潜应置上品，符合事实，持论公正。“反映了作者的诗学观”固然不错，但并非全无偏颇，例如对刘桢贬斥太过，即有悖情理，明显失于公允。刘桢应置何品，王氏虽未言明，但在其意识中，似乎只能居于下品，甚至应该置之品外了。

其实，王渔洋贬斥刘桢是一贯的。在此前写作的《香祖笔记》卷八中，他就直陈过类似的观点：

 

古人同调齐名，大抵不甚相远，独刘桢与思王并称，予所不解。建安七

子，自孔文举不当与诸人同流，此外如陈琳之《饮马长城窟行》，阮瑀之《定

情诗》，徐幹之《室思》，皆有汉人风矩，惟桢诗无一语可采，而自古在昔，

并称曹刘，未有驳正其非者。钟嵘又谓其“仗气爱奇，动多振绝，思王而下，

桢为独步”，殊似呓语，岂佳处今不传耶？乃秦少游亦云：“五字一何工，妙

绝冠俦匹。”殆亦耳食之习。

 

这里竟然说刘桢的诗“一无可采”，更见极端。不仅指斥钟嵘的话“殊似呓语”，连赞赏过刘桢的秦观（少游）也被牵连，被认为患了耳食之弊，只会人云亦云了。

刘桢果然如此不堪么？我们不妨简单回顾一下文学史实。

二、刘桢的文学地位

刘桢（约175—217），字公幹，东汉末宁阳人，出身文学世家，其祖父（一说为其父）刘梁曾任北新城长、野王令，在经学研究、文学创作方面均有较高造诣。刘桢少年时即有“神童”之誉，所作文赋受人激赏，对《诗经》的研究也颇为深入，后受曹操征辟，曾任丞相掾属、平原侯庶子、五官中郎将文学等职。系东汉末诗人、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与曹操父子及王粲、徐幹等人交往密切，尤为曹丕、曹植兄弟所推重。他在“七子”中年齿最幼，但秉性刚直，清高自持，虽为文学侍从之臣，却无政治奴婢恶习，即便被罚劳役也不改其光明磊落的本性。他的五言诗被曹丕誉为“妙绝时人”，为建安文学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后代诗家乃至将其与曹植并称为“曹刘”。自两晋、六朝以迄唐宋元明，许多著名诗人如左思、谢灵运、鲍照、江淹、刘孝绰、李攀龙等都曾模拟其诗作，足见其影响之大。这显然不会是没有理由的。

刘桢能否与曹植颉颃，历来颇有争论。但与七子中其他人比较，刘桢诗歌的特点是很突出的。特点就在于刘桢诗歌颇富“逸气”。而所谓“逸气”，即俊逸之气，是一种超脱凡俗的气概、气度，表现为胸中之气自然流露，奔涌而出，不加遏制；不刻意追求艺术形式和辞藻，而擅长用质直畅达的语言表现出慷慨任气的风格情调。这在主张“文气说”的曹丕眼里，受到高度评价并不奇怪。曹丕认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按照这样的标准，王粲虽然“善于辞赋”，但“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徐幹辞赋为王粲之匹，但“时有齐气”；孔融“不能持论，理不胜辞”，应璩又“和而不壮”；陈琳、阮瑀擅长的则主要是“章表书记”之类应用文体。当然曹丕推举刘桢，并非没有余地，如在赞赏其“有逸气”之后，紧接着说“但未遒耳”，并且有“壮而不密”的缺欠。

我们知道，建安文学由三曹和七子为代表，以“建安风骨”为人所称道。何谓“建安风骨”？一般认为，就是建安作家在作品中由政治理想的高扬、人生短暂的哀叹、强烈的个性、浓郁的悲剧色彩所构成的具有强劲风力、骨气的时代风格。而这些特点，在刘桢作品中都有集中的表现。在一定程度上说，刘桢应该是建安风骨的代表人物之一。

到了南北朝时期，文学理论渐趋成熟，主要标志是《文心雕龙》和《诗品》的出现。值得注意的是，两书对刘桢的评价都很高。《文心雕龙》主要就整个建安文学着眼立论，容后叙说。钟嵘《诗品》评论刘桢的五言诗“其源出于古诗。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然自陈思已下，桢称独步”，并倡言“曹刘乃文章之圣”

