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咬文嚼字博客有《尊重我，器重我，我都高兴》（下简称《尊》）一文，该文分析了“尊重”“器重”的词汇意义的区别，否定了两词的“尊卑说”，我非常赞成。但鄙人不揣浅陋，也谈谈浅见以自得其乐。

《尊》文认为：“尊”也是“器”，“古人对器其实并不轻视”，它们的词汇意义区别是“尊重的对象是人格，是尊严，器重的对象则是才干，是能力”，所以，“这是从不同角度对人的肯定。所以我说，尊重我，器重我，我都高兴。”我认为此说虽然是在分析“尊重”“器重”的对象，但是自身有混淆对象之嫌。

“尊重”“器重”两词的词义差别当然不是等级差别，尊重的对象并不只是领导，器重的对象也并不只是下属；但在适用范围、搭配对象上，只有“尊重”的对象既可以是人也可以是抽象事物，而“器重”的对象只能是人，而且要分尊卑齿辈。以《尊》文最后一段为例，“这是不必‘尊重‘也不必’器重‘的”一句，两词的搭配对象明显就有问题。“这”是指改字、评词时，“凭一己之好恶，一时之灵感，心血来潮地说上几句”一事，对此事“尊重”尚可，怎能“器重”？

感情色彩方面。“尊”是器的一种，《说文》：“尊，酒器也。”这个“酒器”可不仅仅是用来喝酒的，而是古代用作祭祀的礼器。《周礼·春官》载“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尊彝就是祭祀的礼器共名，金文中常称礼器为尊彝。古代重“礼”，礼器“尊”自然就有“尊贵”的意思了，《广韵》“重也、贵也、君父之称也”，这个“君父之称”后来就演变成敬称了。再说“器”，《尊》文说“古人对器其实并不轻视”，但也并不能说“器”的地位就很高。“器”是器具的总称，《说文》“象器之口，犬所以守之”，段注即为“器乃凡器统称”。器有多种，肯定“包含着圭璧之类的贵重物品”，也包括鼎尊彝等更贵重的物品。不过，既是总称，“器”是否还包括竹器、陶器呢？“溺器”是不是属于“器”呢？我看，“器”应该是中性的，关于“器”的词语也不见什么褒义的。既有“大器”，则有“小器”；既有“重器”，则有“不成器”。《尊》文中的“重器”“大器”，实在是沾了“重”“大”的光，“重器”“大器”“神器”这类词语多了，“器”才有了“人才”的比喻义。

 “尊”（酉）与“器”是专名与总称的从属关系，“尊重”“器重”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尊重”着重于“尊”的礼仪功能，尊重人才是侧重于对人才的礼遇；“器重”则着重于“器”的使用功能，器重人才是侧重于对人才的重用。

“尊重我，器重我，我都高兴”，我也如此。但“尊重我”强调的是维护我的人格尊严权利，不轻慢，即使我是“凭一己之好恶，一时之灵感，心血来潮地说上几句”，你也会耐心地给我讲解，而不是笑我于无佛处称尊，“戏说”“这是不必‘尊重’也不必‘器重’的”。“器重我”强调的是重视赞赏，不冷落，即使看到本文错漏百出，没有什么可取之处，您也会鼓励以勇气，并把本文做为后车的教育材料。

另外，《尊》文还认为“人际交往中经常用到敬酒这一礼节，‘尊’才由名词义引申出动词义，于是有了敬重的意思”，理由是不充分的。从字源来看，“酉”才是酒樽，后来借用为地支名，酒樽义就借用“尊”字了，再后来又有了分化字“樽”或“罇”。“尊”字从酉从収（双手），甲骨文象双手捧尊的形状，小篆从酋从収或寸。“廾”“寸”旁字多与手部动作有关，“尊”字的本义应该会意为动词。《说文》“酒器也。从酋，廾以奉之”的说法有点矛盾，“酒器”是名词，是“尊”字的后起义，而“廾以奉之”明显是动词。徐中舒《甲骨文字典》“疑为奉献登进之意”，我以为是。 07-09-04

