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奥会开幕式上，一只导盲犬引导着平亚丽完成了火炬传递，面对数万观众的欢呼，小狗旁若无人，只在临上台阶时，细心地回望了主人一眼。但令人们想不到的是，这只导盲犬曾差点命丧打狗队，在它们荣耀的背后，是生存的尴尬和艰难（9月10日《东南早报》）。

    相信残奥会开幕式上，那只温顺的导盲犬会博得无数观众的好感。然而，这只导盲犬差点命丧打狗队的冰冷幽默，让人们感到的不仅仅是导盲犬生存的尴尬，还有在我们现实的生活中，在维护多数人权益的各种地方政策面前，少数人的权益能否得到足够尊重的问题。

    打狗队是近年来地方政策中曝光率较高的一个词汇。之所以各地频频组建打狗队，按照许多地方的解释是，居民违法养狗过多，疯狗伤人事件频现，同时也包括狗粪会给城市环境造成污染等种种弊端。虽然治理狗患的方式过于简单和血腥，但政策的总体思路还是照顾了多数人免受烈狗伤人的权益，狗伤人事件因此确实大幅减少。

    我并不认为打狗令就是万恶不赦。在居民养狗观念还没有提高到足够的文明程度时，为了避免烈犬伤人，适当控制养狗规模，确实可以降低群众免受伤害的几率。作为公共政策的决策者，铁腕治理狗患并无不妥。但是，打狗决策事关许多人的公共权益，公共决策理当有一个充分酝酿和听取群众意见的过程，否则，仅凭少数人的臆想，又如何能够难免政策出台之日，便是漏洞百出之时？

    一个社会只有更加尊重少数人的权益，才能变得更加和谐与温馨。个人服从集体，少数服从多数，这是我们一直灌输教育的集体观念，在许多时候这种观念并没有错。但一个社会只有对少数人的权益保持足够尊重姿态，才可能最大限度避免多数人的暴政，才可能令那些处于社会边缘地带的小众群体，更大限度沐浴到政策的温情。

    一项政策是否人性化，是否最大努力兼顾更多人的利益，既取决于决策者的个人智慧，更关乎群众参与公共决策的力度，群众参与力度越大，决策的疏漏就可能越少。就眼下看来，绝大多数领导在决策时，也想尽可能兼顾更多人的利益，更大程度体现出政策的温情。试想，就算导盲犬在我国的出现还不到4年时间，在绝大多数地方也还是新鲜事物，如果各地的打狗政策事前充分征询了民意，也许我们就可以避免像这只导盲犬差点命丧打狗队的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