<>。与之相对应的，是文学创作领域模拟刘桢诗歌蔚成风气。兹时以后，“曹（植）刘（桢）并称”的现象屡见于文论和词章，如裴子野、萧统、杜甫、元稹等论诗，莫不以此为惯用语，至南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中正式提出“曹刘体”之名目，成为基本的文学常识之一。金代元好问在《论诗绝句》中更有“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的名句。以至于王士祯虽然对“自古在昔，并称曹刘”感到不可理解，但却无法回避这一事实。

由上可知，刘桢一直跻身于文学史上一流诗人之列。

三、王士禛贬斥刘桢的原因探讨

那么，王士禛何以如此贬斥刘桢？笔者以为，原因大概有二：

（一）刘桢的诗风不符合王士禛力倡的神韵说。

“神韵说”是王士禛大力倡导的诗学主张。类似主张并非其之创新发明，唐宋以来倡导者不乏其人，如司空图、范温、严羽、胡应麟、王夫之等。王氏所谓“神韵”之说，实际上主要是继承了唐司空图“自然”、“冲淡”和宋严羽“妙悟”、“兴趣”之说，以“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为作诗要决，追求“色相俱空”，“天然不可凑泊”的境界。不过由于王士禛在诗坛长期处于领袖地位，且终生倡导不遗余力，其说遂大行于世。

王氏阐释其神韵说的论述在这两部笔记中也随处可见。如《分甘余话》卷四“诗评”条云：

 

    或问“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之说。答曰：太白诗：“牛渚西江夜，青

天无片云；登高望秋月，空忆谢将军。余亦能高咏，斯人不可闻；明朝挂帆

去，枫叶落纷纷。”襄阳詩：“挂席几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浔阳郭，始见

香炉峰。常读远公传，永怀尘外踪；东林不可见，日暮空闻钟。”诗至此，

色相俱空，政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画家所谓逸品是也。

 

又如《古夫于亭杂录》卷三“点金成铁”条云：

 

    右丞诗：“万壑树参天，千山响杜鹃。山中一夜雨，树杪百重泉。”兴来、

神来，天然入妙，不可凑泊。

 

从王士禛标举的这几首作为范本的作品来看，显然都不是直抒胸臆的。结合王士禛在其他书文中对作家作品的点评，可知他最推崇的是陶潜、王维和韦应物。我们知道，陶、王、韦固然是优秀的诗人，但并不代表中国古代诗歌的主流。相反，对不符合其文学主张的作家作品，则极力排挞、贬低，如赵执信的《谈龙录》就曾说他“酷不喜少陵”,“又薄乐天”。对于其他许多现实性较强的诗人如柳宗元、白居易、元稹、刘禹锡、杜牧、杜荀鹤、罗隐等，也都一概采取排斥、指责的态度。

如《分甘余话》卷三“评柳宗元韦应物诗”：

 

东坡谓柳柳州诗“在陶彭泽下、韦苏州上”。此言误矣。余更其语曰：“韦诗在陶彭泽下、柳柳州上。”余昔在扬州作《论诗绝句》有云：“风怀澄澹推韦柳，佳处多从五字求。解识无声弦指妙，柳州哪得并苏州。”又常谓陶如佛语，韦如菩萨语，王右丞如祖师语也。

 

把柳宗元贬抑于韦应物之下，显然也是有失公允的。

神韵说不主张直抒胸臆，反对直面社会现实，显然与清代严密的思想禁锢有直接关系，也为清代统治者所乐于接受。其贡献，固然是在从一个方面丰富了古典诗歌的理论宝库，发展了古典诗歌的一个流派，但由于过分执着于门户之见，极力排诋不同的文学流派，因而其流弊亦不容忽视。

《古夫于亭杂录》卷二有《论韩苏好士》一条，颇有意味：

 

    古今推好士者率以韩苏并称。余尝考之，退之非子瞻比也。李翱《与韩

侍郎书》云：“如兄者颇亦好贤，然必甚有文辞，兼能附己。顺我之欲，则

汲汲孜孜引拔之矣；若不能然，则将乞丐不暇，安肯汲汲孜孜为之先后”云

云。由此观之，退之但喜附己者耳，安能尽天下之才如子瞻之好士者哉！

 

有趣的是，把李翱批评韩愈的话拿来对照王士禛的诗学评论，竟然若合符契。由此联想到：是否是这种狭隘的门户之见，限制了王士禛才华的尽情施展发挥，使其不能跻身于文学史上一流大家之列的呢？