附：

尊重我，器重我，我都高兴

2007年4月9日，《文汇报》出了个杂文专版，其中刊有《尊卑有别的无意识》一文。作者发现在词语运用中，隐藏着等级差别，比如，对领导用的词语是“尊重”，而“上级对下级，最多也只能称之为器重”。“器重”意味着什么呢？“人家像看重可用之’’器’’一样地看重你呢”！作者因此发了一通议论：语言的方式体现的礼仪，“是与尊卑有序的封建制度结合在一起的”；今天，“这种制度和礼仪的躯壳虽然已被废弃，其文化的基因却在不经意间沿袭流传”。此文发表后没几天，即为《报刊文摘》转载，在社会上引起了共鸣。　　
　　这位作者的语言敏感，我是很有一点佩服的；但是对于他的结论，说句实话不敢苟同。不错，“器重”确实和“器”有关，可问题是，“尊重”的“尊”就不是器吗？《说文解字》早就告诉我们：“尊，酒器也。”“尊”也是器的一种。人际交往中经常用到敬酒这一礼节，“尊”才由名词义引申出动词义，于是有了敬重的意思。古人对器其实并不轻视。不是说“玉不琢，不成器”吗？“器”中就包含着圭璧之类的贵重物品。甚至，连鼎彝之类的权力象征物，也被称之为器——传国之重器。我们在夸奖一个人时，会说什么“必成大器”，或者“大器晚成”，这都和“器”的地位有关。　　
　　当然，在实际语言运用中，“尊重”和“器重”虽然都有一个“重”字，其词汇意义却是不同的。不过，这并不是什么“尊卑有别”，而是长期语用习惯形成的文字规则。“尊重”的对象是人格，是尊严，器重的对象则是才干，是能力。这是从不同角度对人的肯定。所以我说，尊重我，器重我，我都高兴。硬要把尊重和器重的词义差别说成是等级差别，把“尊重”视为用于领导的专利词语，这是不符合语言实际的。　　
　　十多年前，本人在办一份刊物时，曾收到一封读者来信，信中提出要改变一个字的写法，这个字便是家庭的“家”字。来信者认为，家是人居住的地方，怎么能让“豕”即猪在里面逍遥自在呢？说得重一点，是对人的亵渎；说得轻一点，至少是对环境的污染。这位读者大声疾呼：一定要把“豕”从家里赶出去！他建议“家”字可改写为“穴”，“让人猪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赶猪出门和视人为器，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众所周知，汉字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撩起汉字的面纱，可以发现远古时代的我们祖先的生活状态、思维特征、感情倾向、风俗习惯……这一切正是汉字文化学、汉字民俗学研究的内容。即以这个“家”字来说，不管“豕”是家庭驯养的，还是集体捕猎分配的，都是私有财产的一种标志，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我们怎么能够强作解人、弃之如敝屣呢？这不是把价值连城的先秦陶罐，一不顺眼摔成碎片了吗？如果这种思路能够成立，那么“奸”字从女，岂不是性别歧视？“思”字从心，岂不是违背科学？“灵”（靈）字从巫，岂不是宣扬邪术？“祝”字从示，岂不是崇奉鬼神？……呜呼！这样一来，汉字哪里还有活路！
　　这些年来，公开提出改字的似乎不多，评词论语的倒不乏其例。某地市政建设排出了“功臣榜”，当地报纸刊文指出“功臣”一词用得不妥，今天早已不是帝王时代，“功臣”从何说起？也有人针对“官教兵，兵教官”这类提法，认为部队干部不能称之为“官”，“要铲除人际称谓中的封建烙印”。笔者有位交往多年的朋友，在一篇杂文中提出要改造两个成语：一个是“传宗接代”，“宗”涉及宗法观念、宗法制度，让人有恍若隔世之感，主张改为宣传优生优育的“传种接代”；另一个是“唾手可得”，“唾”是不卫生、不文明的生活习惯，和当时正在宣传的“五讲四美”背道而驰，朋友力主改用“垂手可得”，既形象又通俗。　　
　　面对这些议论，不知怎么回事，总会让我联想到堂吉诃德向风车挑战。我承认语言是发展的，变化的，有些不合时宜的词语，确实也有淘汰或者改造的必要；但语言毕竟是历史的产物，难免会留下历史的胎记，怎么能够因噎废食呢？文字和词语说到底只是符号，其本初的含义和现代的运用并不是一回事。符号是可以旧瓶装新酒的。我们难道因为“轮船”随着技术的革新已经不用木轮，就不称其为“轮船”了吗？难道因为“铅笔”中装的是石墨而不是铅，就不称其为“铅笔”了吗？同样，“外公”“外婆”的称呼留有明显的宗法观念的痕迹，孩子也不必把他们也称为“爷爷”“奶奶”；“家长”一词不符合现代的民主意识，学校的“家长会”也不必改称为“爸爸妈妈会”。否则的话，将有多少词语被打入冷宫！不对，连“冷宫”这样的词语也是宫廷社会的产物，到时同样在封杀之列。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改字也好，评词也罢，如果不是基于深入的研究，而只是凭一已之好恶，一时之灵感，心血来潮地说上几句，那恐怕只能称之为“戏说”。

 （以下摘自4月9日《文汇报》 作者宋志坚）三十余年前，我的一位当过老八路的姑夫去世，我给一位长者写信时说到此事，且用了“逝世”这个字眼。这位长者回信，对姑夫的英年早逝表示遗憾与惋惜。我注意到，在他的回信中，“逝世”二字已由“去世”替代。因为，那个时候，“逝世”并不是谁都可以用的，不是相当一级的要人，只能称为“去世”，至于“反派”角色去世的新闻，一旦出现在媒体上，则是直言“某某人死了”。所以，我当时明显感觉到，这位长者在委婉地“纠正”着我的“用词不当”。

 二十余年前，我与北京的一位长者通话时，说到他也认识我的一位领导。

 我说，某某领导还是尊重我的。这位长者可能感到我用“尊重”二字有些不妥，于是就有“器重”二字脱口而出。显然，在这位长者看来，只有下级对上级，晚辈对长辈，方才能够称之为尊重，反之则不然，尤其是上级对下级，最多也只能称之为器重———君子用人如器，人家像看重可用之“器”一样地看重你呢！

 而我以为，“尊重”的对象，应是人的人格与尊严，而不是人的级别与权位。人与人之间应当互相尊重，说某某领导尊重我不见得就离谱。至于有人觉得受领导器重比受领导尊重来得实惠而宁要器重不要尊重的，则另当别论。

语言的方式体现着一种礼仪。只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这“礼仪”二字，是与尊卑有序封建制度结合在一起的。这种制度和礼仪的躯壳虽然已被废弃，其文化的基因却在不经意间沿袭流传，也往往在不经意间冒将出来。要清除尊卑有别的等级观念，尤须警惕这种可怕的无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