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估《尚书》的民主理想

——何新《大政宪典》（新版）书序

提要：

《尚书》所录文献表明，至少自夏商周以来，中国已是文明灿烂，政教严整，法规明确，已具有高度成熟、系统的宗教政治思想和典章礼仪制度。而近人之论上古三代者，动辄讥之为所谓“巫术文化”、“巫史时代”，以及所谓“奴隶制时代”；实乃诬蔑之词！

荀子曰：“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大略》）这种以民本论置于君本论之上的观念，其实就是中国政治中原生态的民主政治思想。
综观整个《尚书》的核心理念，应该说主要有四：一是亲民，二是仁善，三是正德，四是中和。仁即博爱与善美。德即正行与正心。和即多元兼容的协调与统一。仁的思想已见于《尚书》，后来孔子着重发挥而成为儒家之中心价值。和而不同的思想则被用作儒家治国追求的理想境界。
所谓亲民，就是相信国家兴亡系于民心。

《尚书》中说：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五子之歌》）。
“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多方》）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
这种民本和亲民的思想，至春秋时代，甚至被认为高于宗教中的神本思想：
“民，神之主也，是以圣人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左传桓公六年》季梁语）
“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左传桓公元年》虢国史嚣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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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尚书》是我国古代政治文献中一部最古老的著作，包括公元前五千年到两千年间流传下来的许多政事记录和诰誓文令。其中部分文献来源于华夏民族最古老的国家政典档案。
子夏曰：“《书》之论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离离然若星辰之错行。上有尧舜之道，下有三王之义。”（《孔丛子?论书第二》）
中国之成文史，以《尚书》记录为最始，因此其价值极其重要而珍贵。
先周时代，《尚书》本藏于王室宗社，包括所谓“三坟（藩/谱）、五典（政）、八索（绳）、九丘（州）。”（《左传?昭公十二年》）先周之诸邦各国皆有本邦国的王室档案，即所谓“春秋”、“梼杌”（何按：梼杌是鳄鱼古名。以鳄皮为图经，即传说中之“龙图”）、“乘”（即“册”之转语），是皆为各国之“尚书”。
春秋之际，战乱频仍，王室凌夷颠覆，周之王政亦几乎不存，典籍档案失散。于是孔子将其收集整理，重新编辑，将一部分来自周王室所存的中央政治档案编为《尚书》，将鲁之王室档案重新编纂为《春秋》，用以传授子弟。①
《汉书?艺文志》记：“《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至于尧，下记于秦。”故《尚书》之古本，与《春秋》、《诗经》一样，都是孔子重新给予系统编纂的。②

2

“尚书”名称的由来，旧说以为即“上书”——“上古之书”。孔颖达曰：“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来之书也。故曰《尚书》。”《书》孔安国序谓《尚书》一名是西汉名儒伏生所定，“以其为上古之书，故名《尚书》。”然此言实皆大谬。 若上古之书即为《尚书》，那么难道《易经》不是“尚书”——上古之书？《诗经》不是“尚书”——上古之书？
愚意以为，《尚书》者，乃“太尚”（宗社）所藏华夏先祖之史传政典文献也。尚，古堂字。太堂，即“太尚”，亦即明堂太室，是上古国家宗社之所在。③
惟因先王政典存录于此，故尚堂之书乃称“尚书”，即“太尚之书”，亦即国家宗社所藏之史典。此至简、至明一义，两千年间治《尚书》者，竟皆不得而明之。④
值得注意的是，至秦汉时代，宫廷公文书，皆仍称“尚书”。敦煌武威汉简有“尚书臣”之称。汉制有“尚书令”之官职，与太史令、太乐令均隶属于“太常”。⑤直到秦汉，仍以所谓“尚书”作为中央政治文件档案处之专称。秦汉好法古制，皇家档案收藏之官文书仍称“尚书”。此乃“尚书”之又一意义。
《汉书》“艺文志”有“高祖传十三篇”。班固自注：“高祖与大臣述古语及诏策也。”可知古代本有记帝王古语及诏策一体裁，而《尚书》正是记录上古帝王“古语及诏策也。”
先秦著作引用《尚书》，多仅称为《书》。虞、夏、商、周四代之典，战国时总称为《书》。亦或称为《先王之书》。唯《墨子?明鬼》篇首见《尚书》一名，曰：“故尚书：夏书、其次商、周之书”。⑥说明先秦时期已有《尚书》之名称。⑦

3

《尚书》体例，有典、谟及誓、诰、命五种。（如“虞夏书”有“尧典”、“大禹谟”、“皋陶谟”。夏启伐益，有“甘誓”。）
典谟盟誓的时代，乃是华夏政治国家组织开始形成的滥觞时代。
“典”即政典，⑧ “谟”即谋议。“誓”，即盟誓约誓，是由自然法、神判法向刑法及刑罚演进的前身。誓有强制之义。誓体之演变，就是后世皇帝之“制”。蔡邕《独断》：“制书者，制度之命也”，亦即法令。这些文体一直传沿到秦汉以下。
“诰”是言教，是帝王的演讲、言告之词。秦始皇改诰为“诏”，诏者，教也，诫也。命者，名也，故封授曰“命”，策封王侯曰“命”。孔子之所谓正“名”，要正的就是这种代表等级与身份的“命”。
《荀子?大略》云：“诰誓不（言）及五帝。”誓、诰、命三种政治文体的形成，都在夏、商、周之际，标志着由神权国家走向政治制度化。
今传《尚书》各篇题下皆有短序。班固说：孔子“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准此，则书“序”是由孔子所作。
传者，即训，指口传。“尚书”佚于秦火及秦末兵乱。今所见传世本的原型，都已并非原始文献，而是汉初朝廷向民间儒师征集记述之所得。但是，无论确有遗籍，或来之于口耳之传，或来之于汉晋间儒者纂辑之故典传说（难免有窜乱或附会己意），《尚书》中收录的材料都是具有深远来历的。虽未必全出之于三代旧典，但无一不有所渊源。
其实《尚书》就是远古历史。其中包括两部分，一是古事传说；二是历史文献。西汉司马迁著作《史记》时，东晋皇甫谧著作“古帝王世纪时，均使用了《尚书》中的史料。
汉初儒家以《尚书》为政治教科书。西汉初年两位最为杰出的政治思想家贾谊和晁错，都曾从济南伏生受教，都是治《尚书》之学出身。
对《尚书》汉武帝亦曾有所评论。武帝早年，喜读《诗经》，重视今文公羊派《春秋》经，不重视《尚书》。元狩三年，武帝与伏生弟子倪宽论学，曰：“吾始以《尚书》为朴学，弗好。及闻宽说，可观。”（《汉书?儒林传》）自武帝重视此书后，《尚书》对汉唐以下中国之政治意识形态的形成，影响至关重大。

