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在我们通行的正式党史军史之中，都采用了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的说法。但根据当时强渡大渡河的指挥员杨得志，在其1982年发表的《强渡大渡河的红军勇士是多少个》的文章之中，强渡大渡河的应该是十八勇士，那么究竟是十七勇士还是十八勇士？

1935年5月，长征中的中央红军在渡过了金沙江之后，从四川会理地区继续北进。此时蒋介石指挥10多万国民党军南攻北堵，企图利用大渡河的天险屏障，围歼中央红军于大渡河地区。

为了挫败国民党的企图，中央红军迅速北进，以刘伯承为司令员、聂荣臻为政委的红军先遣队，决定在国民党军队防守的薄弱地带，强渡天险大渡河。5月23日晚，红1军团先遣队第1师第1团急行军80公里，先期抵达了大渡河右岸的安顺场，并隐蔽于附近的山头。

孙继先（1911-1990）：山东曹县人，1955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90年4月病逝。

当晚，红一团1营在营长孙继先的率领下，出其不意地攻占了安顺场渡口，随即组织突击队，准备实施强渡大渡河。不想此时正值洪水暴涨，大渡河水深流急，渡口的水面已宽达300米，而且河对岸还有国民党军队的严密防守。

当然，困难还远不止这些，没有渡船才是最大的难题。因为此前国民党军队已经将附近的船只都搜走了，红一团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一只渡船。但是一只渡船装不了多少人，所以就必须组织一支强悍的渡河突击队（当时被称为奋勇队），而挑选渡河突击队员的任务，也落到了营长孙继先的身上。

营长孙继先亲自从2连挑选了十七位勇士：2连连长熊上林、2排排长罗会明，3班班长刘长发、副班长张表克，战士张桂成、萧汉尧、王华亭、廖洪山、赖秋发、曾先吉，4班班长郭世苍、副班长张成球，战士萧桂兰、朱祥云、谢良明、丁流民、陈万清。

一支英雄的渡河奋勇队组成了，2连连长熊上林任渡河奋勇队队长。孙继先营长为准备夺取渡口对岸阵地，掩护后续部队渡河的十七勇士配备了强大的火力，十七位勇士，每人一把大刀，一支冲锋枪，一支短枪、五、六个手榴弹，还有作业工具。

1935年5月24日上午9时，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团第1师第1团第一营2连的十七位勇士，乘着仅有的一只渡船，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顶着急流险浪驶向了对岸。

因为水深流急，渡船被冲向下游数百米处才靠岸。渡船刚刚靠近浅滩，十七位勇士便迅速登岸，攻占了沿河工事，控制了渡口。随后，十七位勇士又与第二批渡河的红军击溃了国民党的守军，为后续部队打开了渡河的道路。

长久以来，在我们通行的正式党史军史之中，一直都称是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其依据就是第186期《战士报》的原始文件。在这期报纸上，就有“十七个红色英雄冒险渡河，即将河两岸敌人全部击溃”的记载，并刊登了十七勇士的名字。

1936年9月，十七勇士的大部分成员，接受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采访，他们强渡大渡河的壮举，被斯诺写入了其《西行漫记》之中。新中国成立之后，十七勇士的英名也被收入了《中国大百科全书》，从此，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广为世人传诵。

作为当时强渡大渡河的指挥员的红1团团长杨得志，在其1982年发表的《强渡大渡河的红军勇士是多少个》文章之中，非常详细地记录了这一段历史：

“我们挑选了17名同志组成奋勇队，分两次强渡，第一船由连长熊上林带队，过9人，第二船由营长孙继先同志带队，我在第三船上。我们可以把奋勇队的17位同志称为勇士，若把当时的营长孙继先同志算进去，称18勇士也没有错”。

究竟是十七勇士还是十八勇士，分歧在于算不算渡河一线的指挥员孙继先。

在不少描述强渡大渡河的读物和影视作品之中，都说十七勇士全部登上木船，在几名船工的帮助下，冒着敌人的炮火冲向对岸。

事实是十七位勇士是分两次强渡大渡河的，原本计划是让十七位勇士乘船一次渡河，但由于河水暴涨，一条小船难以承载十七位勇士，所以临时决定小船往返分两次运载。

作为强渡大渡河的一线指挥员，孙继先早在1957年《星火燎原》第三集发表的《强渡大渡河》的回忆文章之中，就曾说明了十七勇士是分两次渡河的。

当第一船返航之后，孙继先营长就在河边指挥，便临时决定上了第二条船，带领剩下的8名队员过了河。

孙继先作为强渡大渡河的一线指挥员，不但要指挥渡河，同时还担负着指挥部队掩护奋勇队的任务，他并不在渡河奋勇队的名单之内，所以人们在谈及红军强渡大渡河的时候，往往都会称十七勇士。

据孙继先将军之子孙东生回忆，父亲在世时，他曾多次问起强渡大渡河之事，父亲总是这样回答：“强渡大渡河的战斗经过，我的回忆录中已经阐述清楚，至于自己算不算勇士，没有必要争论。革命战争中无数先烈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有些同志牺牲后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我们这些幸存者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应该说，在长征路上英勇战斗的红军战士，人人都是英雄，个个都是勇士。”