了解了王士禛的神韵说及其对不同风格作家作品的排斥，刘桢直抒胸臆、慷慨使气的作品何以受到贬斥就不难理解了。

（二）刘桢作品的大量散失也影响到人们的评价。

刘桢本是一位高产的作家，然而作品绝大部分散佚不存，最受称道的五言诗，篇幅完整的也仅流传下来15首（明代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所辑《刘公幹集》所列25首，系包括残篇剩句在内），按其内容可分为赠答、宴饮、杂诗及其他，另有辞赋、散文数篇，远非其创作的全貌。这是极为可惜的。

从前人记载中寻觅蛛丝马迹，可以发现刘桢其实是兼善各体的作家。

刘的诗作应该有很多。这一方面可以从前人总体评价和刘桢现存诗歌的差异中发现端倪，例如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评价建安文学：“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在《明诗》篇中又评论当时诗人：“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才性》篇称刘桢的诗“言壮而情骇”。而披览刘桢现存诗歌，除了《赠从弟三首》中的第二首体现了“仗气爱奇”、“真骨凌霜”、“梗概而多气”外，那些写景抒情的诗则清秀绮丽有余而慷慨之气不足，尤其直接反映当时社会动荡、人民生活疾苦的诗作竟一首不见，使人觉得与“陈思以下，桢称独步”的评价难以相称。这只能说是由于刘桢诗文佚失过多所致，而不宜认为是前人评价失当。另一方面，还可以从后人拟作中发现奥秘。即如《鲍照集》中今所存的《学刘公幹体五首》，除第二首有可能摹仿刘桢《赠从弟三首》中“亭亭山上松”一首外，其它各诗很难确指为摹仿刘桢现存诗歌中的某一首。其实只要跳出刘桢现存诗歌这一狭小的圈子，答案并不难寻绎，是鲍照模拟的大部分刘桢原诗我们今天已无法见到了。　

晋张隐《文士传》称刘桢：“以文才知名，年八九岁能诵《论语》、《诗经》及篇赋数万言，警悟辩捷，所问应声而答，当其辞气锋烈，莫有折者。家居著《鲁都赋》，述东国风土之美，词极温丽”。除《鲁都赋》外，刘桢现存辞赋还有《黎阳山赋》、《遂志赋》、《瓜赋》、《大暑赋》、《清虑赋》（有的已非全篇）等，均短小精萃、描摹生动、不事铺张、清新可喜。反映了辞赋创作从汉代大赋向精致短篇转变的历史轨迹。

刘桢有著《毛诗义问》十卷，原书已佚，其中一处曾被孔颖达疏《毛诗正义》时所引，看来对后世产生过一定的影响。《清史稿》著录有《毛诗义问》一卷，当为辑本。日本新美宽、铃木隆一编《辑佚》收录日本典籍保存的中国《诗经》研究著述佚文220条，其中就有一条源于刘桢的《毛诗义问》。可知刘桢对《诗经》有过深入的研究，其文学主张或许也在其中多有阐发。

    除此之外，刘桢还擅长公文的写作。陆厥《与沈约书》中曾提到：“刘桢奏书，大明体势之致。”刘勰《文心雕龙·书记》中亦说：“公干笺记，丽而规益，子桓弗论，故世所共遗。若略名取实，则有美于诗矣。”可见刘桢对实用文体写作也是驾轻就熟，不同凡响，可惜这些“有美于诗”的作品都没有流传下来。

可以肯定地说，刘桢如果仅凭现存的十几首诗，的确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而评价一位年代久远的著名诗人，不能不重视历代评论家已形成公论的意见。正像近人刘师培先生所说：“历代文章得失，后人评论每不及同时人评论之确切。良以汉魏六朝之文，五代后已多散佚，传于今者益加残缺。……盖去古愈近所览文章愈多，其所评论亦当愈可信。”本来，王士祯在《香祖笔记》中已经朦胧感觉到刘桢名实的差距可能是“佳处今不传”，但傲慢和偏见却使他未能向前再进一步，以至与刘师培所阐述的文学史上规律性现象失之交臂。　　    

王士禛贬斥刘桢，以为“桢之视植，岂但斥鹌之与鲲鹏邪”，并指责钟嵘将刘桢置于上品、与曹植并称“文章之圣”是无法原谅的“舛谬”，显然是仅以现存诗歌为依据的。而称“建安诸子，伟长实胜公幹”，则无疑是因为徐幹的传世作品明显多于刘桢的缘故。由此不难发现王士禛在评价古代作家作品时的偏颇和武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