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思汉水上  凉忆岘山颠”

                           ――杜甫与襄阳

                                              （襄樊学院   魏平柱）

     襄阳是杜甫十三世祖杜预率军灭吴，以成晋业的建功之地，也是其十世祖杜逊随东晋南迁定居之地，直到其曾祖杜依艺任巩县令，方举家迁居巩县。杜甫虽然生于巩县或洛阳，但历史学家和文学史家大都依惯例称杜甫为唐代襄州襄阳人。考杜甫生平游踪，尚没有发现他履践襄阳的痕迹，但他对他的祖籍襄阳，还是有着特别的深情。至少有两次他企盼取道襄阳回归洛阳，甚至一度萌生过隐居襄阳的想法。第一次是在“安史之乱”将要平息之时，他远在梓州，听说官军收复河南、河北的消息，惊喜若狂。认为从此以后可以结束流浪生活，可以回到家乡洛阳了。他在《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诗中写道：“白首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第二次是在大历三年（768），杜甫乘舟出峡滞后，漂泊到衡山时。他想到了北归，他在《回棹》诗中写道：“清思汉水上，凉忆岘山颠”，“吾家碑不昧，王氏井依然。”意思是说，如果能够北归，途径襄阳，一定要到岘山羊杜祠去祭奠自己的远祖晋代镇南将军杜预，去凭吊一下立在岘山之颠的杜预铭功碑，顺便也可以看看汉末王璨曾经取过水的古井。另外，在《登舟将适汉阳》的诗中，又写道：“鹿门自此往，永自汉阴机”。诗人真的在向襄阳进发了。就在此期间，他曾一度产生了隐居襄阳安度晚年的想法。在《别董颋》诗中，他写道：“老夫缆已解，脱粟朝未多。飘荡兵甲际，几时怀抱宽。汉阳颇宁静,岘首试考槃。当念着皂帽，采薇青云端。”诗中“考槃”、“采薇”等语，分明是说诗人要在襄阳隐居而不再出仕了。由此可见，诗人对襄阳的独钟之情该是多么的深！可是，诗人的这些愿望，皆因北方“动荡的政局，瞬息万变的战况”，或其他原因而未能实现。

    杜甫对襄阳的情怀，首先表现在其远祖杜预的怀念上。所谓“吾家碑不昧”的碑，即杜预在镇守襄阳时，为使自己功勋永垂天地而刊刻的石碑。《襄阳耆旧记》说：“预好身后名，常自言：‘百年后，必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乃刻石为二碑，记其勋绩。一沉万山之下，一立岘山之上。谓参佐曰：‘何知后代不在山头乎？’”杜预聪明一世，却糊涂一时。正如欧阳修所批评的那样：“是知陵谷有变，而不知石有时而磨灭也。其皆自喜其名之甚而过为无穷之虑欤？”杜预死后，归葬河南偃师首阳山。杜甫曾于开元二十九年（741）筑土室首阳山下，“天天望着杜预的坟墓，想着杜预辉煌的一生，对照自己已是三十岁的人了，除写了一些诗文之外，在社会上实际的工作可以说是还没有开始。”因此，他对这位远祖更加景慕了。他写了一篇《祭远祖当阳君文》，对杜预的武功和智慧进行了颂扬，并表示他在这里居住是“不敢忘本，不敢违仁。”

    杜甫对襄阳的历史人物，也颇有深情。他是唐代为咏赞诸葛亮而写诗最多的诗人。“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凌霄一羽毛”、“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等诗句，高度概括了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品格，热情赞颂了诸葛亮的非凡才能和不朽功业。并为诸葛亮的悲剧结局，一洒英雄相惜之泪水。杜甫对汉末襄阳隐士庞德公也有公允的评价，在《遣兴五首》之二中，他指出庞德公隐居山林，不为刘表所用，乃是其“终竟畏罗罟”所致。另外，杜甫还对比他年长二十三岁的襄阳诗人孟浩然由衷敬佩。在《遣兴五首》之五中，他写道：“吾怜孟浩然，裋褐即长夜。赋诗何必多，往往凌鲍谢。清江空旧鱼，春雨余甘蔗。每望东南云，令人几悲吒。”又在《解闷十三首》之六中写道：“复忆襄阳孟浩然，清诗句句尽堪传。”由此可见，他对这位布衣终身的诗人，对诗人的人品和诗品，怀有多么深的好感！

    杜甫与李白有很深的交往，而李白与孟浩然又有很密切的过从。杜甫与孟浩然有无往来，尚需考查。杜甫读过孟浩然的诗，这却是事实。杜甫二十八岁时，浩然已卒。王士源编《孟浩然集》在“天宝四年徂夏”，至天宝九年，韦滔再次缮写，“增其条目”，并“将此本上秘府”。如果杜甫读到的是这两个版本的诗集，那么，他们很可能未曾谋过面。当然，杜甫也还有可能从李白那里读到孟浩然的诗。