4

《尚书》所录文献表明，至少自夏商周以来，中国已是文明灿烂，政教严整，法规明确，已具有高度成熟、系统的宗教政治思想和典章礼仪制度。而近人之论上古三代者，动辄讥之为所谓“巫术文化”、“巫史时代”，以及所谓“奴隶制时代”云云；实乃诬蔑之词！
孔子曾以《尚书》作为其政治理想、政策及政德的范本，用以教授门徒。在儒家“五经”中，《尚书》与《易经》同被置于至尊的地位。以故，《尚书》实际是儒家的大宪政典。
我窃以为，一部《尚书》，可以认为乃是儒家政治理想最完整和最系统化的体现。如《尧典》谓：“克明俊德（身），以亲九族（家）。九族既睦（族），平章百姓（国）。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天下）。”即由身而家，由家而族，由族而国，由国而天下，此实体现了儒家“修齐治平”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系统化人伦政治理想。
因此，自汉代以后，《尚书》既是历代帝王所必须研习的基础政治教科书，又是从政的士大夫所必读必遵的宪政大法。可以说，一部《尚书》，蕴涵浓缩了贯穿中国5000年传统政治道德基石的一整套核心价值。
综观整个《尚书》的核心理念，应该说主要有四：一是亲民，二是仁善，三是正德，四是中和。仁即博爱与善美。德即正行与正心。和即多元兼容的协调与统一。仁的思想已见于《尚书》，后来孔子着重发挥而成为儒家之中心价值。和而不同的思想则被用作儒家治国追求的理想境界。
所谓亲民，就是相信国家兴亡系于民心。《尚书》中说：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五子之歌》）。
“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多方》）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
这种民本和亲民的思想，至春秋时代，甚至被认为高于宗教中的神本思想：
“民，神之主也，是以圣人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左传?桓公六年》季梁语）“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左传?桓公元年》虢国史嚣语）

5

《尚书》中最重要的一个概念是“德”。什么是德？德者，循也，循即规范。规范植于个人之心，即私德。私德来自于修养，即修德。天之规范曰道，人群之规范曰循（徝）。个人之规范通过后天之学习、修养而取得，故“德者，得也”（《说文》）。价值规范之在人内心者，曰德。
殷商之领袖盘庚说：“非予自荒兹德”，“予亦不敢动用非德”，“式敷民德，永肩一心”。（《盘庚》）
“曰命曰天，曰民曰德，四者以贯之。”⑨
周公认为，君主的责任是“敬天保民”。“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周书?蔡仲之命》）这种“德”即为君之“德”，君主之德。其实质是一种政治责任：为了长治久安，必须使百姓有一个良好的生产生活条件。所以周公最早提出“敬天保民”，要求国君“知稼穑之难，闻小人之劳”。
所谓“德”，对于不同对象具有不同的涵义。
天有天德，民有民德（公德），君有政德，个人有人德（私德）。《尚书》主张为治者必以德而不能依恃于暴力。认为天命无常予，暴力不足恃；有德则兴国，无德必失国；这就是贯穿《尚书》德教的一种基本理念。
这种“德政”与“亲民”的思想，其实乃是原始的民主思想。实际上，社会契约论或曰民约论的思想，民本、民（人）权与民主的思想，皆并非起源于西方，起源于罗马，而是起源于中国，起源于《尚书》。以民为本的政德理念，就蕴涵在《尚书》的亲民与正德之理念中。
后来荀子曰：“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大略》）这种以民本论置于君本论之上的观念，其实就是中国政治中原生态的民主政治思想。

6

《尚书》中有两位传布政教的重要历史人物，一是伊尹，一是周公。伊尹、周公是商周政治统治经验的系统总结者，也是华夏政治文化的两位最初传道者。 伊尹政治思想的核心观念是“敬天保德”。而周公则进一步提出“以德配天”之说，在中国历史上首创了“天人感应之论”。
周公第一次把上天的好恶与地上君主的行为联系起来，倡导“修人事以应天命”。他认为上天是监临下民、赏善罚恶、公正无私的超人格神，“我亦不敢宁于上帝命，弗永远念天威”（《尚书?周书?君奭》），“敬之，敬之！天维显思，命不易哉！天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土，日临在兹”。
另一方面，周公认为君主只要惟“敬德保民”，就可以感动上天，使天命得以长保。周公用“敬德”改造了早期神道教的天命论。
《尚书》中第一次将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比喻为舟与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⑩ “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11） “式敕民德，永肩一心。”（12）
而以现代政治学眼光观之，所谓“德”，其实就是社会契约。所谓“天德”，就是自然法。（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