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了危机要扩大内需了，以前本人分析了国家以基建和投资拉动内需，没有实质的内需改善，一定是更大的投资，最后无以为继就会走向战争，但是这里有一个变量，就是中国拉动自己的老百姓的需求，拉动中国的国内市场，那么最大的内需应当在哪里呢？

首先就是农民的消费能力，目前农民的收入太低，从最基本的需求而言，城市的需求都满足得比较好了，比如家电、家具、服装等等，要农民能够有钱，最关键的就是增加粮食的价格，国家这次说要大幅度提高粮食的收购价格，不知道能够高到多少，首先应当的是农业的劳动所得与工业的劳动所得等价，不再搞剪刀差，这个幅度是要翻倍以上的，估计是基本上做不到，同时对于农民的粮食收购，不仅仅是价格，更多是类似历史上的各种陋规的盘剥，比如大家知道的白条，还有压品质，还有运输问题等等，最后造成农民的暗中的成本很高，而中国这样的国家，就应当把粮食的价格搞到日本和韩国的相对水平，中国粮食涨价，所涨的部分均为农民的多收入，农民的收入增加是很关键的。

中国第二个内需的主要方面，就是社会的保障体系，大家的储蓄率这样的高，就是因为大家必须存钱，必须存钱以防失业、养老、医疗和教育，所以大家存钱的投资价值就是买到了安全（失业、医疗和养老）和未来（教育）。要让老百姓所存的钱进入消费，所以中国需要的是建立保障体系，让老百姓对于这些医疗、教育的存钱的需求消化，老百姓才敢于花钱。我们的教育改革原因是当初中国的没有钱，但是在现在的危机中不是没有钱而是钱太多，这样的情况，我们需要的是教育的基本免费，我们每年招收大学生600万，总计的大学生2000万，每人的学费也就是2000亿元，但是如果不收学费，有多少家庭不用担心孩子的大学学费而存钱。对于医疗，农民如果也能够享受医疗的社保，那么农民才能够敢于花钱。对于工薪族，对于失业的担心很大，那么低保和失业的保险也非常重要，这也应当涵盖农民，因此要扩大内需，最好的投资不是修路，而是给老百姓尤其是农民医疗、教育、失业的保障。

中国另外需要扩大内需的地方就是拉动民营投资，民间投资的关键是名义税率不能过高，我们对于毛利润的17%的增值税和对于纯利润的25%的所得税和个人收回投资的20%的个人所得税，实际上是名义税负达到70%，民间投资不逃税无法生存，只能在暴利领域进行短平快，这样的投资机会在危机中是基本没有的。而很多民间投资在危机时是原罪被清算的时刻，大量资本的外逃也是非常严重的，因此需要的是降低名义税率，而对于逃税行为严惩，但是要赦免以前的原罪，是这些资本再次回到国内。

最后一个拉动内需的就是人口，新增人口是最能够消费的，应当适当放开高消费人群的生育，我们农村的生育宽松，且不说人口的素质，农村新增人口的消费量是很小的，而对于富裕人口，现在香港已经开放政策，鼓励内地人口到香港生育，所生育的孩子有香港身份，对于这些有经济能力的人限制生育，实际上是把消费能力赶到境外，同时也把财富带到境外，同时中国的发达地区已经出现了劳动力减少和老龄化的现象，适时地调整生育政策也是必要的。

综上所述，中国的内需的挖掘远远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中国的内需挖掘好了，就有条件通过自身的努力渡过经济危机，国家间的竞争，更多的是在危机中的差别，落后国家也是在危机中取得赶超的机会，因此现在的危机既是困难也是机遇，对于中国非常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