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大巴车继续往阳朔县城行驶，苏导游说：“早期的西街西段由于城墙围住，并不像今天这样直通公路边的碧莲峰下。要从西街出城须经过江西会馆对面一段小街叫西横街的折向正西门才行，所以说西横街实际上也是西街的组成部分。”

“后来，修了桂林至荔浦的公路后，为从西街方便出城便将城墙拆开一段成为公路，并在旁边修建有最早的汽车站。当时，为适应潮流，就把从东边直到西城边的一段改称西马路。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叫西街，只是文革期间因避忌‘西’字而改称东风路，取其‘东风压倒西风’之意，直到1982年才得以恢复旧名。”

“阳朔西街是中西文化在阳朔最早的接触和融合地。1920年左右基督教传入阳朔，由李绍庚夫妇主持传教，地点在西街东段一带租一间民房进行，有数十人入教。当时负责桂柳区段的英籍传教士陈法言等，经常路过阳朔，均到李绍庚家探访，并在西街江西会馆大门处把手风琴唱诗以吸引群众，进行布道，引得一街群众围观。所以说阳朔西街的群众是最早接触洋人的。”

“李绍庚夫妇早年就读于梧州建道学堂，梧州建道学堂是香港建道神学院在梧州设立的学校。李绍庚夫妇业后到各地传教和教书为业，30年代始定居阳朔，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国抗日战争爆发，沦陷区难民纷纷南逃。当时广西政府成立了‘难民赈济委员会’，阳朔也相应设立了分支机构。李先生出于教义博爱之心，积极参与赈济工作，负责难民收容事宜。一天，在难民登记册上发现有来自上海商务印书馆的英文校对马泽生。李先生念及国难之际，有用人才沦为难民，实为可悲可惜。通过面谈，请其为家庭老师，为自己子女教授英语，解决其生活问题。当时西街一些商号老板闻讯后也将子女送来学习。因求教人数逐步增多，家中容纳不下，马泽生先生遂将课堂迁往广东会馆继续教学。使用的课本为正中书局出版，当时桂林中学普遍采用此书。这就是阳朔有史以来第一个英语学习班。学习班有一个叫李春茂的学生英文进步很快，不久便用英文为西街上的‘西林照相馆’设计了中英文的广告牌，受到称赞，可以算得上是西街的第一块英文招牌了。”

“国民政府南京中央研究院部分机构也南迁到达阳朔，大部分入驻西街尽头体育场后的中山纪念堂，继续从事研究工作，其中有历史及生物所的研究人员，他们的文化层次很高，也非常爱好体育运动，经常与当地群众举行篮球、足球演练和比赛。”

“另外一个南迁到达阳朔的群体是国民政府军官外语补习班。该班为国民政府培训驻外武官和军事代表及翻译人员而设，有英、法、德、日、俄五个语种。老师以中国人为主，也聘有部分外籍人员任教。我国著名科学家李四光、竺可祯都曾到外语班作演讲和授课。一时间碧莲峰下、西街处处外语声声，另有一番景象。外语班在阳朔开办约半年，后迁往重庆，抗战胜利后迁回南京。”

“除此之外，随迁到阳朔的尚有‘敌国人民收容所’，他们是德、日、意等国侨民。驻桂林的美英盟军人员也经常到阳朔来，西街成了多国人员的集散地。当时的阳朔县城由2500多人猛增至一万多人，人员纷杂，语言南腔北调、中西合璧。这是阳朔西街在历史上曾经最辉煌的时期。”

“当时到阳朔的各界名人有何香凝女士、宋哲元将军、柳亚子、郭沫若、茅盾等一大批革命人士及文化名人。艺术大师张大千、徐悲鸿、齐白石、黄宾虹都在西街住过，他们都创作了以阳朔和漓江为题材的绘画作品。”

“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到阳朔游览时，在西街与一叫陈家晃的小学生亲切交谈并合影留念，当时传媒誉为‘爱国华侨与祖国同胞相聚，陈陈一家巧遇朔城相亲’，为西街增添了一段佳话。”

“新中国成立后，中苏关系处于良好阶段。50年代中期，一些援华的苏联及东欧国家的专家不时也到阳朔游览，这是解放后最早到阳朔的外国人。当时苏联的著名油画家马克西莫夫以及一些摄影家都到过阳朔。苏联的《鳄鱼》画报及《苏联画报》等刊物都发表有阳朔东门码头及西街街景的美术作品和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