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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的诅咒

(2006-06-08 15:46:35)

资源的诅咒
 


  在经济学界,一直流传着一个名为“资源的诅咒”的理论。根据这个理论,那些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国家,其政治经济体制容易失去变革、创新的动力,被锁定在某种不自由、不发达的状态。托马斯·弗里德曼在美国《外交政策》2006年5/6月号上撰文,将“资源的诅咒”进一步概括为“石油政治学的第一定律”。

  在国际政治领域,石油历来都是受重视的,甚至还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石油主义”思维:用石油来解释国际政治领域的所有重大事变。尽管用石油解释一切的石油主义并不能令人信服,但石油确实是国际政治领域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则是没有争议的。那些拥有丰富石油资源的国家总是倾向于使用这一工具作为谈判筹码向对手施加压力。例如,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之所以不停地发出挑战性言词,主要的原因恐怕就是因为他手中有石油。伊朗总统内贾德之所以在核问题上不妥协,之所以不停地诅咒以色列,也与伊朗是世界主要产油国有关。在这里,石油资源似乎使这些国家获得了“诅咒”别国的资本。

  最近几年,国际油价持续上升,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从2000年的每桶20美元一路上升到2006年5月的每桶70美元以上。这给产油国带来了滚滚的财富,也给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提供了达至国家目标的筹码,油价高涨给许多国家带来了经济结构调整的压力,社会关系也因为油价没有尽头的上升而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紧张。目前国际关系领域中许多重要事件,都可追溯到石油价格的螺旋上升。正如1973年石油危机导致战后世界体系的重组一样,目前持续走高的油价,或许也将推进新的力量结构的形成。

  对于拥有丰富石油资源的国家来说,这种局面自然是于己有利的。但是,这些国家不应陶醉于眼前的滚滚红利而忘记了“资源的诅咒”。历史上,受“资源的诅咒”逻辑率支配的国家有着深刻的教训。

  1973年被著名的管理学家德鲁克称为现代世界的一个转折点。产油国的革命使石油价格从1974年的每桶14.34美元上升到1980年的33美元,在此期间,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事件,如1978-1979年的伊朗革命,1979年12月苏联侵入阿富汗,1980年两伊战争,第三世界债务急剧上升以及遍及世界的改革浪潮等。石油价格的成倍上涨给欧佩克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财富,石油收入从1972年的150亿美元上升到1980年的3000亿美元。但是,巨大的财富并没有使这些国家的经济结构变得更优,竞争力也没有明显提高。相反,那些受石油革命冲击最大的国家和地区,如日本、台湾、美国、香港等却完成了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再造。从这一强烈反差中,是否可以看出“资源的诅咒”在显灵呢?

  阿尔巴托夫在《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一书中提供了一个“资源的诅咒”的“苏联样本”。表面上看,苏联借1973年的中东“赎罪日战争”和欧佩克成立的机会大量出口石油,赚到了巨大的财富。但是,从天上掉下的这些财富也是有代价的,他写道:“主要由于石油财富突然从天上落到了我们手里,于是我们就冻结了把经济改革推向前进的尝试,并取消了研究科技革命问题的中央全会”,“西伯利亚的石油挽救了我国经济。而后来开始得出结论,这个财富同时又严重地破坏了我国经济,它使我们不可饶恕地丢失了许多时间,长久地推迟了已经成熟甚至过分成熟的改革”。当时的苏联从突然降临的石油财富中“找到了摆脱一切灾难的灵丹妙药”,而“没有一个人(包括我自己)懂得不是挣来的财富最容易使人腐败这句古老的谚语”。当苏联陶醉于石油财富时,欧美日等陷于危机的国家,却通过科技革命全面改造了生产体系,从而获得了竞争优势。1973年的石油革命给苏联带来的是繁荣,带给美国的则是滞涨和萧条。在阿尔巴托夫看来,正是突然降临的石油财富使苏联体制变得更加僵化,他虽然没有提到“资源的诅咒”,但无意中提供了“资源的诅咒”的一个经典案例,值得我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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