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传，乾隆登基之后，碰到的第一件棘手之事就是当时朝野上下都在议论，康熙帝晚年施政失于过宽,包庇了一批过去有功的元老巨贪；雍正帝施政失于过严，大开杀戒，搞得大臣们人人自危。乾隆按照皇家规矩料理完父皇的后事，第一次召集权臣不是直接议政，而是在当时中堂大臣张廷玉家中品茶。乾隆亲自动手泡茶分赐给众臣，而后悠然自得地“手把茗盏论宽严”。他以茶道主中和之理告诫在场的亲信大臣：“治国如沏茶，要取中庸之道，太宽太猛都不宜。”他说，“于今形势而言，要想政通人和，创极盛之世，必须以宽纠猛。这和皇阿玛以猛纠宽的道理一样，都是刚柔并用，阴阳相济，因时因地制宜。朕以皇祖之法为法，皇父之心为心，纵有小人造作非议也在所不惜。”一场君臣品茗会，乾隆借茶道之理，把他治国的大政方针讲了个透彻。

乾隆皇帝喜欢下江南，曾六次南巡到杭州，四度到过西湖茶区。他在龙井狮子峰胡公庙前饮龙井茶时，赞赏茶叶香清味醇，遂封庙前十八棵茶树为“御茶”，并派专人看管，年年岁岁采制进贡到宫中，当然茶客就是他本人，“御茶”至今遗址尚存。

乾隆十六年，即1752年，他第一次南巡到杭州，在天竺观看了茶叶采制的过程，颇有感受，写了《观采茶作歌》，其中有“地炉微火徐徐添，乾釜柔风旋旋炒。慢炒细焙有次第，辛苦功夫殊不少”的诗句。皇帝能够在观察中体知茶农的辛苦与制茶的不易，也算是难能可贵。乾隆皇帝不是死在任上的，而是“知老让位”的。

传说在他85岁决定让出皇位给十五子时（即后来的道光皇帝），一位老臣不无惋惜地劝谏道：“国不可一日无君呵！”一生好品茶乾隆帝却端起御案上的一杯茶，说：“君不可一日无茶。”这也许是幽默玩笑之语，也许是“我应该退休闲饮”之意，或者是兼而有之。乾隆在茶事中，以帝王之尊，穷奢极欲，倍求精工，什么排场都可以做得到。他首倡在重华宫举行的茶宴，豪华隆重，极为讲究。据徐珂《清稗类钞》记载：“乾隆中，元旦后三日，钦点王公大臣之能诗者，宴会于重华宫，演剧赐茶，命仿柏梁体联句，以记其盛，复当席御诗二章，命诸臣和之，岁以为常。”他还规定，凡举行宴会，必须茶在酒前，这对于极为重视先后顺序的国人来说其意义是很大的。

乾隆六十年（1796年，他是在这一年让位的）举行的千叟宴，设宴八百桌，被誉为“万古未有之盛法”。与宴者三千零五十六人，赋诗三千余首，参宴者肯定都是当时的非一般人，却似乎没有留下什么名章佳句。对品茶鉴水，乾隆独有所好。他品尝洞庭中产的“君山银针”后赞誉不绝，令当地每年进贡十八斤。他还赐名福建安溪为“铁观音”，从此安溪茶声名大振，至今不衰。乾隆晚年退位后仍嗜茶如命，在北海镜清斋内专设“焙茶坞”，悠闲品尝。这位“君不可一日无茶”的皇帝在位60年、在世88年，为中国历代皇帝中之寿魁，其长寿当与茶饮不无关系。当然他身为皇帝，使用的延年益寿之术肯定很多，喝茶是他养生之一法。

一盏乾坤，茶中闲话，我不过一俗人。俗人对于饮茶其实没有太多的讲究，你喝的也许不仅仅是茶，但我喝的茶就是茶。无论红茶、绿茶、黑茶、白茶，沏之、冲之、泡之，然后我饮之。

正如鲁迅先生说的贾府里的焦大，大约不会爱上林妹妹，而黄泛区的灾民大约也无心欣赏兰花一样，“一个使用筋力的工人，在喉干欲裂的时候，那么，即使给他龙井芽茶，珠兰窨片，恐怕他喝起来也未必觉得和热水有什么大区别罢”。（鲁迅《喝茶》）

现代文学家林语堂是闽南人，受工夫茶影响极深，并且因此而非常善于品茶，他曾对茶的“三泡”有一个精妙的比喻：“严格地说起来，茶在第二泡时为最妙。第一泡譬如一个十二三岁的幼女，第二泡为年龄恰当的十六岁女郎，而第三泡则是少妇了”，以佳人喻茶，浅显易懂，耐人寻味。

以美女喻茶，林语堂自然不是第一人，他欣赏的苏轼早就说过“从来佳茗似佳人”。第一个把泡茶与泡妞联系起来的，是明人冯开之，他的观点是：泡茶如美人，如古法书画，岂宜落他人手？此妙论深得人心，不仅张大复记了，许次纾也记了他们茶媲美佳人的发现。明代文坛领袖王世贞有《题美人捧茶》，写得太充满文人的恶趣味了，但阻挡不了觊觎之心。有了这些前辈玩家的加持，林语堂来个“三泡说”，实在不是什么难事。郁达夫在《迟桂花》中说喝茶喝得有性欲，鲁迅干脆来个“事后茶、茶后烟”，林语堂更加生猛，让笔下的牡丹在富春江畔的桐庐喝茶、滚床单一气呵成。

抽烟和饮茶，并称林语堂两大嗜好。他曾经戒烟，没有成功，写文章辩解。他总结的“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引发了无数吸烟者的共鸣。喝茶亦如是，他不仅身体力行，一样喜欢总结，上升为一种观念，一种生活态度：“我认为文化本来就是空闲的产物。所以文化的艺术就是悠闲的艺术。”

“一箪食，一盏茶，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三毛说“人生如茶，第一道茶苦若生命，第二道茶香似爱情，第三道茶淡如清风。”

四大皆空，坐片时何分尔我。两头是路，吃一盅各分东西。

来不请，去不辞，无束无拘方便地。

淡中有味茶偏好，清茗一杯情更真。

客至心常热，人走茶不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