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贫民与统治者之间落差是极大的，统一到一个国家进行管理是需要有权力衔接的，否则就是有巨大的权力真空的，而一个稳定的权力体系是不能有真空长期存在的，这样的真空如果得不到填补，就一定是内乱不止，不能成为一个稳定的体系，更是国家的灾难。

在古代的手段不济的时候，这样的权力传递逐级进行，具体的就是通过分封来完成，通过分封的领主的一级级的效忠来完成，形成了一个指数性的金字塔。但是这样的分封权力体系由于各个级别和阶层形成了不同的利益，这些利益的内耗使权力和财富对于国家就无法更好的凝聚，国家的权力在每一层都会有折扣。在我们建立了帝国和官僚体系后，凝聚力大大增强，中央的权力能力和财富能力加强了，国家也就更加强盛，但是随着官僚体系的膨胀和腐败，更好的制度就要诞生了。在民主制度下，有效地制约了官僚体系的膨胀和腐败，但是民主制度也必须解决贫民与国家决策者之间巨大的权力落差所造成的真空问题。

而填补这样的真空，不是复杂的官僚体系形成新的集权独裁统治，就是需要有金融资本和宗教的力量介入，在西方民主政治的体制下，正是这样的力量介入，使得权力真空得到弥补，而这些介入的权力，也是对于执政者的一种强有力的制约，而普通选民由于力量太分散是不可能制约执政者的，只有这些中间介入的力量把分散的选民力量组织或者集合起来，才能够形成对于执政者的有效制约，就如在实行统一的大市场的情况下，市场个体越多越分散，这个市场的中介渠道力量就越强大，对于西方的民主直选，选举的个体变成个人，国家的人口有众多，这样的中介渠道的力量就是最强大的。

而西方不断地推行直选，把这样的选民力量变得更加分散，中间起到渠道作用的金融资本和宗教的权力就加强，西方向我们国家推行这样的选举制度，我们是没有这样的中间渠道力量的，结果就是这样的权力真空方便他们的宗教力量和金融资本力量的渗透，而西方国家这样的选举方式本身就是金融资本和宗教所要求的，在西方的民主制度模式下，金融资本和宗教产生了渠道为王的效力，金融资本和宗教的力量，具备了和国家权力博弈的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