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在评选“上海新好男人”，这是既要被人家赞，又要被人家骂的事情。先不说赞而说说骂。“上海新好男人”六个字，细细一看，所有要素都是讨骂的，叠加在一起，更是骂的平方。上海是有人骂的，上海男人是有人骂的，上海好男人是有人骂的，如今还要加一个新字，“上海新好男人”，那也就是新骂旧骂汇集在一起了。

    骂上海男人是一种现象，用好听的话来说，是一种文化。这种文化，基本上以黄河为界，以北方大汉为轴心，以粗放型为外饰。与上海男人的不相为伍，也是一种文化PK另一种文化。当我将骂上海人上升为一种文化的时候，显示了两点，一，我就是上海男人，有化骂为文化的海派文明素养，二，骂者也可以是文化，被骂者当然也是文化：上海男人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中国最有性格特征、文明特征、且具有唯一性的男人群落。

上海男人的文明特征在于“挺骂不动气”，你骂你的，我做我的。这是由上海这一座城市、这一座象征着中国文明风向标的城市的历史所决定的。上海这一座城市看上去有点懦弱，就象上海的男人一样，缺少拉开阵势吵架、恶语相加的胆魄，大约是在体现着长江文化的温和。央视春晚连年累月地推出讥笑上海男人的小品，可以看作是北方人黄河文化汹涌的侵略性。上海一直无动于衷，从来没有反唇相讥。

    二十多年前有一部非常著名的小说《人到中年》，而后又拍成为非常轰动的电影，由达式常和潘虹主演。可能因为达式常被认作是银幕上最典型的上海男人的形象，潘虹又是十足的上海女人，所以电影《人到中年》也就有了浓重的上海风味，实际上这部小说的作者谌容是北京人。电影中有这么一个场景：潘虹（陆文婷）因为工作超负荷而病倒，她的丈夫达式常(傅家杰)坐在床边，拉了潘虹的手，轻声诵读裴多菲的《我愿意》：我愿意是急流，只要我的爱人，是一条小鱼，在我的浪花中快乐地游来游去；我愿意是荒林，只要我的爱人，是一只小鸟，在我绸密的树枝间做巢鸣叫；我愿意是废墟，只要我的爱人，是生命的常青藤，沿着我荒凉的额亲密地攀延上升……

    “伊拉男人老好额”，这是多少年间一个上海已婚女人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意思是她的男人会赚钱的，又顾家的，疼老婆的，还会做家务的，对周遭也是彬彬有礼的。

    这就是上海好男人。

    1991年，上海总工会和上海电视台联合发起“上海首届现代好丈夫评选”活动，前后十个月，全市106个区县局工会全面发动，300多万职工参与，9万多名丈夫进入初评，最后评选出104名“现代好丈夫”，规模和声势远远超过了“超女”“好男儿”。从大丈夫的眼睛里看出来的好丈夫，更确切地说，就是小丈夫，小男人。为了应付太多的女工参评，市总工会女工部甚至只能下达限额令，每7400个女工推荐一名好丈夫，参加市级复试。

    出于两性平等的原因，上海需要一个男人是好男人，“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一个潜在意义就在于一个“好”：有能力，有责任，尤其是有家庭责任。齐家治国平天下，齐家才是一个男人的根本。就像是龙应台在《啊上海男人》中所言：“上海男人竟然如此可爱：他可以买菜烧饭拖地而不觉得自己低下，他可以洗女人的衣服而不觉得自己卑贱，他可以轻声细语地和女人说话而不觉得自己少了男子气概，他可以让女人逞强而不觉得自己懦弱，他可以欣赏妻子成功而不觉得自己就是失败。上海的男人不需要像黑猩猩一样砰砰捶打自己的胸膛、展露自己的毛发来证明自己男性的价值。”

    时至2010时代，两性平等在上海已经渗透到每一个社会环节，上海不仅依旧需要好男人，而且还需要好男人的升级版本，那就是上海新好男人，这一个“新”字，突出的就是这一个时代的特征，不吃香烟老酒，当然还是好习惯，但是只能是以前的好恼人的标准了，会剃头、会做家务、会做木匠，当然还不失为生活情趣，但是新好男人需要有新的属性。新好男人和旧好男人，有如是一对父子，有区别也有想象，能力，责任，修养，风度，心胸，都是在一脉相承中，新和旧错落有致，各有神韵不同。

    雷国华当年曾经以导演《寻找男子汉》而著称；事隔21年后她公开表示，“男子汉”的标准显然已经不能完全符合社会需要，一场“寻找新绅士”的活动在上海开展起来。她计划将话剧《寻找男子汉》再次搬上话剧舞台并改名为《寻找新绅士》，将“新绅士”的概念以话剧的形式融入当今都市男女的视野里。所谓新绅士，也就是上海新好男人了。

我的新著《上海男人》

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5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