    杜甫对襄阳有一种亲情，襄阳人对杜甫也有着不尽的怀念。襄阳有“杜甫故里”，有以杜甫命名的街巷，有纪念杜甫的“草堂”、“乡贤祠”和“杜工部之墓”等建筑。

    据清代《襄阳县志·古迹》载：“杜甫故里在城南，道旁有碑。宋筠《使黔录》：‘白马泉有杜甫宅，王璨井。’又在樊城西北有杜甫岗。”另据《襄阳县志·山川》载：“白马泉在白马山下，旁有杜甫宅、王璨井。”《方舆揽胜》亦云：“杜审言，襄阳人，有孙曰甫，有故宅在焉。曾子固有诗记其事。”这些记载为我们寻访襄阳“杜甫故里”提供了依据。《舆地纪胜》载：“白马山以白马泉名。”而白马山在襄阳城南十里。《襄阳县志》有载：“白马山在县南十里，一名白鹤山。”那么，“杜甫故里”当然也就在城南十里了。道旁石碑现已不存，不知立于何时又毁于何时。这里有著名的习家园林。白马泉即汉习郁“依范蠡养鱼法作大陂”，所引之泉。因人为原因，泉水现已干涸。“杜甫草堂”就在这里的“习、杜祠”内。

    “杜甫草堂”始建于何时，不得而知。前引《方舆揽胜》所言“曾子固有诗记其事”，则北宋熙宁六年曾巩知襄州之时“杜甫草堂”便已经有了。曾子固即曾巩，子固乃其字。二十年后，又有维修，时任襄州教官的邹浩有《勉祖道修子美祠堂》诗可证。再后来的兴废复修情况，只能从清代道光年间襄阳知府周凯所立的几幢石碑的碑文中考察了。周凯在道光五年（1825），对习家池进行过一次修复。他在《习池四贤祠记》中说：“高阳池（习家池）西有祠，不详所祀。惟志载嘉靖间副使江汇建习、杜二公祠于池上，祀晋习凿齿彦威，唐杜甫子美。然仅详古迹，不列祠庙专条。”又在《浚复高阳池碑记》中说：“嘉靖末副使江汇立置习杜祠以祀习凿齿、杜甫。”周知府的依据也只在旧志所载，前者说“嘉靖中”，后者又说“嘉靖末”。明代嘉靖有四十四年，一中一末，相差几二十年。那么，究竟在哪一年呢？考隆中草庐碑，其上“草庐”二字正是江汇所书，时间是嘉靖庚子年，即嘉靖十八年（1540）。由此推知，江汇修复习杜祠及杜甫草堂，亦当在嘉靖十八年。二百八十五年之后，周凯作记之时，建筑尚完好无损。他在《高阳池修禊诗序》中有一段精彩的描写：“池西北旧祠，习氏子孙所葺也。前望汉水，帆色隐现，一山苍然，鹿门山也；其后群峰环抱，如鸟舒翼，凤凰山也；左眺白云蓊蓊逶迤于三峰表者，为岘首山。想见羊祜，轻裘缓带，置酒其间，其声明非与山俱传者乎？而其右，近杜甫故宅，客亦有许其身稷契者乎？我知其发为诗歌，缠绵忠爱……，杜甫遭唐之中衰，干戈扰攘之际，……奔行在，拜拾遗，迁工部员外郎，事权不属，悱恻之意，一寓于诗。然而忠君爱民之心，同有千古。”杜甫的品格是那么高尚，“杜甫草堂”的周边环境是那么的优美！

   “杜甫巷”在樊城西北，原名“杜甫岗”。《襄阳县志·古迹》载：“樊城西北有杜甫岗，群众亦称豆腐岗，因语音读讹之故。”这原是一条长约一公里的隆起高岗，西南自曾家洼向东北延伸至韩家庄。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这里已是繁华的市区街道。“杜甫岗”变成了“杜甫巷”，并且设有杜甫巷居民委员会。

    “杜工部之墓”在襄阳城南岘首山西侧公路旁，是纪念性质的衣冠冢。杜甫卒于代宗大历五年（770）冬天，死在湘江上的小船上。他死后，家人无力安葬，就把他的灵柩停放在岳州，他的儿子杜宗武“亦流落湖湘而卒”。四十三年后即元和八年（813），他的孙子杜嗣业才迁其灵柩，”归葬于偃师西北首阳山之前。”杜嗣业扶其祖父灵柩，行经荆州。时元稹被贬为士曹参军在江陵，杜嗣业便请元稹写下了《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灵柩行经襄阳岘山，杜嗣业有感于其祖杜预在襄阳的功业，因筑杜甫衣冠冢于羊杜祠附近的岘首山道旁。墓前曾有大碑一幢，刻有“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之墓”十二个大字。解放前夕尚存。为使胜迹得以保护，襄樊市文物管理处又于1983年，重立墓碑一块。

    除上述纪念性建筑外，襄阳还有“乡贤祠”。据《襄阳县志·祠祀》载：“乡贤祠，祀汉诸葛亮、庞统；唐孟浩然、杜甫；宋处士魏泰；明韩邦问等。”岁时，以“跪六叩礼”致祭。可见，襄阳人对这位诗人是多么地崇敬了。

    朱东润教授在《杜甫叙论》中说，杜甫和李白一样，“他们能够运用人民的语言，诉说人民的情感，因此我们可以称他们为人民的诗人。”既然是人民的诗人，当然就会受到人民的热爱。襄阳人民怀念杜甫，纪念杜甫，感情更在他人之上，其中大概还有“乡贤”的一份亲情吧！

                                                   （原载《襄樊学院学报》2000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