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不知道应该说是有幸还是无幸。作为一个不认识汪洋的人，我看到了一组汪洋的生活照，这些照片在我看到之前，他们还从未向陌生人公开过，我是有幸很早看到这些照片的陌生人；但是当我看到照片上的汪洋的时候，生命的汪洋已经开过了追悼会追思会；也就是说，如若不是汪洋英年早逝，作为一个不认识汪洋的人，很可能在将来的某一天会看到一个姹紫嫣红的汪洋，但是不是现在，现在，我应该是无幸看到汪洋的风采的。

所以我宁愿不认识汪洋，永远不认识汪洋；因为我不愿意汪洋就这么在19岁的时候留下来的是一生的遗照。

但是我也为未能认识汪洋而遗憾，因为我未能真正看到过汪洋的一身的阳光。

看到汪洋的照片，是因为工作上的原因。一组活生生的照片和一篇悲戚戚的独家专访。谁都会看着汪洋的照片潸然。有关汪洋的报道不算少，但是报道的是他见义勇为的本身，至于汪洋妈妈和儿子19个年头的相依为命，至于汪洋妈妈在失去儿子里的凄凄惨惨戚戚，至于汪洋妈妈为远去的儿子所做的祭奠，《汪洋妈妈在失去儿子的日子里》（《现代家庭》即将刊登）是唯一的一篇。所以工作上的原因，在看到汪洋照片的刹那间，已经转换为别的原因，汪洋的照片，一点不夸张地说，至今仍旧存录在我的记忆里，并且不止歇地播放着。

记住照片，是因为人性上的原因。有多少个不忍心说汪洋生命停止的故事的理由，也就有多少个不忍心看着汪洋生命列车远去的理由，就像汪洋的妈妈倪丽萍一直谢绝所有媒体采访她和汪洋的母子情深的故事一样。除了大大小小的会议上的发言，倪丽萍始终不谈生活中的儿子、母亲眼里的儿子，因为她只能以沉默来弥饰内心难以承受的丧子之痛，但是这一份悲痛，又岂是沉默能够默默地消解？

我们曾经不忍心去打扰倪丽萍女士，但是我们又急切地希望传递给读者那一个还不全面熟知的汪洋。终于有一天，倪丽萍女士给我们看汪洋的照片，也不知道是不是冥冥之中决定了的，汪洋在火车站不经意地火车票含在上下唇间，恍然间就让我们看出了很是厚重的意思，原本就是随意的一张照片，却像是汪洋在考问我们：知道我这一趟火车去哪里吗？我想，这一定是单程车票了。汪洋去了。

汪洋在我们还来不及认识他的时候走了。当我和所有不认识汪洋的人在认识了汪洋的时候，汪洋的妈妈是失去了汪洋。想起这么一层两难，心里总是沉重。

那天在公交车上，身边有人争了起来，一人断定另一人偷了他的MP3，说话当儿，有一个MP3扑通一声掉在地上，被怀疑者恶狠狠、几乎是凶恶地瞪着怀疑者：你说是我要偷你！一边手插进了衣袋。我真担心会掏出尖刀，我从他们的身边闪开，去了另一边，远远的。
    回到家里的时候，我庆幸没有发生恶斗，更清醒自己没有被无辜地卷入，甚至我还说了句：我可不想做汪洋啊。
晚上打开展奋的博客，展奋说：假如我在场。

我却是在场了。
    展奋好像说到了我了。
    汪洋的母亲嘱我和展奋写稿，我们都写了，我写，不仅是觉得为汪洋叹惋，更重要的是，我们真没有了汪洋的热血冲动。有人说汪洋太冲动了，但是是否想到过我们更多人的血，早已经像是被杀掉了的、放出来的、给饭店做毛血旺的鸡鸭血？

展奋的文章在许多人的血豆腐上刺了一刀，值得被他一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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